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過去整整十五年了。十五年，比十年浩劫還多五年，再過一年就是兩個抗戰！我們的後代子孫將怎樣看待過去這十五年啊？總有一天，他們會質問我們：既然當初你們都參與過，激動過，哭泣過，憤怒過，你們怎麼還能選擇沈默，選擇遺忘，甚至，選擇背叛？而且，長達十五年，很可能，還不止十五年！

恐懼。是的，是恐懼壓倒了良知。其實，承認自己是出於恐懼才不敢講真話，這本身就幾乎算得上一種勇敢。最糟糕的是，很多人不會承認自己恐懼。他們聲稱他們有了「新的認識」。他們在私下裏會對你說，「六四」開槍當然是錯的，「六四」的案子當然該平反；但現在還不能平反，現在平反會危害穩定。蔣醫師的上書不會觸動他們的良知，相反，他們還對蔣醫師的做法不以爲然。

這就涉及到一個古老而深刻的問題：在人類歷史上，爲何會有大規模的、有組織的、通常是以國家名義進行的罪惡發生，這些罪惡爲何還能長期持續？參與這種犯罪的人很多，單獨地看，其中不少人並不是天生的罪犯或惡棍，既不昏庸也不殘忍；但正是由於他們的參與和維護，那些可怕的罪行才能發生，才能持續。心理學告訴我們，人在做壞事的時候，必須要把自己的行爲合理化，不只是爲了欺人，更是爲了自欺。

韋君宜在《思痛錄》裏寫到這樣一件事：「四人幫」垮臺後，韋君宜以工作組成員的身份下到某縣調查，發現有兩起人命案，一個是被打死，一個是被逼自殺，一望而知是冤案。然而，當他們試圖改正時卻遇到想像不到的阻力。地委明知是冤案，但就是不肯改正。幸虧當年中央正在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這兩個案子好歹有所「糾正」，不過只是輕描淡寫，根本談不上伸張正義，而對製造冤案的縣委彭書記也沒有進行應有的懲罰。

韋君宜寫道：就這樣，「白死的人命，沒法再追究，甚至無權再追究。我懂得了這一點。那個地委這樣處理，也有他們的道理，並非袒護彭書記。『如果都要追究起來，事情怎麼辦呢？一個地區的事，壓下葫蘆起來瓢，十幾年前的冤案都拿出來翻騰，局面不整個兒都亂啦？』這是過了幾年之後，一位經常下去的紀檢委員勸說啓發我的話。她認爲一個記者這樣做就是想把局面搞亂，有罪。她的話使我越想越覺得有理，同時越想我越睡不着覺。」

韋君宜發現，那些堅持維護冤假錯案的人竟然也有他們的「道理」。正因爲案子是冤的、假的、錯的，正因爲冤假錯案是那麼嚴重，那麼普遍，所以不能翻，一翻就把「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給搞亂了。所以，那些踐踏正義、製造冤案的人可以原諒，那些要求伸張正義、平反冤案的人才是害羣之馬，必須嚴加懲處。於是有很多人，就象那位紀檢委員那樣，以穩定大局爲名，爲虎作倀，助紂爲虐，反倒理直氣壯（？！）。韋君宜終於懂得了這番「道理」，她那貧乏的理性（這必須歸功於黨國的多年教育）甚至無法對這套邪惡的道理進行有力的反駁，只是出於不死的良知，她不能像那位紀檢委員那樣心安理得還自鳴得意。她「越想越睡不着覺」：難道說爲了穩定大局就必須明知是罪惡還要維護，明知是真理還要壓制，明知是人命關天卻還要摧殘屠戮，毫不猶豫？

十五年來，一直有人對我們說，「六四」終歸是要平反的，但是需要多等一等，需要等到合適的時機。照他們看來，亡靈的死不瞑目，母親的淚眼哭幹，多少志士仁人的被監禁被流放、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些苦難都無足輕重，它們可以、而且也應該拖得更長更久，否則對大局不利（？）。然而十五年來，人們看到的是，那個所謂「合適的時機」並沒有向我們走近，反而離開我們更遠。「六四」的舊債未還，又欠下了法輪功的新債，還有民間組黨人士和網路作家的逮捕入獄，拆遷戶被逼自焚，民工遭活活打死，以及成千上萬的農民和下崗工人受盡欺凌。「六四」之後這十五年，政府暴力犯罪惡性增長。這決不僅僅是極少數專制暴君及其鷹犬的責任，那些以維護穩定爲名而容忍暴行者難辭其咎。他們未必屬於壞人惡人，但是在那套邪惡理論武裝下，他們表現得比普通的壞人惡人還要冷血還要殘忍。普通的壞人惡人偶爾還有良心發現的時候，唯有那些用邪惡理論武裝起來的人不會受到良心的責備，因爲他們的良心已經被那套邪惡理論扭曲和變形。

剝除邪惡理論的遮蔽，讓良知發出聲音。

轉自《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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