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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奇蹟有虛幻部份 現在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2023年9月5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十年前曾提出他最大膽的重大改革計劃，其設想是在2020年之前將中國經濟轉型為以服務業和消費為驅動力的西方式自由市場經濟。
2014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60項改革任務的目的是修復更適合欠發達國家的陳舊增長模式，然而，大部分改革都毫無進展，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舊政策，而這些政策只是加劇了中國的巨額債務和工業產能過剩。
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未能實現結構調整，引發了中國下一步何去何從的關鍵問題。
許多分析師認為，最有可能的結果是緩慢走向日本式的停滯，但也有可能出現更嚴重的緊縮。
劍橋大學中國發展教授威廉·赫斯特（William Hurst）說：“事情總是慢慢衰落，直到突然崩潰。”他說：“短期內，金融危機或其他程度的經濟危機會有重大風險，給中國政府帶來重大的社會和政治成本。最終將不得不進行清算。”
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擺脫了毛澤東計劃經濟的束縛，當時中國主要是一個農村社會，急需工廠和基礎設施。
經濟學者說，到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已經滿足了其發展水平所需的大部分投資需求。
從那時起，中國的經濟名義上翻了兩番，而總體債務卻增加了九倍。為了保持高增長，中國在2010年代成倍增加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犧牲了家庭消費。
這使得中國的消費需求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佔的比重低於大多數其他國家，創造的就業崗位集中在建築和工業部門，而這些行業越來越受到年輕大學畢業生的排斥。
政策重點還使中國的房地產行業膨脹到佔經濟活動的四分之一，並使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債務，以至於許多地方政府現在很難再融資。
大流行病、人口低迷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了所有這些問題，以至於今年中國即使重新開放，經濟也難以復蘇。
墨卡託中國研究所（MERICS）的首席經濟學家馬克斯·曾林（Max Zenglein）說：“我們正處於看到一些結構性轉變的時刻，但我們本應預測到這些轉變的到來。”
他對路透社（Reuters）說：“我們剛剛開始面對現實。我們正處於一個未經考驗的領域。”
中國經濟繁榮的結束很可能會損害大宗商品出口國的利益，並導致全球通貨緊縮。在國內，它將威脅到數百萬失業畢業生和許多財富被捆綁在房地產上的人的生活水平，從而構成社會動盪風險。
危機與停滯
除了短期解決方案——這很可能會永無止盡地延續以債務為動力的投資——經濟學者認為中國有三種選擇。
一是迅速、痛苦的危機，以註銷債務，抑製過剩的工業產能，化解房地產泡沫； 二是一個長達數十年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逐步削減這些過剩產能；三是轉向以消費者為主導的模式，進行結構性改革，雖然會帶來一些短痛，但有助於中國更快、更強大地重新崛起。
如果龐大的房地產市場在失控狀態下崩潰，拖累金融業，一場危機就有可能爆發。
另一個高壓力點是地方政府債務，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高達9萬億美元。中國在7月份承諾將提出“一攬子”方案來應對市政債務風險，但沒有詳細說明。
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合夥人洛根·賴特（Logan Wright）說，中國政府必須決定救助哪一部分債務，因為債務整體數額太大，政府無法提供全額還款擔保，而目前市場認為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
路透社援引他的話說：“當政府信譽搖搖欲墜時，中國就會出現危機。”
他還指出：“當似乎存在市場風險的剩餘投資突然被切斷資金時，那將是中國金融市場出現巨大不確定性的時刻。”但許多經濟學者表示，鑑於中國政府對許多開發商和銀行
的控制，以及資本賬戶的緊縮限制了資產的外流，這種情況風險較低。
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麗西亞·加西亞·埃雷羅（Alicia Garcia Herrero）預計，鑑於投資選擇有限，如果中國政府整合債務，將會有很多買家。
“我更傾向於緩慢增長這派的觀點，”她對路透社說。“沒有效益的項目堆積的債務越多，資產回報率就越低，尤其是公共投資，這確實意味著中國無法通過增長走出困境。”然而，通過延長調整期來避免危機也有其自身的穩定
風險，因為青年失業率高達21%，約70%的家庭財富投資於房地產。
曾林說：“中國最大的成功故事之一，即打造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也正在成為其最大的弱點。如果你從年輕人的角度來看，你現在有可能成為改革後第一代經濟福祉撞到天花板的人。如果要傳達的信息是勒緊褲腰帶、挽起袖子，那有點難以服眾了。”
在這個時刻進行改革？
第三條道路，即積極轉向新模式，考慮到習近平60項改革的結果，被認為是非常不可能的。
分析人士說，2015年曾發生資本外流恐慌導致股市和人民幣暴跌，並引發官方對具有潛在破壞性的改革的反感，從那以後，這些改革計劃此後幾乎再也沒有被提及。
自那以後，中國在金融市場的重大自由化上打了退堂鼓，而控制國有巨頭和引入全民社會福利的計劃也從未完全實現。
赫斯特說：“現在是火車有可能調轉方向並且向新模式轉變的時候，我認為他們有這樣做的願望。”
他補充說：“但與此同時，他們也非常擔心短期的政治和社會風險，尤其是引發經濟危機的風險。” △（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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