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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會主席大發雷霆 常委和中央委員戰戰兢兢
——第二十六章 利用學生把國家主席拉下馬
【人民報消息】在毛澤東覺得有把握（這個把握是林彪的「5.18」講話給夯實的）控制和操縱中央全會的時候，他下令於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是在中南海書記處大樓召開的，在忠於毛的8341部隊的嚴密保衛之下。會前，毛澤東召集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康生就代替劉少奇的人選問題徵詢意見。相約五人同時在手上寫了一個字，伸開巴掌一對，都是一個「林」字。
但林彪端著架子躲在大連不肯到會。這件事迷惑了很多人，認為林彪不熱衷於當接班人，如果這樣，這些年來林彪那樣賣力氣為個人崇拜造勢就成為不可理解的了。8月6日毛澤東派汪東興去請，晚上林彪才從大連飛抵北京，住進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林與毛一見面就作揖，說是：「身體不行，不能當此重任。」毛澤東對林彪的假謙虛生氣了，斥責道：「你想當明世宗（註：明嘉靖皇帝，虔信道教，不問政事）！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解放後，林彪在臥室掛的條幅是「張良范蠡，急流勇退」。他經歷了高崗領受毛的密旨但謀劉太急，毛翻雲覆雨，又叫劉主持四中全會解決高崗問題的前車之鑑，一定要沉住氣，火候要看老一些，絕不可急躁莽撞，所以出現了這樣一幕。
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41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按慣例列席會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列席了會議。寫了第一張所謂「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北京大學聶元梓也非常顯眼地列席了會議。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鄧小平以總書記的身分宣布預備會決定的會議日程：1、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2、討論和批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在國內國際舞台上的重大措施；3、通過會議公報；4、追認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人事任免的決定。請讀者注意，議程中沒有改選常委，撤副主席的內容。
然後，由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作工作報告。他對前一段往大專院校派工作組問題主動承擔責任，連連檢討。毛澤東頻頻插話，語言鋒利，當眾出他的醜。
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的火點起來以後，躲到杭州劉莊別墅修養去了，叫劉少奇、鄧小平繼續主持中央工作，擋在第一線，應付北京和全國的亂局。這是一個大陰謀、大陷阱。劉鄧怎麼做都不對，都要被毛澤東抓住辮子。現在知道的結果是，劉鄧出來管了，往大專院校派了工作組，毛澤東說他們鎮壓了革命群眾，實行白色恐怖，要把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挑動紅衛兵和劉鄧對立，大轟大嗡，大吵大鬧，纏住不放。逼劉鄧檢討，承認犯了路線錯誤。假如劉鄧都不出來管，不派工作組，聽任局面亂下去，是不是就跟上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了呢？否！那時毛澤東會說，打砸搶抄，殺人，這是反革命暴亂，中國出了「匈牙利事件」，劉鄧就是黑後臺，修正主義黨變成了法西斯黨。毛會犧牲幾十萬學生，出來保護那些受害者。他又一次變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掌握著話語權，一言九鼎。這就是獨裁者的厲害。毛澤東料定劉鄧是不會看著局面亂到失控不管的，經過反右鬥爭，地方各級黨員幹部—這是劉鄧的基本隊伍—也不會看著不管的，毛澤東穩操勝?，看著劉鄧和省地縣各級領導，犯這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
劉少奇談到派工作組的著眼點時說：「當時我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
毛澤東厲聲說：「工作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組是完全錯誤的。不管怎樣是做了錯事，一不能鬥，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壞作用。」劉少奇說：「這段時間，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尖刻地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當葉劍英插話說我們有解放軍，不怕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一個現代政黨的中央全會，開成了金鑾殿上的御前會議，沒有一點民主氣氛，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甚至其他政治局常委們，個個面面相盱，戰戰兢兢，只聽毛澤東在那里頤指氣使，嬉笑怒罵。
