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薩斯之後中國新聞狀況沒有任何好轉

除了第二位不願意表態的資深記者（匿名二），其他三位對中國非典之後中國新聞狀況有所改善的說法，都持否定態度。原《北京日報》記者候傑先生是這樣說：

候傑：「我覺得並沒有怎麼好轉。只是由於張文康那個問題嘛，羣衆的反響比較大，政府一再強調『公開化』，在表面的文章上做的不像以前那樣壓的比較厲害了。但其他方面我沒有發現有什麼開放、鬆動的跡象。」

前《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高瑜女士也認爲：非典的衝擊只不過導致兩位高官下臺，而官方對新聞自由的控制絲毫沒有鬆動：

北明：「……在非典衝擊之後有所進步，您認爲如何？」

高瑜：「我認爲這個看法是不正確的。」

北明：「爲什麼這麼說？」

高瑜：「因爲非典衝擊當時只是把官僚罷免了。給人的印象好象從此以後就可以說真話了。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爲根本就沒有改變中國媒體不能公開報道真實這種狀況。」

第三位接受採訪人、不願意透露姓名和身份的前中國重要報紙副總編輯對同樣的問題，與前兩位接受採訪的報人持同樣看法：

北明：「……您對此有什麼評論？」

匿名（一）：「（這種看法）看不出有什麼根據，沒有根據呀！」

北明：「爲什麼這麼說？」

匿名（一）：「因爲它不是那麼回事，它沒有嘛。現在並沒有什麼很好的改變嘛，沒有。」

北明：「不過據海外媒體報道，在薩斯以後，秋季可能復發之前，政府有關部門改變了地方上報薩斯情況的程序。就是過去是一級一級往上報，現在能夠直接向中央報了。這個情況您聽說過嗎？」

高瑜：「這個我沒有聽說過，我知道好象是任何醫院、任何報社都沒有公開報道薩斯疫情的這種權力。而且，每個醫院的疫情，好象它也不能公開對外講。」

高瑜指出，中國有很多記者可以部分地了解真實情況，但是由於對採訪對象、報道內容的嚴格審查制度，真實情況無法通過報紙見諸社會。

高瑜：「你要採訪誰，你要報道什麼內容，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查的。第一關當然是新聞機構的這些官僚了，他來把關了。涉及到某個醫院，某個區縣的情況，要交到國務院對外公佈的專門的機構來審查、來篩選。而且，大的、整個的疫情，實際上就是聽新華社的。由新華社一家來報道。所以我認爲非典衝擊下（新聞狀況有所改變），這是一種錯覺。就好象把張文康給罷了官了，因爲他撒了謊了，好象以後的數字就是真實的了。誰能證明那些數字就是真實的呢？」

二，中國當前新聞開放狀況不如八十年代，甚至「比文革時期還糟糕」

既然薩斯疫情的衝擊沒有對中國的新聞界產生正面的影響，那麼就一般而言，中國新聞界究竟處於什麼狀況呢？侯傑說：中國從中央到地方省、市、自治區，大量的報紙是黨政機關報紙，控制程度相當嚴。而各地方黨政宣傳部，實際上就是報紙的終審機構。

候傑：「黨政機關報控制還是非常嚴的。比方向《北京日報》這樣的、《天津日報》這樣的、《南方日報》，自我的自律和黨組織對它的控制還是比較嚴的。而且我們作爲黨政機關報紙，每天的大樣都要交到市委宣傳部的。」

中國當前的新聞狀況在４９年以後至今的新聞管制中，究竟處於什麼水平？能否跟改革開放初期的８０年代相比？

高瑜認爲，當前中國的新聞自由狀況還不如改革開放初期的８０年代：

高瑜：「八十年代，我覺得比現在要好得多。比如我舉一個例子，《人民日報》。『人民日報』那是中國傳媒的「龍頭老大」呀，它是代表中央的喉舌呀，但是在那個時候它進行了一些思想的解放。對毛澤東思想呀、錯誤的一些理論那，率先進行批判。知識分子很多都是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些文章。『人民日報』都是走在全體知識分子的前面了。』尤其是在胡耀邦當總書記、胡績偉當社長的時候。就是從８０年到８６年。這個時候（時期）很快就結束了。主要是因爲當時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以後很快的，鄧小平就用『四項基本理論』來束縛這種思想的解放。」

