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大紀元記者明尼蘇達報導，法輪功發言人張而平就法輪功問題和與會者進行了諸多探討。他指出，政府掌控下的媒體在法輪功的鎮壓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謊言歪曲，栽贓陷害，真相封鎖，使本來就每況愈下的中國新聞道德全面淪喪。

鎮壓之前，中國政府對法輪功扶持了8年，因爲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曾經作爲一項羣衆性的體育活動被國家體委廣泛推廣，電視，報紙，廣播，各項褒獎，可以說應有盡有，很多國家機關都組織過大家學習法輪功，張而平先生就是在回國探親時在某外事部門學的法輪功。甚至在海外，中國領事館也曾協助舉辦過法輪功的學習班或經驗交流會，當時法輪功是作爲值得驕傲的中國傳統文化來宣傳的。

八年後，這場鎮壓的前奏曲4.25 就是從媒體的謊言歪曲開始的，在法輪功學員善意講明情況後，本來問題已得到了澄清和解決，然而遵照上面的指示警察打了學員也抓走了一些學員。後來的4.25 萬人上訪就是要求政府給與最基本的煉功權利。朱鎔基總理的理智處理使法輪功學員平靜地離開，從而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

然而，江澤民卻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以一票壓倒多票作出了鎮壓法輪功的錯誤決定。硬是把這羣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不問政治的草根羣衆推向了政府的對立面。有的與會者披露，4.25 的發生只是表面的現象，導火索本身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江澤民在4.25之前就已經打算消滅法輪功，那麼一切表象只不過是鎮壓實施的藉口和步驟。事實上，法輪功在4.25 之前就已受到騷擾， 98年下半年就已被內定爲邪教，這場鎮壓不是偶然的。

中國媒體中所有的醜陋都在這場鎮壓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發揮，天安門自焚案可以說是中國媒體的「傑作」了，割開了喉管還可以說話唱歌，人都燒焦了裝汽油的塑料瓶卻完好無損，身上燒著火的王進東不是因疼痛狂奔而是靜靜打坐。國際人權組織經過對中央電視臺原自焚腳本的技術分析表明劉春齡是被當場打死的。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菲□普-潘，事發後親自到劉春齡的家鄉河南開封去調查，發現劉春齡母女從來沒練過法輪功，美國華盛頓郵報對此作了詳細報導。最近，新唐人電視臺出品的《僞火》獲美國哥倫比亞電影節榮譽獎。《僞火》對天安門自焚作了詳細的分析。

張而平說，自焚案一開始我們就呼籲國外記者能對此案作獨立的追蹤報導。很多記者也表示，如果自焚案是真的，他們可以替中國政府做宣傳，中國政府應該支持西方記者採訪報導。然而，中共當局心虛只許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臺有權採訪報導。也有的與會者認爲，不管自焚的是誰和原因何在，首先應該受到批評的是政府。

張而平還指出，中國在海外媒體的滲透在鎮壓法輪功後尤爲明顯，這種滲透嚴重影響了海外媒體應有的新聞自由的氣氛，受經濟利益的影響和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很多海外的中文媒體不敢公正報導法輪功的情況和其他敏感話題，經常受到騷擾，有的甚至被買通，刊登中國政府誣衊法輪功的文章。這對海外中文媒體的良性發展十分不利。

此外，張而平還就一些大家感興趣的法輪功問題作了解答。多數與會者認爲，當看到一個集權政府對如此和平的普通煉功者進行鎮壓時，是否能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和提出批評的意見是一個最基本的道德問題。長達四年之久，法輪功能夠以如此和平忍耐非暴力的方式，抵制這場迫害，這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

有數十人蔘加了這次研討會，他們中有教授，學生，有博士，有工程師，也有記者，大家討論熱烈，爲能參加這樣完全自由公開的研討會而感到高興，因爲這在中國大陸幾乎是不可能的。

龔小夏博士在談到媒體的真實性問題時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專制的社會里，從上到下人們在公共場合都在演戲都在說假話，朋友私下才可以談一些真話，這十分危險和令人擔憂，因爲整個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基礎因此而被遺漏掉了，這是國家的致命傷。而作爲新聞從業者而言，在專制政權下如仍能保持應有的新聞道德，需要有相當的勇氣和付出巨大的代價，但也是令人敬佩的。