8月5日，毛澤東寫了他那篇討劉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初他是寫在一張《北京日報》的邊角上，由秘書謄清，印成會議文件發給大家的。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的何等好啊！
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嗎？
8月5日下午，劉少奇還在履行共和國主席的職責，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接見了讚比亞代表團，回到家後，周恩來打來電話，要劉少奇近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
劉少奇知道，這是傳達毛澤東的聲音。
沒有經過常委、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的任何討論，沒有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就憑毛澤東隨心所欲地寫在一張舊報紙上的幾行字，就停止了國家主席的工作。在做足了鋪墊之後，毛澤東在常委會上宣布他要改變接班人：「看來這個問題已經緊迫了，萬一發生戰爭，發生突然事變，或者我馬上見上帝，來主事？得從我們中間選個年輕的，林彪就可以。」
劉少奇早就看出了這步棋，率先表示贊成。他說：「相比之下，林彪同志比任何人都合適。林彪同志一貫忠實、堅決、徹底地貫徹毛澤東思想，執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在我們中國革命的許多重大關頭，都是堅決站在毛主席一邊的，同歷史上的各種『左』的或右的機會主義路線進行過不調和的鬥爭，英勇地捍衛了毛澤東思想。建國以後，特別是他主持軍委工作以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創造性地運用毛澤東思想，提出了加強軍隊工作的革命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開展了全黨全軍全國性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促進了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所以，他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一定會得到全會的擁護。」
劉這樣一表態，全體常委都投了贊成票。
8月8日，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16條）。從8月8日下午開始，全會轉入討論毛主席的大字報，批評劉少奇和鄧小平。江青扮演前線指揮官的角色，向一些政治局委員交底，動員他們向劉鄧開炮。會議後期，毛澤東開列了個11人的政治局常委名單，未經常委討論，只給林彪、周恩來、江青看過，讓中央委員們投票選舉。選舉後的名單排列，幾經修改才正式公布。
初的名單根據陳伯達和王力的回憶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康生、劉少奇、朱德、陳雲、李富春、陶鑄。鄧小平因為在選舉時得全票，所以列周恩來之後，居第四。江青看了這張名單大為不滿，她說：「鄧小平過去名列第七，這一回跟著劉少奇犯了錯誤，派了工作組，怎麼反而上升到第四位呢？不行，這樣排不行。」然後，去找林彪提意見。林彪一直認為鄧小平是自己潛在的競爭對手，與江青一拍即合，由林彪向毛澤東建議，將陳伯達調到鄧小平前面，成為第四位，鄧小平排第五。江青看了調整後的名單，仍不滿意，找到毛澤東說：「老夫子書生一個，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調上去。」毛澤東採納了這個意見。後圈定的名單排列成這樣：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會想到，這個神聖的名單竟是江青排列的，或者說是江青指揮著毛澤東排列的。
毛澤東將劉少奇、朱德、陳雲排到陳伯達、康生的後面，即不想再保留他們的副主席職務。他想設林彪、周恩來兩位副主席。此時周恩來主動提出，只保留林彪一人為黨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為接班人的地位，原來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後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義見報。周恩來主動退一步，既免去了毛林的猜忌，又極大地贏得了人心。
全會還增補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政治局委員，增補李雪峰、宋任窮、謝富治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同時，改組了中央書記處。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的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尚昆的候補書記職務，補選謝富治、劉寧一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陶鑄為常務書記。