在北京的不願透露姓名的某報紙資深編輯也表示，當前的中國新聞狀況跟８０年代相比，沒有什麼進步：

匿名（一）：「新聞上看不出什麼大進步。」

北明：「您覺得現在的狀況比八十年代好還是比八十年代差？八十年代胡績偉在『人民日報』主持工作的時候，您覺得現在比那時好？還是不如那時候？還是跟那時候一樣？」

匿名（一）：「那當然，胡績偉在的時候是胡耀邦在的時候嘛。那個時候比較好哇！」

既然不如八十年代，那麼當前中國的新聞自由狀況糟糕到什麼程度？高瑜女士認爲，當前中國的新聞自由狀況，比文革時期還不如：

高瑜：「我認爲現在的情況啊，非常糟糕。比文革砸爛一切的時候還糟糕。文革，我說，在砸爛一切的情況下，它有一些個思想言論自由，那是病態的、非常扭曲的情況。但是現在不一樣，現在整個國家呀，我認爲，現在這個中宣部啊，比丁關根的時候還要糟糕。它現在就是一個通知、一個通知的不許發表一些東西。前一個階段，不許談蔣彥永，不許談孫志剛，不許談周正毅，不許談楊濱，不許進行薩斯反思。涉及了這麼多禁區之後，現在竟然不許談「憲政」，不許談「政改」！政治改革，鄧小平８０年就提出來了嘛，現在你口頭上講要堅持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那你爲什麼連憲政問題，政治改革問題都不許談呢？」

高瑜女士指出，前不久中宣部連續下達通知下達禁令，而禁令中有關禁止修正憲法的討論，甚至違背了中共中央自己的決議：

高瑜：「三中全會還要修正憲法嘛，中宣部做的這些和中央的決議都滿擰嘛！胡錦濤上臺之後第一個重要講話，公開的，就是記念憲法的講話嘛。那你爲什麼現在不允許談憲法呢？而且現在竟然嚴重到什麼程度？就是『國內外的敵對勢力！』這麼嚴重。我覺得，除去文革有一階段，紅衛兵可以隨便辦報紙，它比文革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中國媒體分化現象引人注目

高瑜所描述的中國新聞自由的狀況相當嚴峻。但是另一種現象也十分引人注目。這就是中國媒體近幾年來出現的分化現象。根據候傑的介紹，這種分化的發生，首先是由於媒體資金來源的改變：

候傑：「這幾年以來，國內的一些媒體走向了商業化。比方說象成都的一些報紙，《成都商報》哇，《華商報》哇，象陝西的《商秦》、《都市報》，包括象北京也有，《京華時報》和《娛樂信報》這樣的一些報紙，它是有一些財團和企業助資進來的。它在言論上比較以前，偶爾的會有一些個鋒芒出現。」

在談到中國當前的新聞狀況時，候傑還指出了另一個同樣明顯的事實，這就是互聯網的出現，帶給中國人的一個新的言論空間：

候傑：「現在我覺得真正的鬆動，我覺得應該是在互聯網上。雖然說前一段時間有人說對互聯網的控制很嚴，但是我感覺，比以前這還是真正有鬆動的地方。」

關注中國互聯網狀況的人會了解，中共宣傳部在傳統傳媒上禁止的一些言論，只要不是直接反黨，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往往以作者匿名的形式，出現在互聯網上。這些言論與電視、報紙、廣播這些官方傳統傳媒的言論形成鮮明的對照：

候傑：「我也經常上一些包括國內的一些論壇。大部分呢。比如說，孫志剛的事件出來了，比如說，最近劉湧的問題，大家就會發表一些看法。」

四，互聯網言論新空間並非官方意志

海外媒體早就報道過，中國官方爲了控制互聯網上的言論，組建了３０萬網絡警察的龐大隊伍。那麼爲什麼還允許某些被禁的言論出現在互聯網上呢？候傑的看法，這是政府爲了緩解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而刻意爲民間的老百姓留下的一條發泄不滿情緒的渠道：

候傑：「我個人認爲，政府可能看到了老百姓的民怨，就給了大家一個宣泄的渠道。」

候傑先生剛才所提到的資助媒體的企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互聯網是高科技進入中國的直接結果。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發展和科技成果所導致的民間言論空間的擴大，並不能證明中國政府對新聞管制的鬆動，恐怕也不能代表中國官方控制下的傳統媒體在新聞自由方面的改善：

北明：「那麼互聯網上主要是民間的人們……」

候傑：「民間的，對。」

北明：「但它不能代表中國政府對於中國新聞媒體的……」

候傑：「政策有什麼改變。我覺得這一點還看不到。」

高瑜：「在大陸，如果記者要……他就要犯錯誤了，領導就不讓他再做採訪了，甚至就要把他記者的工作開除了。這是中國得現狀。」

五，大陸記者仍然不敢直言要求新聞自由

本採訪的兩位直言不諱的受訪人候候傑和高瑜，曾經爲爭取中國的新聞自由進出國中國政府的牢獄，並且根據中國宣傳部的有關規定，從此永遠失去了在中國新聞界工作的機會。而另外兩位在新聞生涯中平安無事的受訪人，則在接受本次話題的採訪時，除了不願意透露身份和姓名，而且在接受採訪期間，表現得有話難說，吞吞吐吐，甚至拒絕發言。他們在公開表達批評言論時的這種遲疑的態度本身，也許可以見證中國當前的新聞自由狀況：

匿名（一）：「你你，…。我說該說的嘛，啊？」

北明：「我想問的是，難道中國的新聞媒體沒有接受薩斯的教訓嗎？」

匿名（一）：「（笑），……這個……，上、上面，上面……我不想說這個事了，不好說了。」

北明：「您說，上邊？您說您不想說這個事了？不好說了？」

匿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