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2026年8月22日至25日，《人民日報》連續四天刊發署名「鐘才文」的系列文章。鐘才文是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的諧音筆名，一般在關鍵節點、重大會議或政策發布前後，發表代表中央高層意思的權威經濟論述。文章要麼是總結前期經濟工作、蓋棺定論，要麼為下一歷史階段經濟工作做方向性指導性指引，或針對廣泛的經濟政策爭議做出普遍性官方回應，具有信號指示燈的重要作用。
鐘才文四篇文章的題目為《中國經濟的韌性與活力》《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積極貢獻者和強大穩定錨》《上半年經濟增長4.7%說明了甚麼？》《推動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單單從題目上看，就知道這些系列文章本質上不是在談經濟問題，而是在談政治問題，文章是按照中共講政治這個邏輯在為當局的經濟政策與政治定調辯護。從題目上看上去，似乎中國經濟形勢欣欣向榮，動能充足，中國經濟不僅解決了中國自身問題，還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大貢獻者與標桿，似乎世界經濟只有依靠中國經濟才能平穩發展，而且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轉型，經濟向新向優，正在引領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
鐘才文的系列文章定調與其說是發自與中央財經委員會，還不如說是來自習近平本人的。與其說是唱嚮中國經濟光明論，還不說說是在為習近平失敗的經濟政策辯護。
文章發布的背景耐人尋味，根據中共統計局和央行數據，7月宏觀數據和金融數據全面疲軟：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僅4.5%，前值是5.3%，下降0.6%。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僅增0.6%，遠低於預期，1-7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6.7%，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約19%，內需持續乏力，供強需弱矛盾突出，人民幣貸款持續下跌。上半年GDP同比增長4.7%。僅從宏觀數據上來看，這樣的成績單遠不是一個良性向上的經濟體所應該錄得的，但官方仍將其定性為「處於全年4.5%—5%目標區間」「難能可貴」「符合潛在經濟增長率」，對於經濟基本面幾乎是避而不談，或尋找理由規避。
反過來，鐘才文系列文章還特別強調新動能貢獻超四成，人工智能、綠色產業、服務消費等經濟亮點，明確指出金融風險收斂、能源安全穩固、外貿結構升級支撐經濟韌性，並稱政策工具箱充足，改革紅利與超大規模市場潛力將助力全年目標。文章仍將GDP目標作為重要的政治任務進行強化標註，所謂的政策工具箱充足，是指聞雷聲不見雨點，大概率是放嘴炮，也不知道「改革紅利」指的是何物？中共財政緊缺，公務員工資發不出，韭菜割完了，抓貪官摟錢，現在又開始掃蕩富人，堵住資金外逃，全面追討境內外中國人稅務，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紅利早就被習近平折騰完了，所謂的超大規模市場潛力，是指居民存款嗎？那是百姓最後的保命錢和應付習近平治下的窮山惡水的儲備錢，再大的市場潛力在習近平的政治大棒面前都是死水一片。
鐘才文最新一篇看起來是側重「加大逆周期調節」「謀劃增量政策」「擴大內需」「整治內卷式競爭」。這表明是中共在安撫市場、統一思想，為即將召開的二十屆五中全會和「十五五」開局做政治動員和政治定調。深層信號卻不言而喻，中共官方不得不接受4.7%左右作為與當前要素供給、技術進步和制度條件匹配的潛在經濟增速，不再死保5%，也不再寄望大規模財政強刺激來推高增長。在過去兩年的多輪刺激政策中，增長幾乎只是曇花一現，中共經濟已經是死水微瀾了。地方政府天量債務、房地產泡沫刺破後的收縮效應、投資收益邊際下滑、就業率持續惡化，所有這一切正在吞噬中共經濟，鐘才文只是含糊得將其歸咎於經濟轉型的代價。由此，文章實際上間接在告訴市場，所謂逆周期調節，並不是經濟結構性失衡，而是經濟執行周期節點導致，所以不需要強刺激，頂壓前行即可。
文章的這套服務於政治優先的敘事與中國經濟實際的K型景氣形成鮮明對照。高端制造、裝備、高技術產業，7月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16.9%，出口相對強勁，部分新質生產力加速成長。與此同時，普通居民消費、民間投資、房地產、地方財政、中小企業和就業市場持續下行，亞歷山大。青年失業、收入預期惡化、房價下跌帶來的財富縮水，地方政府債務化解過程中的財政緊縮，形成了反差極大的宏觀觀分化格局。內需疲軟反映的恰恰是經濟結構性問題：居民不敢花、企業不願投、地方沒錢花。供強需弱的根本，癥結的核心在於市場的信心冷卻與預期崩塌以及居民收入增長停滯，而這恰恰是投資過度，習近平衷情的供給側經濟模型帶來的代價。
習近平經濟政策的核心邏輯，是把「政治安全」長期置頂，遠高於增長之上，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持續壓制，是習近平考察地方對「國進民退」和「共同富裕」政策執行力的標準，「自力更生」和「新質生產力」被包裝成市場規律的一部分。從螞蟻集團、教培、互聯網平臺整頓，到房地產「三條紅線」與「房住不炒」的剛性執行，再到疫情三年的清零代價，再到強調國家安全、產業鏈自主可控、與美國爭奪技術與規則主導權，政策組合在短時間內急劇收緊了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削弱了企業家信心，加速了資本和人才外流。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積累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紅利幾乎被全部報銷。
而中央把這一切的責任主要推給地方政府，重複建設、政績觀偏差、沒正確把握中央思路，卻回避了頂層設計本身的問題：當中央政策信號反複在「防風險」與「穩增長」之間搖擺，當民營經濟從「自己人」變成需要「兩個毫不動搖」反複表態才能勉強安撫的對象，當增長目標被系統性下調並被重新定義為「潛在增長率」，這本身就是政策失效與制度性收縮的結果，而遠非地方執行偏差這麼簡單。
朱鎔基於8月12日去世，18日火化。作為推動國企改革、整頓金融、促成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強調市場化與對外開放的關鍵先驅人物，他的離世勾起了人們對上一輪改革時代的集體記憶，人們不自覺地將經濟上行時期的美與今天習近平時代經濟下行時的窘境下對比。
黨媒在其後不久密集推出「鐘才文」系列，強調當前成績「難能可貴」、風險可控、工具充足，明顯有為習近平經濟政策失敗進行辯護、為習近平避諱推責之嫌。改革年代的經驗是，經濟層面，承認問題、尊重市場、擴大開放、給民營經濟穩定預期，釋放增長潛力。當前敘事則是：國安第一，政權穩定第一，民族複興第一，經濟第二，算經濟賬更要算政治賬。經濟問題主要在外部沖擊，與地方政府執行力不足，4.7%已是與潛在增速匹配的黃金增長，去槓桿代價可以承受，強刺激沒有必要。這等於在政策層面封死了市場下半年大規模財政擴張的想象空間，中國人吃草也能活三年已經是民生新常態。
鐘才文四連文最清晰的信號，不是「韌性與活力」，而是官方對當前增速的正式接受，以及對強刺激的明確拒絕。習近平迄今未公開承認經濟政策的系統性失誤與制度性失能，而是把責任向下推。這種推責模式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不解決收入與預期的根本矛盾，不觸碰結構性制度性弊病，僵屍經濟不會因為幾篇署名文章轉而生機勃發，只會越拖越拉垮。
（人民報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