從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江青參與重大、核心的黨國機密—改組政治局常委—來看，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澤東就是將江青作為繼承人來培養的。鄧小平被打倒，中央書記處癱瘓後，毛以中央文革代替書記處，江青在文革中的實際地位和作用相當於總書記，後來傳說的毛如何討厭江青，如何批評江青，那都是毛作秀給外人看的，也有老同志因與四人幫鬥爭的需要而誇大渲染的成分。據戚本禹近距離觀察，「毛、江關係一直很好，感情甚篤，直到晚年，尚為如此。」（接受餘汝信訪問時的談話）
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一天，林彪發表講話，他說：
我近心情很沉重，我的能力和我的工作是不相稱的，意料要出錯誤的，但是，要力求減少錯誤，依靠主席，依靠常委諸同志，依靠文革小組的同志，以毛澤東為軸心，我們做磐石，我沒有別的本事，就是一切請示主席，一切照主席說的辦。大事不干擾，小事不麻煩。有時候免不了要犯錯誤，跟不上主席的思路怎麼辦？那就是朝朝夕夕的不堅持錯誤，修正錯誤。主席是世界革命偉大的天才，我們和他比差別很大，錯了趕快改。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思之再三，既然中央主席都決定了，我就只好服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隨時也準備交給別的同志。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從北京到全國，廣大黨員、廣大幹部、廣大人民，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和號召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表示：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兩頭熱，中間冷。所謂兩頭熱，上頭是指毛澤東和中央文革，下頭是被矇蔽、被利用的紅衛兵小將們；中間冷是說各級黨委、各級政府、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動不起來，是一種頂牛狀態。筆者就參加了工作隊被派到北京藝術院校，包括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北京電影學院等單位維持秩序。學生要寫大字報，沒筆墨紙張不行，工作隊要負責解決；寫出來沒漿糊貼不出去不行，工作隊得提供；牆上貼不下了，工作隊又張羅用杉蒿蘆席在操場搭起一排排的席牆；炊事員起來造反沒人做飯了，工作隊員下廚房和炊事員一起做飯。中央音樂學院上千名學生辯論「老子英雄兒好漢」那幅對聯，辯論中發生武鬥，差點把鋼琴家劉詩昆打死，是工作隊把劉詩昆救出來的。兩派學生都說工作隊是親人。聽說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學生們一夜之間就變了臉，要揪鬥工作隊，說我們對他們實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就出來跟他們辯論，駁得他們啞口無言。所以，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廣大幹部中批不起來。
劉少奇背後有這麼多的幹部和群眾的支持，這使毛澤東感到極大的不安。於是，10月1日，毛澤東發出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號召，組織力量，向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發動總攻擊。
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決定把慶祝建國17周年大會和第四次接見紅衛兵合並進行，因此這次被接見的紅衛兵人數多，達150萬人。就在這一天，一隊受領秘密任務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打出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橫幅，公開呼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公開向全世界宣布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鋒芒所向，在全國掀起了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
在毛澤東支持的紅衛兵運動的高壓下，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陳伯達作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的報告。劉少奇、鄧小平被迫承認犯了路線錯誤。23日，劉少奇在會上檢討，他說：
