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裁者，有意去存取捨也。它不是完全的憑空僞造，所依的也可說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只是這些部分事實來自編撰者對歷史整體的一番或許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的加工與拼湊。與僞造者對讀者的期待一樣，剪裁者也是爲了掩蓋歷史的真實，誤導讀者得出與史實完全相反的結論。大約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讀者不會再輕易地相信「毛林會師井岡山」之類的空穴來風式的神話，而編撰者認爲自己只是剪裁歷史而不是僞造歷史又可以減輕撒謊的心理重負，因而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謂一脈流貫。這裏先舉一例，借一斑以窺全豹。在上述三種傳記中，都提到了周恩來反對毛澤東關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的事：「國慶節這天……林彪發表講話時，卻公開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宣稱『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要求紅衛兵小將們敢於鬥爭，前赴後繼地把這場運動深入下去。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周恩來有不同看法，他曾當面向毛澤東表示了自己的意見。他擔心的是，這個提法將導致更多的領導幹部受到衝擊」（３）。這一故事還被幾乎所有大陸有關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書籍作爲「周總理與毛主席對國內形勢的估計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證（４）。這裏，姑且不論關於林彪講話中提出「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有誤，因爲林的原話是「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５），兩者不可同日而語。更重要的是，有關周恩來反對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事，編撰者捨去了極爲重要的結尾。關於這一史實的來源，《傳》原注爲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回憶。然而，王力的完整回憶卻是：

周總理看到《紅旗》社論後曾對王力說：「黨內路線問題只有『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怎麼用了『資產階級』，還『反動』呢？我要去問主席。」　問了以後，周總理告訴王力說：「主席同我用英文講了『反革命路線』，『反對革命路線』，『反動路線』這三個詞的區別。我對主席說『我懂了』」（６）。

從上面的回憶中可以看到，周恩來所注目的主要是一個文字性的提法問題，他從來就沒有向毛當面表示過這「將導致更多的領導幹部受到衝擊」的不同意見。更耐人尋味的是，他當時以一個小學生的姿態去問了毛後，馬上表態說：「我懂了」——這不僅清楚地表明他已爲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對毛個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線的支持。這裏那有什麼「根本分歧」的蹤影？有的只是周恩來對毛「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的忠心。而當編撰者取前因舍後果地剪裁了歷史後，一段原本說明周在毛面前無原則地卑膝效忠的史實，竟成了周與毛當面鬥爭的業績。而在這種黑色幽默式的顛倒剪裁中，歷史的整體性和真實性自然被破壞殆盡了。

◇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要完整地評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現，恐怕要從文革的發動談起。毛無疑是文革的發動者，但毛絕無可能獨立寒秋地呼喚出漫天狂飆。從１９６５年底的批《海瑞罷官》，進而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揭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和發出「五·一六通知」，到８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和公佈「十六條」，是文革呼風喚雨的發動期。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周在這一時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對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這一問題上，上述三本史著或諱莫如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實。首先，周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寫作批判《海瑞罷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圖，立刻積極支持。在中共近年來內部發行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公佈了一個「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在這一「大事記」中，有整整幾段讚揚周站在毛的路線一邊，與彭真作了堅決的鬥爭。例如，「（１９６５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來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會堂西大廳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問題……」又如，「（１９６６）四月二日周恩來同志報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是錯誤的，準備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鄧小平同志主持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同志參加。先由康生同志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後，周恩來同志和鄧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這個會議決定：（一）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７）。如果考慮到「五·一六通知」作爲文革綱領性的文件通篇由毛親自修改定稿，那麼周毫無疑問是毛心中的忠臣與親信。而在三百萬字之巨的《年譜》中，上述史實或被完全捨去，或刪去周最關鍵的堅決反彭真的政治錯失。例如，１９６６年４月２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譜》中竟變成了「４月２日在河北邯鄲同省，地領導座談，聽取關於打井抗旱工作的彙報……」（８）這種以周的工作職責——抓生產的流水帳來掩蓋他重大政治錯誤和過失的方法，也是貫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種一箭雙鵰的誤導手法。一來它可以遮醜，二來又突出了「人民的好總理」念念不忘民生的親情。

