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上月底召開的第九屆廣東省人大五次會議上，「明星」人大代表王澤華掀開了這個課題的討論，並針對去年頻頻曝光的「毒米」、「黑心棉」等假冒僞劣案件，要求政府解釋一些疑點。

　　王澤華談到了商業、金融、消費等領域存在的信用問題，但把重點放在政治與法治領域的信用危機上。他指責部分官員不講信用，政策朝令夕改，甚至欺上瞞下、貪贓枉法，並批評司法「重審判、輕執行」，導致人們普遍視法律爲兒戲。

政府常常帶頭失信

　　從一些層面來看，中國社會目前存在的信用危機，確實和政府脫離不了關係。說得寬容些，執法不嚴、法律漏洞過多，讓售賣發霉大米或害人假藥、建造「豆腐渣」大樓或大橋、騙稅等活動的利潤遠遠超過風險。說得坦白些，帶頭失信的經常就是政府本身。廈門、湛江、汕頭等地前幾年曝光的走私案都涉及大批的政府官員，甚至整個地方政府。廣西南丹煤礦透水，出現受賄的縣領導人封鎖新聞、蓄意隱瞞的情況。當權者樹立了壞榜樣，結果惡質文化就這樣一層層往下擴散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套王澤華的一句話，「正是這種政治上的無誠無信，嚴重干擾和破壞了社會政治秩序」。

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

　　政府官員造假，有其制度上的因素。缺乏制約機制的官僚體系，本質上就是滋長不良作風或文化的溫床。不過，把一切歸咎於制度上的缺陷也不盡公平。在許多時候，信用危機其實和中國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相對薄弱脫離不了關係。

　　廣東的出口重鎮東莞每到春節就經常發生僱主不按時發給外來工人工資的糾紛。按一些僱主的說法，他們並不是要故意剝削勞工，而是擔心一次過把工資結清，工人回家鄉過年後可能一去不返，開了年會臨時找不到熟練工人開工。

　　同樣是信用的問題，這就和貪官污吏扯不上邊，而是因爲僱主擔心工人失信所以自己先失信造成的。由於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因此就無需負起受到信任的責任，社會出現信用危機也就合情合理。

　　於是我們看到，商品可以假冒、欠債可以死賴、學術著作可以抄襲、上頭的政策可以有下頭的對策化解。消費者和商家之間、生意夥伴之間、社會大衆和知識分子之間、人民和政府之間，必須利用種種辦法，耗費種種資源來探測對方的意圖和動向。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個人即使可以在某些時候因爲失信而獲利，卻註定要在更多時候因爲其他人的失信而蒙受損失。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在《信任：社會美德與繁榮的創造》一書中，把美國、日本、德國歸類爲高信任度國家，韓國、意大利、中國歸類爲低信任度國家。他認爲，高信任度的國家易於產生私營大型公司，而低信任度國家則因爲經濟合作受限於血緣考量，所以只能形成私營家族企業。信任度的差異因此導致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高信任度國家有條件孕育大規模私人的高新技術產業，低信任度國家往往只有生產流水線相對簡單的小型家族企業，和低效率的大型國營企業（因爲政府需要介入來填補缺乏大型私人企業
的空白）。

　　然而，社會普遍缺乏互信，個人、企業、官員在他人眼中缺乏信用又豈只是個經濟問題。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就不可能相互產生關懷。對內，這樣一個社會註定要充滿戾氣；對外，由於任何的愛國主義都是源自一種愛自己、而不是愛羣體的情結，因此這樣一個國家，很容易落入以陰謀論來解讀外界行爲的巢臼。而這些，不正是中國今天必須避免陷入的陷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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