工作組的負責人大多數既不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沒有好好向群眾學習，一開始就要業已發動起來的廣大群眾按照我們和工作組主觀設想的計劃和步驟行動。這樣，就違背了革命的群眾運動發展的規律，就發生了許多嚴重的事件，就在事實上站到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去了，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運動打了下去，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長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滅了無產階級的志氣。即使在這種時候，我還是不覺悟的，不知道這種局勢的造成是極不正常的，是極不利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是極不利於黨的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這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時間雖然只有50多天，但是這種錯誤所造成的損失和影響，卻是很大的。
按照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定的調子，劉少奇否定了自己領導整頓國民經濟，制止餓死人的情況蔓延，使國家免於崩潰所做的全部工作。他說;
在1962年犯過右傾錯誤，在1964年我又犯過形式上是「左」的而實際上是右傾的錯誤。我這次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是和我過去所犯的這些錯誤有聯繫的。
1962年1月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用我的名義向這個會議作了一個書面發言，以後我又向這個會議作了一個發言。在我的書面報告和口頭報告中，都肯定1958年實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來獲得了偉大的成績，同時，也在工作中發生了一些缺點錯誤。我們所獲得的成績是主要的，工作組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這些缺點和錯誤大部分已經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們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形勢已經開始逐步好轉。在這種對於當時形勢的基本估計下，不論我的書面報告和口頭發言中，對於當時的困難都講得過多了，過頭了，對於前途，有時也說得黯淡，對幹部和群眾中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發生了不好的影響。這已經是一種右傾錯誤。
更嚴重的錯誤，是1962年2月21日到23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了1962年的國家預算。。。。。。對於當時的財政經濟的困難形勢，就估計得更嚴重了。認為「我們現在經濟上是處在一個很不平常的時期，即非常時期。」陳雲同志在2月26日向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作了講話陳雲同志的這個講話，是根據他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表的意見加以發揮的。中央在3月18日批發了陳雲同志的講話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一級的黨員幹部「認真討論。在討論中，應該鼓勵大家發表各種不同意見，並且應當允許保留不同的意見。」因此，就在全國各地鼓勵了各種歪風邪氣的出籠，翻案風，單幹風都出來了。還有些人就根本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這就在許多地方把前幾年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這樣一來，發動大躍進、公社化運動餓死3750萬人的毛澤東成了一貫正確的，領導國家走出危機、使人民擺脫飢餓的劉少奇倒犯了路線錯誤，理應被打倒。毛澤東要的就是這個結果，見主要目標已經達到，趁勢收蓬，說：「劉鄧主要還是50天的問題，能認識、檢討就可以了。」在七千人大會結束時，他不得不拉著劉少奇的手承認兩個「萬歲」，今天，他要依靠紅衛兵的力量把劉少奇拉下馬去。
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有一篇講話，別有深意，值得一評。他說：
17年來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國家安全，鑒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麼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麼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的問題，就做了改變。
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麼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麼好。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制度已經改變了，但紅衛兵還不知道已經改變了。我也有責任。為什麼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手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裡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