關於中國目前新聞自由的現狀，龔小夏博士認爲，中國現在有一種新聞自由的假象，因爲表面媒體上消息流通量很大，國外有甚麼醜聞國內有甚麼醜聞，各種大事小事似乎應有盡有，但是這不是新聞自由的根本，信息本身是否全面公正和真實是至關重要的，而中國新聞的扭曲報導和情緒煽動十分嚴重，這在911 和伊拉克戰爭的報導上表現尤爲突出。很多不實的報導甚至是生動活潑的，個人的故事，現身說法，這對整個民衆的欺騙性和影響力是極其巨大的，天天泡在那樣的環境中幾乎人人都難以逃脫其影響。

龔小夏博士還就最近中國媒體市場化的改革談了自己的觀點。有些西方學者和部份中國人認爲中國媒體市場化和走向民營必將成爲中國新聞自由的重要一步，但她認爲，媒體市場化是否能帶來新聞自由關鍵還要看言論批評和發表異見的基本權利是否不受限制。就中國的現狀而言，中國的媒體一直直接受制於中宣部這個最有權力的黨的獨立機構，而不是各級政府，如果媒體的報導不符合中宣部下達的統一口徑，中宣部可以直接干預媒體的運作，從撤換主編總編到開除記者，甚至勒令關閉。

那麼中宣部對媒體的直接控制是否會隨媒體的市場化而消失呢？顯然不會，市場化的動機是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而不是修改體制放開對媒體的控制。既然如此，那麼新聞市場化某種程度上會導致更有效的新聞控制，因爲媒體要盈利要生存，第一個動機就是如何在遵守所有宣傳口徑的前提下，以更多的花樣，更生動活潑和吸引人的方式迎合黨的要求和民衆的心理，這樣黨和市場的雙重壓力會把媒體推向黨需要的軌道。

這可能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傾向。例如關於煤礦爆炸的報導，幾乎所有媒體都報的是政府如何關心羣衆。極少媒體敢提出批評意見。再比如，中國媒體在對伊拉克戰爭的報導上，既在迎合政府也在迎合中國人在專制政權中培養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扭曲的愛國情緒等。總之媒體爲求生存，道德在其中的份量會被淡忘，而政府的口徑還是第一優先的考慮。因此新聞市場化不能等同於新聞自由。

當有人提及新聞自由到底有多重要時，龔小夏博士風趣地說，想一想做人腦袋有多重要吧，新聞自由也同樣的重要，這就像人離不開吃飯說話一樣。

一位早期曾任明大學生學者聯誼會主席的先生表示，新聞自由是十分廣泛的，不但是消息流通的自由還要有對國家大事方針政策有評論和批評的自由。但中國的新聞自由目前只能站在很低的基點上去談，因爲連消息的自由和知情的自由都沒有時，談何評論國家大事，我們要求的不光是能夠報導克林頓的醜聞，而是說像反對和批評鎮壓法輪功這樣的聲音也能表達出來。

明尼蘇達大學的張教授指出，真正的新聞自由是記者在作新聞報導時沒有恐懼的威脅，美國的新聞自由是受憲法保護的，政府和新聞界之間是平起的關係，但中國的憲法指出全中國人民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這決定了政府在上，新聞界在下。記者不可能毫無恐懼地去批評國家領導人。

還有與會者表示，中國媒體市場化的確帶來一些弊病，很多人爲了眼前的經濟利益，發表的很多東西都是西方社會中最不好最膚淺的東西，但這些東西受到某種程度的鼓勵，當年輕人把精力放在這些方面時，無疑是一種干擾，使之不能認真思考對生命和社會重要的問題。

在談到法輪功問題時龔小夏博士說，政府的無能加殘暴不可原諒。在法輪功的問題上又搞人人過關，這和文革是一樣的。有人說，中國的網絡封鎖已達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最近的新規定指出，中國電信部門會儲存三個月的手機信息，36個關於法輪功的關鍵詞組合全是封鎖的。

這次研討會上，大家討論熱烈，雖然對當前中國的新聞媒體提出了很多批評意見，但也期望海外的媒體和新聞從業者能對推動中國的新聞自由作出一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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