根據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陳伯達回憶錄《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來幫毛一手組建了中央文革小組（９）。第一，陳的組長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薦的。第二，還是周恩來，提議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依據最新披露的中共內部檔案：「周恩來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名單討論時，提議：江青同志擔任副組長，第一副組長（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檔案）」（１０）。第三，又是周恩來，在中共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向全會推薦林彪爲副統帥，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見，毛髮動文革名正言順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爲首的軍人集團）組織班子，都是周幫忙搭建的。周爲此也頗引以爲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見羣衆講話時提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時值不少羣衆炮打林彪和陳伯達之際，周在人大會堂接見部分來京軍事院校學生時就說過：「在十一中全會上，我推薦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緊的，我推薦他爲副統帥。他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用毛澤東思想教育解放軍最好。另一個是把毛澤東思想領會得最好，從理論上闡述和宣傳得最好，這就是我黨傑出的理論家陳伯達同志。他們是經過幾十年考驗的。我們要用盡一切努力消除誹謗。」（１１）關於周在建立林的副統帥地位中的作用，當年林家未過門的媳婦張寧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澤東數次指令林彪進京，林彪不肯進京，從哈爾濱躲到大連。毛澤東調不動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藥，聲言『活着沒意思』。周恩來窺悉毛的心思，以恩師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１２）。林彪是否真不肯進京當第二把手，還是一種待價而沽的姿態，且另當別論。但這裏關於周的作用，妙在「窺悉毛的心思」六字。毛雖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祕書和老婆升官竊國，則有臉面上的難處。周不用毛開其金口，便主動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幫忙和「幫閒」已幫到了主人的下意識層面。

中共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４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８月８日到１５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一直被中共官方，從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認爲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上述史著中雖然也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現，但總閃爍其詞，語焉不詳。關於周在５月２１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周恩來年譜》只作兩句話的記載：「５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羣衆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１３）究竟周在其近萬字的演說中講了一些什麼，中心議題又是什麼，中共的史學家們在刻意迴避。讓我們不妨引用幾段文革中廣爲流傳，並得到周首肯的這一講話。在第一個問題中，周開明宗義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即林彪５·１８關於政變問題的講話），講得很好」。然後他大批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對政變的危險，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中央與地方以中央爲主，國內與國外以國內爲主，黨內與黨外以黨內爲主，上邊與下邊以上邊爲主」——這便是周對文革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它的側重點完全在子虛烏有的所謂「反革命政變」上。如果我們同意中共的黨史專家們的意見：「周總理與毛主席對國內形勢的估計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麼，周和林彪的估計一樣，出於他們的某種政治需要，他們都估計得比毛更黑暗，更極左。周的講話就顯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講話的第二部分，即「領導與羣衆問題」中，周積極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峯，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峯，就是最高峯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更好地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不僅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要謙虛謹慎，還要當仁不讓」。在第三部分「保持晚節問題」中，周以自己老資格的黨內高級幹部的身份，向全黨老幹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爲例說明「晚節不忠」的危險。他指責瞿爲「叛徒」，提出：「不因爲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１４）。由於周第一個在黨的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對死者墓地的打砸搶，數月以後，他的講話廣爲流傳，瞿、李兩人的墓地即被紅衛兵全部毀掉，文革羣衆性政治暴力中對死者屍體、墓地的殘害即以此濫觴。

有關周恩來當年堅決支持毛髮動文革的責任，連前中共領導人都覺得實在難以否認。據說早在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０日，鄧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提綱後，就與部分政治局委員談到過周在文革中的「錯誤，過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薦了林彪爲黨的副主席、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在起草九大黨章時，又把林彪作爲既定接班人，並以法加以確立；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籌備期間，曾提名江青、葉羣爲政治局委員；在中共十大籌備期間又曾建議江青爲政治局常委；關於設國家主席一職，也是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由林彪擔任的建議；在劉少奇問題上，在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有過失的」。胡耀邦、陳雲也認爲周對文革的發動等重大問題「是有一定責任的，不能都歸於當時政治環境、氣候，否則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１５）。令人遺憾的是，所有周的錯失在這三本史著中絲毫沒有提及。縱觀這些中共的黨史專家們在上述史著中爲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蓋，使他們竟離這些中共前領導人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都相去甚遠。