請讀者注意，毛澤東說，從1949年進城到八屆十一中全會，17年來他都是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都是別人提出來的，餓死3755萬人，損失1200個億，都是「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麼好」，他老人家的責任有兩條，一是建議分一線、二線，二是過於信任劉少奇和鄧小平。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從上到下，打倒那麼多人，使那麼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黨上下，全國人民，都承認，都相信這一點。17年來的一切錯誤，一切災難，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以謝天下，以謝國人。從今以後，毛澤東又親臨第一線了，他要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重新幹起，建設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
在審判張春橋時，蒯大富出庭作證說：「1966年12月18日上午，中央文革辦公室給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總部》打電話，要我下午兩點到中南海西門去一趟。下午兩點前，我乘清華大學一輛小轎車到中南海西門，對警衛說：『有人找我，讓我進去吧！』此時，從中南海裡來了一輛車停在西門裡，從車上下來一個穿綠色軍大衣的人，我一看是張春橋。張對警衛說：「讓他進來吧，是我找他來的。」張春橋領我進了傳達室，和我談了一個多小時。整個談話過程，除了張春橋和我。沒有其他任何人。」
「張春橋說：『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仍然相當猖獗。現在還是要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蒯大富說：「我一聽就明白，是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分向我交底。是表示對我的信任。所以我回去以後全力以赴，堅決貫徹。」
蒯大富說：「12月25日，我親自率領清華大學五千餘名師生員工，開著兩輛廣播車，步行進城，遊行示威。貼標語、大字報，發傳單。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在全國範圍內，是清華大學第一次把打倒劉少奇的運動推向社會，而這後面的罪惡黑手就是張春橋。」
1967年1月6日，發生了清華大學的紅衛兵「智擒王光美」的事件，成了轟動世界的新聞。這是江青一手導演的。這天下午，劉少奇的衛士長接到一個電話，自稱是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說劉平平（劉少奇的女兒）從學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車軋斷了腿，需馬上截肢，否則有生命危險。但手術之前家長必須簽字，要請劉平平的父母到醫院來一下。
因為周恩來一再關照劉少奇、王光美不可走出中南海，衛士長決定先讓劉源源和劉亭亭到醫院去看看，如需手術。由他們代家長簽字。一個多小時過去了，源源、亭亭沒有回來，也沒有電話。這時醫院又打來電話催促，衛士長只好把事情報告王光美。王光美請劉少奇拿主意。劉少奇無論如何想不到毛澤東、江青會這麼下作，一切都信以為真，馬上調車去醫院。
那時劉少奇國家領導人的待遇還沒取消。衛士組立即把劉少奇要出行的消息報告中央警衛局，並通知北京市公安局。
到了醫院，急診室裡都是清華大學的紅衛兵。他們抓住劉亭亭為人質，目的是把王光美引出來，就到清華大學去批鬥。劉源源、劉亭亭到醫院後也被扣押。劉少奇的出現使這些穿著白大褂的紅衛兵有些慌亂，他畢竟還是國家主席。王光美簡直氣瘋了，大聲說：「我抗議你們製造這種騙局！」
紅衛兵頭頭自知理短，說：「抓你是江青同志的指示，辦法是我們想的。」
王光美想到劉少奇的安全，馬上說：「既然是衝我來的，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衛士們簇擁著劉少奇立即返回。
王光美被押到清華園批鬥，後在周恩來的干預下被放回。1月13日深夜，毛澤東派秘書徐業夫乘一輛華沙牌小轎車接劉少奇去談話。共和國主席的專車—蘇制吉斯牌防彈高級轎車已經被封存了。劉少奇隨秘書來到人民大會堂。這是毛劉二人後一次見面。
毛澤東假意關切地問：「平平的腿好了嗎？」
劉少奇回答：「根本沒有這回事，是個騙局。」
劉少奇看清了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衝他而來，向毛澤東提出：1、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都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
2、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吸著菸，呆了一會兒才說：「認真讀幾本書吧，德國人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寫的《機器人》值得一讀。」
臨別，毛澤東把劉少奇送到門口，說：「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從劉少奇回來的境遇可以看出毛澤東這些言不由衷的話是多麼樣的偽善。
