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飞机已经著陆了，严峻考验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北京海关。

排队等候之时，那种熟悉的恐惧感又急速升上来。轮到我的时候，我的心噗通、噗通地彷佛就要从胸口跳出来。海关官员把我的资料输入电脑，没有问任何问题就叫我通过。我松了一口气，但仍处于一种惊讶之中：这简直太容易了。我拿了行李，搭计程车离开了机场。

在去酒店的路上，我看到三名警察一前两后迅速地向一座楼跑去。我想：「他们肯定是要去抓人。」仅仅是看到他们的身影，就已让我产生了寒风刺骨的感觉。

我在北京南边找到了一间便宜的旅馆。进入房间后，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感到有点孤独和无所事事。我在房间里兜了一下，看看浴室，望望窗外，漫无目的地在小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才意识到自己内心有些不舒服。我再次坐下整理自己的思绪。

我过去一直想知道，如果有一天我到了中国，和如此之多的学员们在一起会是什么感觉？我记得我生平第一次去参加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的情景。那是一九九九年二月，会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举行。学员们的发言打动了我的心。他们真正是在牺牲他们个人的利益捍卫高德大法真、善、忍。他们在交流中讲述了他们是如何能够承受生活中的苦与磨难，使心灵升华到更高尚、更慈悲的境界，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到过加州理工学院校园。美丽的大喷泉、优雅的庭院随处可见。在这种环境中，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日子里，和这么多美好的人们在一起，我真的像在「人间天堂」一样。而现在，我身处中国──这个国家是法轮大法首次公开传出的地方，迅速传入数百万、数千万人们的心扉。这个拥有庞大学员人数的国家，现在竟然在街上见不到一名大法同修。即使他们想要见我，我也不会让他们冒此危险。我担心我被允许进入这个国家的唯一原因，是想把我当作诱饵，以便当局找到藏起来的当地法轮功学员。

到二○○一年十一月，这场迫害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学员们正遭到搜捕。他们继续坚持做传单，到街上发给人们，让他们知道这场迫害根本就是毫无道理的，是一场对无辜人们的邪恶迫害。这使当局加紧了铲除法轮功的活动，形势非常险峻。被抓到的学员如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就一定要遭到毒打、酷刑折磨、甚至会被虐杀。

我想到来北京的目的，思想更加清晰。尽管因时差而产生的疲倦感使我非常想躺在床上，但我不能休息。我要在到达的第二日和乔尔在长城会面，所以要先熟悉一下地方，第二天才不会走错路。我带著地图，下楼去租自行车。

这位租车女孩很温柔、很甜，和她交谈很愉快，直到她说出租车的价钱：四百元。
「四百元？！四百元太贵了。」我说。
租车女孩甜美地：「不贵……」
「噢，贵了，贵了。」
依旧甜美地：「不贵，不贵，不贵。」
「五十元！」
仍然甜美地：「不行，不行，不行。」
我心想：「为什么她仍然保持著微笑和彬彬有礼？」接著，她解释说当我还回自行车后会退还四百元钱。我恍然大悟：「噢……是押金，好吧。」

我真是感到不好意思，尤其是当她告诉我租金实际上是四元，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因为她本来可以收我五十元的。

天安门广场是第一站。熟悉广场是我首要任务，长途公共汽车站距离那里不远，骑车则更快。

此时，我为要进行一次休闲旅游而兴奋，但是我的恐惧感并未消失。我骑上自行车，脸上挂著傻笑，膝盖却颤抖得很厉害，以至于几乎踩不动脚蹬子，差点儿从车上摔下来。旅馆门口那儿有一个穿制服的人在守卫，当我骑车穿过前院时，那守卫捂著肚子几乎笑弯了腰。我没有感到尴尬，反而松了一口气──他不知道我是谁，以及我到那里的目的，他看我时没有那些穿制服的警察抓人时所显示出的那种恶狠狠的表情，看来他没有想抓我。我骑著车，沿路向每一个人送上笑脸。我的样子肯定傻乎乎的，很可笑，但是我不在乎。此时我的膝盖已不再颤抖。

天安门广场很安静，游客们漫步说笑著。孩子们在放风筝，还有人在踢球，或欢快地四周跑著。他们看来很快乐，但我也禁不住为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的笑声转瞬即逝。由于他们国家当权者的邪恶，使得法轮大法的神奇对他们来说还都是一个谜。他们浑然不知他们心爱的国家正在经历著一场劫难。