◇　和林彪、四人幫的關係

爲把周恩來和林彪，「四人幫」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複雜關係說成是純粹的「鬥爭」關係，並進而把這種所謂的「鬥爭」誇大爲長期持久的鬥爭，即把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後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導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蓋歷史真實。例如，《年譜》中有這樣一條記載：「（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對林彪提出的『頂峯』，『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類言辭，我曾同毛主席談過，也同林彪交換過意見，用詞應當力求科學、準確、恰當。」（１６）如果不做細究，真會認爲周早在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便與林彪倡導的個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堅決鬥爭。但只要瀏覽一下１９６６年７月前後的報刊文獻，便會明白其中必有蹊蹺——「剪裁」奧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級的高幹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兩人。他們所用的詞彙，語式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的《人民日報》，便可以發現周在４月３０日「首都各界十萬人歡迎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集會上的講話」中吹捧毛說：「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和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峯。」（１７）５月２１日，周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鼓吹毛是「頂峯，就是最高峯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不僅如此，周還用同樣的語彙吹捧林彪：「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１８）直至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周還在九大上繼續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他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爲着我們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爲有了衆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１９）在短短一百幾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個「最」和數個「無限」，「衆所公認」，何來「科學，準確，恰當」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實是：周是林當副統帥的最熱心的推薦人和吹捧者。那麼，中共黨史專家們杜撰的任何「鬥爭」關係便失去了歷史本身的邏輯。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他的回憶錄中揭露過周直至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九屆二中全會後）還向林透露毛健康情況不好的機密，在林倒臺後又威脅李不準告發。林彪事件後，汪東興「派八三四一部隊搜查毛家灣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許多鄧潁超、周恩來和林、葉的合照。汪親自將照片拿給鄧。鄧一再向汪表示感謝」（２０）——不難窺見，從文革開始至林彪倒臺，周在林這個副統帥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種早期政治投資，他在毛、林之間也一直是「腳踩兩隻船」。直到毛、林徹底決裂，他可能估計林彪斷無勝利的希望，才幫毛毀滅了林彪。但這已經是１９７１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對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時比對林彪更甚。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上，周除了帶頭「敬祝我們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外，還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規模的羣衆大會上帶頭高呼：「誓死保衛江青同志！」作爲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統的負責人，他絕不會不知道江青作爲一個三流演員在上海不光彩的歷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魯迅來讚揚。周說：「在這裏我要提幾句江青同志的戰鬥生平，江青同志是經過戰鬥年月的。特別是三十年代她剛入黨時，就遭到國民黨、叛徒、假黨員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時就象魯迅那樣硬骨頭，敢於向對她進行誹謗、迫害她的人進行反擊。