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的作者譚合成拒絕忘記中共摧殘炎黃子孫的歷史。

【人民報消息】「極端的惡常常是難以置信的，因爲它超出了你的想象力、認知力和理解力。」這是專欄作家陶東風在閱讀《血的神話》一書後的評論。 《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的作者譚合成曾是《芙蓉》雜誌的編輯，機緣巧合他接觸到大量官方數據，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譚合成說：「調查以後，我們感到世界觀、人生觀以及從前我們信仰的那些東西，都受到了顛覆性的震撼。」 該書的英文版爲《殺人風：中國一個縣在文革中陷入瘋狂》（The Killing Wind：A Chinese County’s Descent into Madnes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書中記載，湖南道縣大屠殺，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被迫自殺326人。全地區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全地區直接或間接殺人者15,050人。 其中被「誅九族」滅門的有117戶，被殺者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書中記載了十多種匪夷所思的殺人方式，殺人者不滿足於把人處死，而是變換花樣，享受處死過程的快感和折磨的樂趣。殺人的同時還伴隨着抄沒財產、強姦妻女等暴行。一時間，屍體漂滿了瀟水。血腥之氣長久不散。 莊生蝶先生曾在文革期間到過道縣，也對道縣大屠殺進行過採訪，在其書評中他寫道：「我的一位朋友在閱讀《血》時，血壓高至200多，心跳加速到每分120多次，數次不能卒讀。我本人應當說對這場大屠殺之血腥恐怖了然於心，但也依然感到讀來有如重錘擂胸。」 對於道縣大屠殺，官方的材料稱，是因爲當地的一個武器庫被搶，一個農民和一個工人被殺，所以開始了「人民」和「反革命」的血戰。但根據譚合成等人的調查發現，被殺的9,000多人裏沒有一個人是「反革命」，沒有一個人參加過所謂的「反革命」活動，可幾乎沒有一個人反抗和爲自己辯白。 「這不是文化革命中一個派性鬥中的殺人，而是黨的基層組織，組織動員貧下中農，對四類份子及其子女，有計劃的、滅絕性地屠殺。」譚合成說：「這不是派性殺人，而是黨性殺人。」 ◎ 以官方身分調查屠殺始末 譚合成先生在1986年得以接觸到1967年湖南道縣及其周圍大屠殺的機密資料。此後，他又多次前往道縣採訪，補充原稿。經過近二十年，2007年完成了50萬字的終稿，2011年在香港由天行健出版社出版成書。最近譚合成先生在專訪中介紹了當時調查的起因、過程及其心裏的變化。 譚合成說：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在文化革命的時候就很有名，當時我們在湖南長沙，就看見到處都是大字報說，湘南大屠殺，血流成河等等，當時的說法是殺人6萬，殺人10萬等等，這樣我就對這個東西有非常強烈的印象。當時的屠殺行動最終遭到軍隊制止，後來把這事作爲一個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過激行動給按下去了。 在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前夕，他曾專門到湖南的零陵地區，就是今天的永州地區去視察，當時要（對屠殺事件）做一個比較徹底的徹查。在這種情況下，湖南省委零陵地委，就是現在的永州地委，組織一個調查班子，對這個事情進行了調查。這個調查班子取名爲「處理文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簡稱「處疑工作組」。 「處疑工作組」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有1,280多人次以道縣爲中心，包括周圍10個縣市的情況進行調查。隨後調查組向上面打了一個報告，說這個工作組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因爲當時撥亂反正被當作一個工作重點，所以這次想對這個「巨大成績」做個報導。 當時湖南省決定以道縣作爲一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總結經驗。當時譚合成正好在湖南省最大的雜誌──《芙蓉雜誌》工作，當時被稱作青年作家，在報告文學方面，涉獵的比較多，所以當時就安排他專門去調查。《芙蓉雜誌》也安排了版面，等他寫完以後，馬上發，這樣的情況下譚合成到了那兒。 譚合成去的時候，本來準備寫一篇歌功頌德的文章，就是撥亂反正做得好的典型。但到那後發現「頌歌」沒辦法寫，「我不願意說假話，出賣良心」。 當時提到了三個85%：85%以上的遺屬（被殺者倖存下來的家屬）感到滿意；85%的罪犯認罪、伏罪、認錯；85%的幹部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法治認識。但事實卻是：殺人的人幾乎沒有認錯的，被殺人的家屬都戰戰兢兢，害怕再次被殺。 譚合成說：當時文化革命中的思想，階級鬥爭的思想就是要「趕盡殺絕黑七類，永保江山萬代紅」，沒有理由，反正要殺。有很多人連雞都不敢殺，他可以殺人，因爲他認爲自己殺的不是人，是階級敵人，「你死我活，你不殺他，他要殺你。」 譚合成認爲：這不是派性殺人，是黨的基層組織，組織動員貧下中農的一次，對四類份子及其子女，有計劃地，滅絕性地仇殺，它是黨性殺人，是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理論發展到極致的一個必然結果。 