1月16日子夜12點過後，周恩來給王光美打來個電話：「光美呀，要經得起考驗。」王光美很激動地說：「總理，你真好。」這個電話看來被竊聽了。第二天，中南海造反派奉命來拆電話。劉少奇抗議說：「這是政治局的電話，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的批示，你們不能撤，也無權撤。」造反派回去請示汪東興，又過了一天，還是撤了。這是迫害升級的信號。
4月10日，在江青的精心導演下，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了30萬人參加的批判王光美大會，並把彭真、薄一波、陸定一、蔣南翔等三百多名「走資派」拉去批鬥。這天早晨六點，清華大學紅衛兵開著車到中南海抓人。王光美被押到清華大學主樓七層，強迫她穿上陪同劉少奇出訪印尼時穿過的旗袍和高跟鞋，並用乒乓球串連成一個碩大的項鍊給她套在脖子上，拉到批鬥會會場。這一幕惡作劇充分體現了江青的狹隘、嫉妒、心理陰暗、人品下流。1963年4、5月，劉少奇攜夫人訪問東南亞幾國，重點是印度尼西亞。蘇加諾總統和夫人隆重接待中國元首。雅加達繁華的街道上並排懸掛著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巨幅畫像，王光美雍容華貴，落落大方出現在各種宴會、酒會和晚會上，中外報紙、電視、紀錄片，都作了突出的報道。把個江青氣得妒火三千丈。出國前江青幫王光美作形象設計，要穿黑絲絨旗袍，不要戴項鍊。後來王光美竟敢不聽她的，戴了項鍊（緬甸總理奈溫夫人送的），這使江青更加歇斯底里，這就是乒乓球項鍊的由來。這次批鬥會開了一整天，中間還在清晨六點，下午一點和下午五點四十分穿插了三次審問。第二天，王光美穿旗袍、戴項鍊的照片和三審王光美的紀錄，都上了紅衛兵小報，成為轟動世界的新聞。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的尊嚴掃地以盡了。
毛澤東對這種有失國家體面的事情沒有一句微詞，是要縱容造反派把鬥爭矛頭指向劉少奇。6月30日，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新八一戰鬥團」、「井岡山」、「前鋒」等十幾個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門搭起帳篷，安營紮寨。宣告成立「揪斗劉少奇火線指揮部」。到7月初，中南海西門，北門、直至故宮北護城河沿岸，連營接寨幾十里。搭起七千多個棚子，架起500多個高音喇叭，樹起3000多面旗幟，代表700多個造反派，除北京的以外，還有黑龍江、遼寧、吉林、河北、山東、安徽、新疆等省來京串連的紅衛兵，常住人數在1.5萬人以上。歌聲、口號聲，高音喇叭宣讀的聲討批判劉少奇的文章，沸沸揚揚，晝夜不斷。7月4日凌晨3點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來到「揪劉火線」，鑽進北京建築工程學院的帳篷，聲稱「代表中央文革向你們表示支持和慰問！向小將們學習，向小將們致敬！」傳達了江青迫害劉少奇的密旨。
7月4日晚，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通知劉少奇，向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寫一份書面檢查。國家主席立即遵行。五天以後，即7月9日他交出了認真寫的檢查。他在檢查中說：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時，是毛主席黨中央委託我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的。由於去年8月5日以前，還不理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線、方向錯誤，所以我的幾次講話，都沒有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學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種錯誤，主要應由我來負。
我要向受過以我為代表的錯誤路線壓制和傷害的革命師生表示賠禮道歉。
毛澤東親自坐鎮，滿意地看到劉少奇陷入紅衛兵的天羅地網之中。在揪斗劉少奇的前夜，1967年7月13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南巡去了。
兩天以後，即7月15日，紅衛兵給國家主席一道「勒令」，這是一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奇文，有實錄下來千古流傳的價值。文曰：
劉少奇：你交上來的是他媽的什麼「檢查」！又臭又長五千餘字，無處不在攻擊我們心中紅紅的紅太陽毛主席！無處不在攻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你妄圖全盤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輝煌成果，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極，混帳透頂！
你不甘心自己的滅亡，借檢查之名，行反撲之實，妄圖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反攻倒算。
螳臂擋車，自不量力，飛蛾撲火，自取滅亡！劉少奇，你別白日做夢了。
你的所謂檢查，是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宣言書，是鼓勵大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線反撲的動員令，我們要迎頭痛擊，徹底粉碎，不把你這條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審，我們決不收兵！