她寫出的文章是戰鬥的文章。當時江青同志寫出的文章如果拿出來一讀是紅文章。至於反動派們爲了迫害江青同志，寫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專門爲登在臺灣和香港的報紙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東西。所以，誰要是收集這些材料（就是黑幫、反動派、帝國主義者寫的誹謗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麼他也就一定是黑幫。所以我們要追究這些人。這些材料沒有什麼了不起！那都是誹謗的材料嘛！魯迅也遇到過這些嘛！何況江青同志那個時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藝術工作，很不容易。所以，這一點值得我們大家欽佩她。從抗日戰爭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爲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奮的學生，在她身體不好的時候，也還在勤奮學習毛澤東思想，聽毛主席的報告，在戰爭年月裏參加了解放戰爭。解放以後、劉、鄧、陶、彭、羅、陸、楊、譚震林、楊成武等這些黑幫都在迫害、反對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視他們，敢於和他們鬥爭……在中央文革裏江青同志非常嚴格要求自己。當同志有缺點錯誤時她能熱情認真的幫助。遇到壞人的時候她就敢於把他們端出來。這種精神也值得我們學習」。最後，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們要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江青同志！」（２１）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講話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對江青連篇累牘的奉承。同樣一個講話在《年譜》中竟然變成了如下的記載：「（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出席首都十萬軍民『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會上，（周）宣讀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撤銷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職務，任命黃永勝爲總參謀長，溫玉成爲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決定，並就『楊、餘、傅事件』發表講話。在談到『抓革命，促生產』問題時，提出：今天在場的大多數是工人同志，你們的責任是很大的，不僅要把革命搞好，還要在革命原則的基礎上聯合好，要搞好生產，不能缺勤，不能曠工。」（２２）不錯，周在他講話結束時捎帶用百來字照讀〈元旦社論〉，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產」，但這和他對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個演說的鮮明的政治主題相比，真可謂是「樹木」和「森林」之差。而編撰者卻有意一葉障目，誤導讀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體而言，文革中周與四人幫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基本是融洽的。１９６７至１９６８年全國有「首都紅衛兵５·１６兵團」等好幾個反周的羣衆組織，但都首先爲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鎮壓下去。儘管文革中江青時時以「女主人」自居，對周這位「老管家」常有不敬之處，但她卻多次告誡她的嫡系（如清華井岡山）：「反我們的總理……就是指向中央。」（２３）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說過：有人「想動搖中央，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這是不會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辦公的，今晚我們又在一起。」（２４）說穿了，「四人幫」其實是「五人幫」，這已是公開的祕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實際上的幫主。以他的愚忠和圓滑，怎麼可能公開與毛去公開「鬥爭」呢？文革後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後，中共黨內各派系都竭力填補林彪軍人集團留下的權力真空。但結果是周和他的部屬佔據了絕大多數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爲中共的第二把手。由於毛對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於「四人幫」想要奪取更多的權力，他們之間的矛盾和磨擦才逐漸增加。儘管如此，周毛之間的聯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認事物的發展有其階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話語系統來說：周總理對林彪，四人幫也有一個正常的認識過程。而一味拔苗助長，移花接木，恐怕只會鬧出歷史的笑話來。