游罢天安门广场，沿街找到去长城的公共汽车总站后，我就决定回旅馆。由于走迷了路，一个半小时后，才回到旅馆，此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我还没开始制作明天去长城悬挂的条幅呢。我把母亲给我的黄色枕套儿沿著缝合处撕开，这就是一块很好的条幅卷儿了，大约一点五英尺宽，四点五英尺长。我考虑到既然我是在中国，最好把条幅做成一个卷轴，从上至下写上字。落笔时我感到很紧张。多伦多同修教我写中文字还是一年多前的事了，虽然学过，但并不意味著我可以写得好。真的不容易。

在我修炼早期，我在多伦多的同修给予了我极大的宽容和忍耐。那时我是一个非常好动的小伙子。一些人甚至怀疑我是否有足够清醒的头脑进行修炼。有时，在参加超过二十人的集体学法时，我会突然想到一些滑稽的事情，接著就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然后不做任何解释，又恢复正常，继续安静地读起书来。他们为此而莫名其妙。还有的时候，我贪玩的性格又回来了。在一次健康博览会上，我甚至当著一名丈夫的面，向他的妻子搔痒。我知道对中国人来说，你甚至不小心碰到一名妇女也是不可以的，何况这在加拿大也是不好的行为。但是，他们看到我内心真的想要修炼法轮大法，于是容忍了我那野性的行为，以善和忍来对待我。我从内心感谢他们所有的人。

几名中国学员花了那么多时间和我在一起交流，自然而然，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有关中国文化的美好。他们讲述了中国人如何看待生活中的事物，告诉我历史英雄豪杰的故事，谈论歌曲和美味佳肴。中国文化中最让我喜欢的事情之一，是他们称呼比他们年轻或年长或年龄相近的人们叫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如果一个人明显比他们年长很多，他们就称呼叔叔、阿姨，再老些就称为爷爷、奶奶。我加入的是一个大家庭。他们与我所司空见惯的事物迥然不同。尽管我非常外向，行为举止也非常西式，但我感到我与中国人是一家。和我的新的中国朋友们在一起说笑和学习，是那么有趣又能增长见识。多少次，即使没有翻译，我也会与他们坐在一起几个小时，因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感觉是那么好。渐渐地，我了解了越来越多，最后我决定学习中文。

一些中国学员出于善心开始教我。我要他们严格地要求我的发音，他们当然这样做了。英文发音一般是通过嘴型的变动来发出声音，而中国语言则是以四声来发音，每一声都代表不同的意思。这些音我从来都没有发过，甚至在讲乌克兰文（我的祖先是乌克兰人，所以我学过一点乌克兰文）时也未遇到过。连续练习发音一个小时后，我的大脑某些部位由于发这些音节而震动起来，于是我会像喝多了酒一样傻笑或大笑不止。整个学习过程中，我和我的中文老师像孩子一样地轻松说笑。后来虽然我暂时停止了学习，但从未忘记基本发音方法。中国文化也已在我的心中生了根。

现在，关键时刻到了。以这支一点三英尺的笔和我妈妈的枕头套，我只有一次机会，只能写好不能写坏。有传言说中国旅馆里面有摄影机，这自然对我敏感的心犹如雪上加霜。我不信任镜子，所以我感到唯一比较安全的地方就在门前的地上。经过一个半小时平静的工作，我做成了。我把条幅从地上拿起来，欣赏地点了一下头，然后挂起来晾干。当我的目光落到门前的地毯上时，我惊讶得张大了嘴，眼珠都快瞪出来了：只见「法轮大法好」几个中文字已经浸入了地毯。我慌忙跑进浴室，抓起一块肥皂慌乱地在地毯上搓，肥皂变成了红色。我迅速脱下衬衫去吸墨水，然后跪在走道上迅速而使劲地擦著。还好，都擦掉了。事实上，由于我擦得太卖力，以至于门前这部分地毯比屋内其他地方的地毯要干净了许多。

这时，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我的身体、精神和情绪都已很疲惫。尽管我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思想和情绪上的波动，我还是一步步地完成了我需要做的事情。当我最后躺下，阖上双眼时，我感到一种宁静。

可是，很快我就感到恐惧心在抓紧一切机会向我袭来，动摇我，让我情绪低落，但我必须咬牙挺住──我不能退缩。我必须帮助中国人民看到他们在他们的国家里看不到的事情：一名西方法轮大法学员。仅仅让他们看到我的面孔是不够的，我还要让他们看到我的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