劉少奇，我們要正告你：，這些的紅衛兵不是好惹的，你這個不齒人類的狗屎堆有什麼資格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
毛主席教導我們，對於你這樣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如若亂說亂動，立即取締！
我們勒令：你必須老老實實向毛主席低頭認罪，於本月二十五日零點前交出你的第二份檢查！不得有誤！！
紅代會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新八一戰鬥團1967年7月15日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代表作。
毛澤東南下的專列剛開江青就向中南海的造反派們說：「你們為什麼還不揪斗劉少奇？一點造反精神也沒有。怕什麼？等什麼？還看不出來嗎？鬥！現在正是時候。」中南海的機關造反派，根據江青指示研究了批鬥方案，準備於7月18日（星期二）下午3時在國務院小禮堂召開「批判劉少奇假檢查真反撲罪行大會」。15日將報告送交戚本禹。戚本禹批了一句：「請伯達、江青、康老決定。」轉給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陳伯達在報告的標題上勾掉了「少奇」二字，加上了「鄧陶夫婦」四字，批鬥會就變成了「批判劉鄧陶夫婦假檢查真反撲罪行大會」。江青和康生在自己的名字上劃了個圈。會前，戚本禹對中南海機關造反派面授機宜：「搞幾個戰鬥組織，有的搞劉少奇。有的搞鄧小平。有的搞陶鑄、王光美、卓琳也要搞。」「要使他們威風掃地，要殺氣騰騰。」「可以低頭彎腰。」
1967年7月18日，中南海的批鬥會分別在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所住的院子裡進行，同時，抄了他們的家。
批鬥會的情況通過專線電話報告了住在武漢東湖的毛澤東。毛說：「我不贊成那樣搞，那樣勢必造成武鬥。還是背靠背，不搞面對面。」讓汪東興同志把這些話傳給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林彪。林彪和江青是知道毛澤東處置劉少奇的腹案的。自然知道毛澤東這個溫和姿態是做給別人看的，他離開北京，就是要造反派放開手腳。
8月5日是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一周年。中央文革在天安門組織了百萬人大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在中南海，又分別在各家院內組織批鬥會、康生的夫人曹軼歐親臨現場指揮，安排專人錄音、照相、拍電影。這一場批鬥會下來，把劉少奇打得鼻青臉腫，鞋被踩丟了，他穿著襪子被押回辦公室。他舉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尊嚴。睡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國家。」
1967年9月12日，這是劉少奇妻離子散的一天。跟他一起生活的三個讀書的子女：劉平平、劉源、劉亭亭，被勒令回學校接受審查批判，不許再回家；小的女兒小小（六歲）交給保姆帶著趕出中南海；王光美這天晚上被逮捕入獄。劉少奇剩了孤身一人，他昔日的辦公室裡，成了囚禁他的牢房。他不知道後院的變化，老是站在後窗前睜大眼睛盯著後院，側耳細聽，想看到妻子和孩子們的身影，聽到他們的聲音；但是從這天起，他再也看不到、聽不到了。又過了幾天，來了兩個戰士，命令劉少奇解下腰帶。劉少奇厲聲抗議，話音未落被打翻在地，強行把腰帶解走了。
請讀者注意:這是在中南海，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辦公室，劉少奇的國家主席職務還沒有免，辦公室竟成了囚禁他的死牢。劉少奇被轉移到開封以前，一直住在這裡，他沒有進秦城監獄，毛澤東要把他放在眼皮底下折磨他，看著他精神崩潰，看著他身體崩潰，看著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毛澤東還是顧及到憲法和法律的。他繞開憲法，不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利用學生的惡作劇，使劉少奇威信掃地事實上打倒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看，我並沒有下令逮捕劉少奇把他關入監獄，也沒有派人暗殺他，更沒有下令處決他。他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還呆在他的主席辦公室裡。至於群眾不擁護，要造他的反，那是自發的群眾運動，怪得人？！如果追究共和國主席受迫害致死的案子，你還真抓不住毛澤東的把柄，很難定他的罪哩！他沒說過要劉少奇停止行使國家元首的職權，沒說過要揪斗劉少奇，沒說過要關押劉少奇，在文字上更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把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作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他不簽字，叫周恩來代表中央簽字，自己逃避了責任，還把周恩來拉下水。這種流氓政治是毛澤東政治品德的墮落。然而，道德法庭的審判毛澤東是逃不掉的。劉少奇專案是在江青一手控制之下，人身自由和安全是在汪東興的一手控制之下，這兩個人是毛澤東的兩隻手，都知道劉少奇的命運是掌握在毛澤東的魔掌中。