◇　在羣衆運動中

在《傳》、《年譜》等書中，中共的黨史專家們也開始引用周當年在羣衆運動中的講話記錄，可見這些原始記錄無論是哪個羣衆組織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爲這是當時人們極度尊敬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主要成員的講話。可是，上述著作對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頭去尾，顛倒主次。例如，清華大學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託，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２２日兩次去發表近萬人大會的演講煽動起來的。周在兩次講演中都開宗明義地說：「我上次說，我是來煽風點火的，煽社會主義之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你們已經把火點起來了，就應該由你們自己來解決你們自己的問題。我相信這個火也很快在全國都會點起來。」自然，周在公開點名蔣南翔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２５），批判了工作組的錯誤，併爲蒯大富平反後，作爲一箇中央領導人，必然會講一點「黨的政策」：諸如「工作組的絕大多數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組的責任應該歸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責任全推到各個學校的工作組」之類（２６）。但上述史著只輯錄周這方面的寥寥數言，而置他絕大多數的「煽風點火」的言論於不顧，甚至造成了一種周去清華是爲了保工作組的印象。試問：八月初的清華還牢牢控制在工作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風點火（如他自己所說的「解放」清華），他又有什麼必要去清華保工作組呢？

《傳》和《年譜》等書的另一個不吝筆墨之處，是描繪周如何在羣衆運動的狂瀾中講政策，竭力保護老幹部和國家知名人士。然而，連編撰者也不得不承認，周的保護絕大多數是執行毛的指示而已。連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領導我們，要我們做的，沒有別的話好講。我保了多少人，劉少奇，鄧小平，王光美……我還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２７）另一方面，周對於一般羣衆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紅色恐怖的「紅八月」中所受的老紅衛兵、西城糾察隊（西糾）的殘害又鮮有同情之心。這裏是一個當年僅１６歲的中學生對「紅八月」源起的回憶：「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工人體育場批鬥小流氓的１０萬人大會，我們學校的「紅紅紅」是召集人之一，因爲他們組織的一個人捱了小流氓的扎。在會上他們把小流氓打得極慘，可當時在坐的中央首長包括周總理等沒一個人制止，由此開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風。」（２８）周作爲這些老紅衛兵、尤其是西糾的「顧問」，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正是因爲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領導人一樣，從不當面有力地制止他們殘害羣衆，只是事後才馬後炮式地說幾句，才造成了短短一個多月內北京地區１，７７２人被活活打死，３３，６９５戶被抄家，８５，１９８人被驅逐出京的大慘劇。（２９）

關於周對老幹部的保護，恐怕也要作具體分析。除了上面所說他對毛堅決要保的幹部也表現出異常的勇敢外（如陳毅），一旦毛改變主意，他卻會做出種種落石下井式的舉動。劉少奇可爲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幹部。當毛對劉尚未下徹底打倒的決心，反對將劉的問題公開化，並對劉的檢查有所好評時，周也就順水推舟地爲劉改檢查，在接見羣衆時反對把劉的問題公開化。一旦知道毛下了決心，周便在公開場合大肆批劉，並出任「劉少奇專案審查小組」組長一職。據有關海外學者調查，周不僅完全同意定劉爲「叛徒，內奸，工賊」，甚至在有關文件中批示：「此人該殺」（３０）。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負責人，《傳》的主編金衝及先生最近都在公開的講演中承認確有此事，但他又暗示，這屬於「雞毛蒜皮的事」（３１），因而無論《傳》和《年譜》都毫不提及。另一個值得一提的「雞毛蒜皮的事」是賀龍。週一旦知道毛從「保」變爲「倒」賀龍後，立刻在對賀的逮捕令上「寫了數百字的批語，……把賀龍罵得狗血淋頭，沒說一句好話」（３２）

對於中下層幹部，周在羣衆運動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經親自在國務院系統抓了三個試點：國家對外文委，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其結果是這三個單位的負責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張彥反黨集團」，「韓光反黨集團」和「張勁夫反黨集團」。周在萬人大會上斷言：「他們不單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是一個陰謀集團，當然各有各的系統，但是總之性質相同」（３３）。１９６６年９月，周恩來在他主持起草的一箇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幹部都放到火裏燒一燒」，此文後被毛壓下未發。（３４）對一個單位中有他親疏兩系幹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動拋出「疏者」以保「親者」。在國家僑委的兩個主要負責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親信而方則不是。周爲了保廖，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近萬人的「奪取僑務界文化大革命新勝利誓師大會」上公開煽動打方，並作了如下異乎尋常的發言：「我同意你們提出的要打倒中僑委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挖掘出來的這個代表人物很對，是誰？是方方。我現在供給你們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當中，已經有人揭發，方方與香港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商訂的大量寄去我們國內的所謂風景片子，實際上是照了我們許多的地面和建築物，簡直是把我們山河出賣給外國的反動派」（３５）。今天再看這樣的發言，真會感到已不是什麼「上綱上線」，而跡近「天方夜譚」。因爲以周貴爲一國總理之尊，竟然會把風景片和間諜活動混爲一談！自然，這種周曆史上「雞毛蒜皮的事」，無論《年譜》還是《傳》都是決不會提及的。

記得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八十年代在爲周文革中種種錯失所作的辯解時還有過如下幾乎全中國家喻戶曉的評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３６）。且不論周當年犯下這些錯失時是否「違心」；也不論鄧有沒有資格代表「人民」說這些事可以用「原諒」兩個字輕輕一筆帶過；至少鄧還承認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陸「周恩來熱」中出版的《傳》，《年譜》等數百部著作中，讀者絕對看不到這個「好多」，看到的只是一個經過編撰者精心剪裁過的文革中「正確路線代表」的周恩來形象，一個所謂「力挽狂瀾」「中流砥柱」的新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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