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3人所涉嫌的，是建国以来最大的银行系统监守自盗案。在2001年10月12日的自查中，中国银行发现了高达4.83亿美元的账目亏空。“起初，我们以为是电脑的问题，”中行一位工作人员说，“但最终核实的结果是：巨资被广东开平支行的3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
案发后第三天消失，使用假护照越境，案发前已将家属转移出国，人们惊叹于疑犯逃计划之周密。“但这不是许超凡的首创，”杨诚──加拿大刑法改革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逃往海外越来越成为中国贪官逃避惩罚的首选。而出逃的人数、级别、手段，都不断上升。”1998年5月，同样在中国银行，发生过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谢炳峰、麦容辉两人贪污后潜逃泰国的案件。但这两人不过是普通工作人员，涉案金额为5000多万元人民币。这与开平一案盗用近5亿美元、疑犯官至处级，自然不能相提并论。而在近期，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贵州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两国高官潜逃海外，更让人为之震惊。
“起初，贪官们是案发后仓促出走；而后变成案发之前做好准备。”杨诚这样描述出逃手法的翻新，“更有聪明者，利用关系在国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而当事人长期游移于两国之间。一有风吹草动，便不再回国。另有些官员家属，因涉案同样选择出逃，比如沈阳前市长慕绥新之女慕洋，武汉市城建委主任张克孝──人称‘武汉第一贪’的妻子。
”
同时兼任著澳门科技大学教授的杨诚，长期关注著官员出逃的问题。2000年，他曾就此问题上书国务院。
据一位曾供职于最高检察院外事部门的人士透露：近期以来，每年惊动高检外事部门的职务犯罪出逃案为20-30件，引渡回国者为5名左右。“但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解释说，“因为另一部分案件是不通过我们办理的。”
“美国护照”：只需1.8万元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让办理因私护照变得越来越容易。身份证、户口薄，以及县(处)级以上单位的人事公章足矣。而在一些试点地区，办理护照只需身份证明。
对于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来说，找个公章自然轻而易举。有关人士认为，这是管理上的一项漏洞。在中国，制作护照和人员出境都归公安部门管理。一个人即使犯了案，但如果公安部门不知情，那么办照也不会受到限制。而在一些西方国家执行“黑名单”制度，可以约束人们出境。一旦你有职务犯罪嫌疑，便被列入“黑名单”，在办理出境手续时便会遇到障碍。
何况，做一个以假乱真的护照也非难事。中行南海支行的谢炳峰一案中，疑犯便是利用假护照潜入泰国。在北京，本报记者随意拨通了几个“刻草办证”者的电话，被告知：“只要地球上有的国家，我们都可以弄出护照来。”一本“美国护照”在3个作假处的报价分别是：8000元、1万元、1.1万元。对于“如果假的被发现怎么办”的问题，假照贩子说：“我可以给你做真的，也就是先做一个假身份证，再用它办一本真护照。”“真美国护照”的价格是1.8万元，“真加拿大护照”为1.5万元。
通过香港出逃，也是贪官们常用的手段之一。因为香港在回归之前属于英联邦，所以港民前往加拿大等曾同属于英联邦的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手中有香港护照者可直接飞往加国，而把签证手续留在入境时办理。厦门远华案主犯赖昌星，就是凭著一本香港护照及这些便利条件，逃入加拿大的。
而据杨诚披露，外逃贪官的去向主要有三处：其一是就近避难，潜入中国的邻国──泰国、缅甸、蒙古等地。“藏在这些地方的风险较大，”杨诚分析说，“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较为紧密。例如蒙古，还和中国签订了引渡疑犯的双边协议。但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
”
另一类是处于转型期、或者法制不很健全的国家，如一些非洲、拉美国家。逃往那些地方之后，很多人便过起了隐性埋名、深居简出的生活。
对于那些曾在国内拥有显赫地位的人来说，以上两种地方是他们不齿的。这些人的目标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这些移民国家很容易接纳一个外来者，”杨诚说，“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很容易拿到该国的绿卡。所以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就将家人移民到这些国家，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何况，生活在发达国家是非常舒适的。”
“贼不走空”
