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1928年中华民国初步和平统一之后,用当时的中共党魁陈独秀先生的话来说,“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用武装的办法来推翻中华民国及其国民党政权,因为这个国家和政权已经走上了和平建设的道路,我们完全已经能够用和平的方式,以讨论国事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了。因此,一切的武装叛乱、武装暴动的行为都是要不得的。”(请参看1989年中国大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传》)

可是共产党里面的另外一个派别,以农民为主体的所谓革命派,却在在苏联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坚持不移地、持续的掀起各种的武装叛乱和武装暴动。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逐步走向和平建设的时代,自发的、自觉的学生运动已经慢慢的势微,慢慢消失了,似乎已经就要变得不需要了,但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阴谋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9月20日,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了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就在9月20号的晚上,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在江西决策、拟定了响应和执行共产国际的《紧急任务案》,在这个任务案里有如下几条:

1。日本侵略了中国的东三省,目的是为了侵犯苏联,因此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

2。日本企图侵略苏联,毁灭我们工人阶级的祖国,中国共产党要团结起来,发动全国的武装暴动,继续保卫苏联。

3。为了保卫苏联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我们必须创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制造两个中国。

4。九·一八以后中国的形势是革命和反革命进行决死斗争的形势;是两个政权、两股力量决死斗争的形势;是革命必须消灭反革命的决死斗争的形势。九·一八之后,中国共产党应该站起来,为保卫苏联,发对全国的武装暴动,发动全国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于是,在1928年后自发的学生运动已经似乎不太存在的情况下,一场由外国指令、中共指挥的学生运动,也就是运动学生在中国三十年代这个外患内忧交相兼迫的环境下,一波又一波地横生在我们苦难的祖国大地上。

大家都看过共产党作家杨沫所写的《青春之歌》这部长篇小说还有它后来拍成的电影。在这篇小说里具体描述了全国各地的学生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组织下,乘火车来到了南京。来南京干什么?来南京高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的口号,来南京冲砸国民党《中央日报》,冲砸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直至四万人把国民政府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可是打砸抢都干,他们没有喊出什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口号,他们是怀著这个党给他们的明确任务──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可是,1931年12月5日下午两点钟,那个他们眼睛里、心胸里最大的仇敌,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先生,穿著中国式的长衫,走出国民政府的大门,和那些受中共指使,已经包围了国民政府,砸烂了《中央日报》,砸烂了外交部的学生运动领袖们席地而坐,平等谈判,向他们举手宣誓:“你们请相信我,我一定抗日,一定抗日到底。”没有开枪,没有抓人,更没有用机关枪和坦克扑上去。这一场的学生运动就这样被蒋介石先生化解了。请大家看看,最近在大陆出版的《蒋介石大传》上面有诺大一张照片,蒋先生是怎样和这些包围了国民政府的中共学生运动的领袖们平等谈判的。这是历史造不出来的谣言。

这波学生运动到此并没有结束,大约一个月以后,又有许多学生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再次扑向南京。蒋先生没有再出来,而是命令他的军队将这些学生一个一个抓进了当时的陆军军官学校和其他学校,然后分发路费,遣送他们回家。没有伤一个人,更没有判决他们什么徒刑。这一波运动总算是结束了。这是中共运动学生的第一次。

**“一二九运动”原委

中共的第二次运动学生是在1935年,在座的很多朋友都知道,那就是一二九运动。小说《青春之歌》就是写的是1931年到1935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所谓学生运动。1935年是怎么回事呢?35年的背境又是从苏联来的,也就是说从匈奴而来。那时候,斯大林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东西两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威胁,于是他改变了要在任何国家,特别是中国,命令它们的共产党颠覆本国政府的方针,第一次要求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继续保卫苏联,以在东边成为日本可能侵略苏联的东方屏障。

中国共产党授命由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撰写了“八一宣言”,这是在九·一八之后四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抗日的宣言,要求联蒋抗日,一致对外。三个月后,1935年11月中旬所谓长征到了瓦窑堡的中央红军,在瓦窑堡开了一次著名的会议。这些会议就是学习和贯彻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新指示,那就是“联蒋抗日”。可是毛泽东先生在瓦窑堡会议上把斯大林的这个指示窜改成了“利用抗日进行反蒋”。瓦窑堡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回到白区,在京津地区,在地下恢复中共党组织,在地上建立中共的统战组织。刘1935年11月回到天津,12月建立了华北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