前趙紫陽祕書鮑彤

此時此刻，我想起了蔣彥永醫生。我想向他高聲道謝，感謝他向人大和政協提出了分量極重、非同尋常的建議。可是電話不通。也許因爲我沒有打電話的權利，也許因爲蔣醫生沒有接我的電話的權利，──我不知道。

此時此刻，我也想起了人大的正副委員長們和政協的正副主席們。我不知道他們的人權充分不充分，不知道他們中間哪幾位才有權讀得到蔣醫生寄給他們的信的原文；不知道他們中間的哪一位，有權用自己的筆，給蔣醫生寫一封回信，表示贊成或者反對。

此時此刻，我想起了趙紫陽先生。二十多年前，他和大家一起，披荊斬棘，開闢了經濟改革之路，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初步方案。接着是1989年，他拒絕用軍隊鎮壓學生和市民，力主 "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他因此受到民衆敬重，也因此被官方剝奪了公民權利。他有權打電話、接電話嗎？有權不經監視者同意自行和親友見面嗎？有權到街頭散步嗎？在北洋軍閥統治下，在中國人權最糟的時候，人們尚且有權"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趙紫陽現在有嗎？此時此刻，趙紫陽先生的人權在哪裏？請注意，現在正當我國人權"最好"的時候！

中國特色真是不可思議。我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決定被押進監獄的，兩年後才由公安機關補辦了一個"依法逮捕"的手續 。1989年，國務院在向人大常委所作的關於"平暴"報告中列舉的關於鮑彤的各項罪行，都是國務院捏造的；在偵查和審訊過程中，檢察院和法院非但不能"證實"這些指控，而且不敢重提這些謊言。這就足以證明：以李鵬爲總理的國務院，欺騙了人大常委，誣告了公民鮑彤。（這件事說來話長。）後來，"刑滿釋放" ，我出獄了，至今八年。

第一年，黨和政府公然指示公安機關把我非法軟禁了十一個月。接下來的七年，我被允許回家了，但七年如一日，一直受監視。直接執行夜以繼日的監視任務的，至少有二十多位國家公務員，他們身強力壯，裝備精良，舉止有禮，但也有 "動手" 的紀錄。那天，我們進城，這些自稱"代表政府"、 "代表黨" 的人，通過步話機請示，根據上級的命令，先把我七十歲的有心臟病的妻子推倒在地，接着將我一人塞進他們車中，揚長而去，拉回城外。我向派出所、公安局、公安部、國務院、以及國家主席江澤民報警。他們有權四年保持沈默，我的控訴石沈大海，也許因爲四年前的中國人權尚未到達"最好時期"。現在好了，四年後的今天，"人大" 把"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莊嚴條款載入憲法，但是恰恰從本屆"人大"開始，作爲中國公民，我又失去了打電話、上互聯網、與社會交流的權利。這是什麼？這是開倒車。我的人權狀況，2004年比2003年更糟（2003年開"人大" ，我可以通電話，可以上網），甚至比1998、1999年更糟（那些年頭，在"人大"開會期間，雖然我家電話和網路照例被卡斷，但會議結束後，通話和上網總能立即恢復正常）。現在"人大"老早已經大功告成，我家的電話和電腦依舊形同虛設。

打電話和上網，同看報、聽廣播、進圖書館、上公共食堂、坐地鐵一樣，都是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政府機關應該爲全體老百姓提供方便，不應該對任何公民設置障礙。有計劃有領導地和一部分公民過不去，干擾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叫"以民爲本"嗎？算得上處在人權"最好"時期嗎？能同WTO接軌嗎？辦得好奧運會嗎？爲了非法剝奪一個公民的人權，不惜給憲法和國家抹黑。我知道，我只是許許多多受到這種非法剝奪待遇的人中間的一個。這種事情，我但願這樣去理解：想必是有人"揹着"黨和政府做的，想必不是"代表 "黨和政府做的──你聽，黨的喉舌正在遍告全世界：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最好"的時候。

官權（黨權）和民權不是一回事。在中國，民權經常是受官權侵害和蹂躪的物件。民權掃地，往往由於官府的權力惡性膨脹。官府的自我感覺"好"，人權狀況未必"好" 。

中國的人權狀況，應該由成年累月在漫漫上訪路上爲維護自己的權益而奔走的"上訪者"們判斷；應該由因揭露官場腐敗而被判"犯罪"的律師們判斷；應該由因維護公民權而鋃鐺入獄的公民們判斷；應該由獄中的政治犯、言論犯、思想犯和在獄外受當局非法軟禁和折磨的"異議人士"判斷；應該由天安門受難者和他們的兄弟姐妹、父母妻子來判斷。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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