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金欣综合报导）近年来，在内需持续疲软和更广泛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中共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中共中央推动“共同富裕”政策，以及全球金融帐户涉税资讯自动交换机制（CRS）的落实，当局针对高净值人群（超级富豪）的税务稽查与查税力道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财富顾问、律师和其他知情人士透露，随著申报海外收入最后期限临近，一些中国最富有的人正在逐步退出离岸信托、出售股票，甚至放弃内地居留权。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央和地方政府去年支出比收入多出1.9万亿美元。房地产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失去土地出让这一重要收入来源后，急于寻找新的资金渠道，于是重新把目光投向富人。
据路透社从三位知情人士获得的消息称，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已下令工作人员根据胡润百富排行榜、公司文件和其它公开信息整理的名单，追查那些应缴纳离岸信托税的人员。在一些富商云集的省市，税务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负责收集离岸信托信息。
有多家外媒报道，中共国家税务总局近期正透过胡润百富榜、上市公司公告、海外招股书（IPO招股书）等公开资讯，精准锁定并交叉比对富豪的名下资产与海外收益，针对离岸信托（Offshore Trusts）实施全面追税与补税。
“胡润榜”从荣誉榜变成“杀猪榜”？
过去富豪争相登榜，是为了展现企业实力、获得融资机会或政治地位。但胡润榜为了评估身价，会详细列出富豪持有的股权比例、上市主体与个人资产结构。如今这些公开数据被税务机关直接拿来当作“精准查税清单”，对照个人所得税申报纪录，一查一个准。
过去许多上市公司创办人（如美团、拼多多、龙湖等企业大股东）习惯将持股装入设在开曼或 BVI 的离岸信托，以为能隔离风险、合法避税。然而，官方出台离岸信托课税新规后，穿透审查其收益，直接征收高达 20% 的个人所得税。离岸信托的“避风港”失效了。
除了公开榜单，当局还结合金融帐户涉税资讯自动交换（CRS）以及银行资金监测，使得离岸信托的保护伞几乎彻底失效。
富豪当前的集体恐慌与应对动作
面对追税大限与监管高压，中国富豪与资产管理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资金保卫战”。
为了避免被认定为“虚假处置”或面临高额追溯税款，部分富豪选择赶在大限前解散离岸信托。
有些富豪为了凑足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补税与罚款，被迫集中抛售海外上市公司的股票筹措现金。
许多富豪尝试在合规大限前彻底变更国籍或移居境外，试图从法律上脱离中国的税务管辖范围。
地方财政困境与“割韭菜”逻辑
这波精准追税的背后，反映出中国当前深层的经济困局：
土地财政失效、房地产崩盘后，地方财政极度吃紧，地方政府急需开辟新财源，“向富豪追税”成为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手段。
近年来，离岸信托作为一种中国人将财富转移到海外的工具，越来越受到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主要股东的青睐。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中国离岸财富约为1.7万亿美元。如今在中共政策收紧与“共同富裕”的框架下，全部成了当局精准猎杀的对象。
这也印证了中国商界近年流行的一句话：“富豪榜就是杀猪榜，登上胡润榜，离入狱或破产就不远了。”
据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12月报导，从1999至2015年，17年间，胡润中国百富榜总共出现35名“问题富豪”，其中18名富豪入狱，5人待宣判，1人已被执行死刑。有分析认为，中国的问题富豪比例高与官商勾结的中共国特色国情密不可分，导致从商的政治风险增大。
应缴税款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中共设定10月22日为申报离岸信托收益的最后期限，并将对这类收益征收20%的税。
路透社10月16日报导，财富咨询公司JLT Legacy Group首席执行官刘燮（Oscar Liu）表示，在香港和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创办人受到最新税收政策的冲击最大，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2014年至2020年间通过信托在公司估值高峰期出售了股份。
刘燮表示：“我们估计，单个案例的应缴税款可能从数百万元人民币到数亿元人民币，甚至数十亿元人民币不等。”刘燮的公司在香港和新加坡均设有办事处。
筹集资金 放弃内地居留权
据大纪元引述路透社报导，一位家族办公室律师表示，客户无法用股价下跌抵扣税款，而过去几年获得高额分红的房地产开发商，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如今财务状况不佳，无力支付应缴税款。
一位科技亿万富翁的家族办公室表示，他们现在花在税务计算上的时间比交易的时间还多，并且正在出售大约一半的股票投资组合。
“这就像被人抽走了脚下的地毯。”一位在该办公室工作的人士说道，他指的是被要求在三个月内以现金支付税款。
一位在大型国际银行工作的私人银行家表示，银行现在正向私人客户提供贷款以支付税款，这些贷款以客户自己公司的股份作为抵押。这位银行家专门服务于高净值人士和家族办公室。
为支付税款，一些中国富豪开始用海外资产作抵押从银行贷款，这成为高盛和摩根大通等大银行主要收入增长来源。
中共离岸信托税收制度也迫使一些富豪重组企业和家族财富持有结构。香港一位信托律师表示，有些人甚至在注资之前就关闭了新设立的信托。
一位拥有香港籍的内地人士，目前在香港担任保险代理人，她表示放弃了内地居留权，以使她丈夫的财富免受北京监管，尽管她丈夫并非内地税务居民。
刘燮表示，由于离岸信托持有人正在计算税负，因此很少有人会急于进行新的投资。
中共政策缺乏明确性
即使是那些已经开始寻找缴税方案的中国富豪，也对新规中一些不明确的方面感到困惑，例如征税范围、追溯适用以及缴税流程等。
“监管范围非常广泛。”查尔斯‧罗素‧斯皮奇利斯律师事务所（Charles Russell Speechlys）的合伙人魏康（Wei Kang，音译）表示。她为高净值人士和家庭提供关于复杂信托和遗产结构、税务和合规方面的咨询服务。
魏康补充说，7月份的新税法将纳税义务与纳税人的“主要经济利益”是否在中国境内挂钩，这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不能仅凭实际居住地或国籍就能轻易确定。
她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税收是从信托设立之日起生效，还是仅在特定期限内生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黄佩华（Christine Wong）对彭博社说，过去中共税务部门只要完成税收目标，并不太关心税法是否得到执行。但今非昔比，如今中共真缺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