迫害在步步加緊。一日，江青的爪牙遲群代表中央文革來給昔日保衛共和國主席的警衛隊訓話，明確告訴他們：「現在，你們的任務已經根本改變了。不是警衛，而是看管劉少奇。要肅清劉毒、劃清界限。」
劉少奇這年69歲了。幾次揪鬥身心受到了極大的創傷。他的臂戰爭年代受過傷，經過扭打已不能自由運轉，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兩個小時；到食堂吃飯，短短30米距離，他拖著傷腿一步一步地蹭，要走50分鐘，看守的戰士們被告知要上去攙扶一把就是失掉階級立場。後來他根本不能站立，不能行走了，就由看守人員打飯，打飯的戰士被稱為「保皇兵」，因此也不願意幹這個差使；後來就打一次飯，讓他吃幾頓，餿霉變質不管。劉少奇只要七顆牙齒，這樣的伙食，使他常拉肚子，又不能洗換衣服，室內臭味難聞，
就這樣還要每天接受批評，室內貼滿了打倒他、侮辱他的各種標語，他的名字被打上紅叉，被寫成「劉少狗」。他氣憤滿腔，但又不能發洩；他需要休息，又不得安眠；他有病要看，但每次醫務人員要先開批鬥會，跟他劃清界限，用聽診器抽打他。逐漸地，他神志恍惚，精神崩潰了。
看看那些關押戰犯的監獄吧。原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沈醉寫了一本《戰犯改造所見聞》，盛讚在共產黨監獄裡所受的人道待遇。他說：「被俘的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各個地方待遇不統一，管理辦法也不統一。自戰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領導，並負責對戰犯的教育改造後，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後，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16元1月底生活費，行動也只要不離開管理所，可以不再門，互相間能自由往來和交談。戴有腳鐐手銬的一律去掉。規定的作息時間也比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電影，而使人高興的還是伙食費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當時四川物價低，16元一月的集體伙食，可以每餐一葷一素，量相當多；除了魚、肉、蛋一類外，還經常買雞鴨等。」當然，這些都是毛澤東的偉大政策。毛澤東可以寬容和共產黨打了半輩子死仗的戰犯杜聿明、王耀武、沈醉等，卻一定要將自己的親密戰友劉少奇等置於死地。
毛澤東還澤及廢帝溥儀。1964年2月23日，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對章士釗說：「對宣統要好好團結，他和光緒皇帝是我們的頂頭上司，我做過他們下邊的百姓。聽說溥儀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吧。我拿點稿費，通過你送給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長劍歸來兮食無魚』，人家是皇帝嘛！」
章士釗送錢給溥儀並傳達了毛主席的話，溥儀感激涕零。
毛澤東這個人真是個千佛面，令人難以認識，難以理解。劉少奇的罪惡怎麼也超不過溥儀吧！末代皇帝溥儀，被推翻了，後又在日本的扶持下正二八經地復辟成為滿洲國皇帝。劉少奇主席，照毛澤東給定的罪名，至多是「企圖復辟資本主義」吧，並沒有復辟成，怎麼就不能有一點寬容呢？你做過溥儀的臣民不能忘，你正是在劉少奇等人的擁戴下成為中共領袖的，難道就忘得一乾二淨了嗎？！
要解開毛澤東處事哲學中這個似乎不可解釋的矛盾，只需吃透他一句話：「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的並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對溥儀和戰犯們他能寬容，因為歷史已經證明這些人反對共產黨，反對他，是反對錯了，他是勝利者。在延安整風中，他也能團結張聞天、秦邦憲等黨內同志，歷史也證明這些人反對他反對錯了，他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但歷史、實踐如果證明，毛澤東錯了，反對他的人對了，她一定要將這個人弄死，劉少奇、彭德懷都是屬於這種情況。換句話說，毛澤東手裡有真理的時候，是能夠容人的，是能夠團結反對派的；他一旦輸了理，發現自己錯了，對反對派絕不容情。劉少奇、彭德懷對他的「三面紅旗」提出質疑，要追究餓死人的責任，毛澤東也知道他的「三面紅旗」禍國殃民，惹了大禍，但認錯就得下台，與其我下台，不如你們下台，不僅要你們下台，而且要置你們於死地，以免我死後翻這個案。《三國演義》上有個田丰，袁紹的謀臣、袁紹在官渡與曹操決戰，別駕田豐上書袁紹：「今宜靜守以待天時，不可妄興大兵，恐有不利。」袁紹不聽，將田豐下獄。後來果然大敗。獄吏來見田丰：「與別駕賀喜。」豐問何喜？獄吏說：「袁將軍大敗而回。君必見重矣。」田豐說：「吾今死矣！」獄吏問何故？田豐說：「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矣。」「獄吏未信。忽使者?劍至，傳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毛澤東其人，「外寬內忌，不念忠誠。」這一點很像袁紹。
來源：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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