贪官出逃引发了多种后遗症，数以亿计的国有资本外流首当其中。
曾外逃加拿大11年的宁波贪污犯方家幸，出逃时带走赃款近100万元；农业银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市分行职员艾合买提携赃款230万元，逃至俄罗斯；广东省东莞市建设银行职员陈国强、林进财逃往泰国，转账赃款数百万元；中行南海分行一案，共约4000万人民币同时逃出境外；而在开平一案中，上亿美元资金通过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赌场被洗成现钱，存入涉案人在国外的账户。
关于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专家认为只能大致估计，不能精确测算，他们倾向于1997年─1999年间外逃资本总规模为520亿美元的估计。在巨额的外逃资本当中，贪官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占有一定比重。
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位官员披露：很多贪官向国外转移财产时使用化名，或将巨额资产寄存在他人的账户下。这给国家收回资产又增加了难度。
杨诚说，贪官外逃导致资本外逃，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问题。1995年，他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刑法改革年会”。其间，国际刑警组织俄罗斯中心局首席代表一语惊人：“俄国对西方国家的投资，要超过西方对俄国的总投资。这不是玩笑──因为我国的大量资金，都被腐败的官吏贪污后转移至西方。”
“这是一个中心危险的信号，”杨诚认为，“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导火案，就是由于银行官员出逃带走大量现金引发的。因那场危机中，该国政府付出了惨重代价。”
艰难引渡
2000年8月22日下午3点，从蒙古乌兰巴托飞至北京的航班降落在首都机场。犯罪嫌疑人杨彦军走出飞机。至此，北京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会计侵占200万巨款后出逃一案告破。
此次跨国引渡，是1997年8月《中蒙引渡条约》签订后，中国警方首次赴蒙执行任务。杨彦军成为第一个从蒙古引渡回国的经济犯罪嫌疑人。自1993年起，中国已经和泰国、蒙古等1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尤其是2000年12月28日中国《引渡法》的颁布施行，为国际间加强司法合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但相对于世界上近200个国家来说，与中国签约者显然太少了。”刘廷吉认为，“尤其在一些被案犯视为避难所的地方，中国与之没有引渡协议。”
在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对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能否遣返成功，则要看对方国家是否给中国“面子”。
作为赖昌星一案的加方专家证人，杨诚披露了赖昌星至今没有被遣返回国的原因。“加拿大已经废除了死刑。”他说，“而远华案的从犯中，已有14人被中方判处极刑。一旦赖昌星回国，则必死无疑。所以，加方不同意遣返赖昌星，除非中国免他一死。但中方是无法接受这一点的。”
刘廷吉认为，中西方司法理念的冲突，是导致引渡条约难以签订的重要原因。西方攻击中方的法律难以保障人权，中方则认为西方的法律是在保护罪犯。尤其是在经济犯罪上，双方的分歧更大──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在此方面早已废除了死刑，但对于那些涉案金额重大者，中国向来执行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法律。
1999年，在飞往中国航班上，杨诚与加拿大一名高官相遇。这位官员告诉杨诚：他前往北京的目的，是就双方签订《赃款分割协议》进行协商。
对《赃款分割协议》，杨诚解释说：“A国某贪官逃到B国，并携带了1000万元赃款。如果A、B两国之间有这项协议，那么B国协助A国抓获出逃者之后，1000万元将按照一定的比例，由A、B两国分配。《赃款分割协议》是西方国家之间较为普遍的双边协议。由于利益驱动，，对缉捕出逃者能起到很大作用。”
但中加之间的谈判没有成功。“中方至少有99%的人反对，”杨诚说，“他们认为，出逃的赃款属国有资产，怎么能和外国分割呢？但没有人换个角度考虑：对于外国来说，赃款逃到人家那里，无异于带来了投资，为什么要无偿返还给你？何况，人家办案还需要一笔经费。”
在2000年上书中国政府领导的文章中，杨诚还提到：尽快将中国的法律制度与国际接轨，也是打击出逃者的必要措施。比如，如果你取证不符合国际惯例，那么在国外的法庭上，人家不会承认你的证据。出逃者的引渡要求就可能被驳回。
——原载6月13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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