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所有的被殺對像，很少有參加文化革命和參加哪個派的，他們大部份人都是那些已經被打入另冊的人，是不能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革命中只能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而且他們確實也是老老實實，從未亂說亂動，很多人都是什麼都不知道，人在家中就禍從天降，有些人剛剛在田裏勞動，剛剛回家就被抓，拉出去就殺了。 實際上被殺的9,000多人，沒有一個有過錯，沒有一個人在思想上或行爲上是「反革命」的。沒有一個人說了什麼「反革命」的話。譚合成曾經要求他們，舉一個例子， 在當時有亂說亂動行爲的，比如說了不該說的話，做了不該做的事的，你給我找一例子出來，找不出來，沒有一個。 道縣殺人的主要理論是階級鬥爭、暴力革命，指導綱領就是毛澤東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當時道縣很多領導要求下面的幹部，正確對待殺人的問題，要大家學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很多不是心地特別歹毒的那種人都參與了殺人，有百分之三十幾的黨員參加了殺人，百分之六十幾的基層幹部參加了殺人。我說的參加了殺人都是直接的，就是手上有血的。殺人的人全部都是由黨的基層組織出面組織、策劃、動員、煽動才實行的。 道縣基本上99%的地區和大隊、公社都殺了人。沒有參與殺人的地區是因爲：第一，這個地方，黨支部的主要領導人反對殺，就殺不成；第二，這個地區非常落後；第三，這個地方比較偏遠，比如深山老林，沒有接到公社開會的通知，或者接到通知沒去開會，也就沒殺人。 另外，凡是沒有參與殺人的這些基層組織的書記、幹部，後來日子都不好過。這從反面證明，9,000多個殺人案例中，至少9,000個以上的人和派性一點關係都沒有。 譚合成說：我們原來是共產黨忠實信徒，如果我們不參加這樣一次調查，我們不會醒悟，也不會發生我所說的世界觀、人生觀根本性的顛覆。 ◎ 剖肚吊死 捅死孕婦 炸死一羣 「在這樣的極權制度下，一部份人被定爲政治賤民，通過（中共）政權機器所控制的一切輿論工具，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對這批政治賤民不斷妖魔化，使他們處於『衆人皆曰可殺』的境地。那些不是政治賤民的人們，也是經濟壟斷、政治壟斷、真理壟斷、信息壟斷的受害者。他們是政治愚民。道縣慘案是政治愚民對政治賤民的屠殺，而背後操縱的是政治權力。」 前《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在給《血的神話》的序中寫道。 在道縣大屠殺中，15,050人直接參與了殺戮，包括該縣一半的幹部和黨員。但只有54人因爲他們的罪行而被判刑，另有948名黨員受到紀律處分。此外，每一個被殺的人，家屬只收到150元（人民幣）。 譚合成說：在中國歷史上、外國曆史上，屠殺、征服比比皆是，但是像湖南道縣這樣的殺人，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出現的事情。文革有三種殺人的方法：一種是判「反革命罪」被槍斃的，這殺的是有數的，可以查得到，大概十幾萬人；一種是羣衆鬥爭、批鬥中被打死的，派系武鬥死的。但是這兩種死的方式，人數加起來還沒有（第三種方法）屠殺四類份子和其子女的多，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種方式，估計死了百萬或者二百萬以上。 道縣屠殺方式在1966年到1968年的中國大陸是非常普遍的。這些人（四類份子及其家屬）已經到了「人曰可殺」的地步，沒有任何人權，活着沒有尊嚴，成爲政治賤民，沒有理由就被拉出去殺了，如果不制止的話，大概會殺遍全湖南，殺遍全中國，因爲它像流行病一樣，消息傳到哪兒，哪兒就開始殺。 比如剛開始在道縣殺，接着就是旁邊的地區，就像水波紋那樣一環一環地向外面擴散。當時交通不方便，通訊也非常閉塞，基本上是步行的速度向外蔓延。比如說我一天可以走60裏地，今天在這殺，一天以後60裏地之內就在殺，兩天就120裏地內殺……反正傳到哪就在哪殺。 一個大隊因爲都是一個宗族的，所以下不去手。公社特別生氣，公社姓廖的武裝部長帶了一個民兵排到他們那去，支持他們革命，就是督促他們殺人，他去了就把12個四類份子，還有他們的子女都抓起來，用繩子捆在一起，中間設一個炸藥，一炸血肉橫飛。 晚清著名書法家何紹基的一個三十多代子孫，被吊在樹上，挖破了肚皮，呼喊整整一個晚上，只求速死，沒有人理他，整整一個晚上，嚎叫，在樹上，就這麼血流疼死的。 道縣保守派組織曾經把兩噸多的炸藥分發到下面的民兵組織手上，他們把人捆在一起。那種炸藥是用油紙包着的，形狀像一根扁的香腸，把雷管捆在裏面，用炸藥炸人在道縣是比較普遍的，因爲炸了以後血肉橫飛，非常「壯觀」，所以他們取個名字叫「仙女散花」。 譚合成說，當時真是殺紅眼了，有些逃到外地的女子，孃家本不是四類份子，嫁到「地富」家了，也算是四類份子了，逃回孃家也不行，要斬草除根。其中有一位孕婦逃回孃家，就派民兵把她從孃家抓回來。路上她挺着大肚子走不動，天又快黑了，（民兵）心裏煩，反正拉回去也是殺，就在這殺了算了，他用一根二尺長的鋼條，一端磨尖，就捅了她，拔出來以後還沒死，女的快臨盆了肚子很大，他就拿那個尖頭在肚子上一劃，肚子就崩開了。這還不算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必須殺人特別多、手段特別殘忍或者是在關鍵的結點上殺人，鍾佩英一家三口被殺是典型案例，因爲它是道縣開始屠殺的導火索。（殺人）序幕就是從她這拉開的，大規模殺人就是從他們楊家公社開始的。 剛開始批判鬥爭（四類份子），每五天要訓一次話，訓話的時候，打一打、吊一吊這是常事。但是真正把人打死的，殺人還是不敢。第一個被殺的叫朱勉。 朱勉是壽雁公社下壩大隊的「歷史反革命份子」，他參加過國民黨的軍隊，當過鄉長幹事，1964年被定爲所謂的「四類份子」。 朱勉是被壽雁區公安助理員陳智希授意要「搞掉」的。陳智希聲稱朱勉搞反革命組織，壽雁公社幹部反覆討論後，最終在8月13日晚讓幾個民兵將朱勉拉到山上打死，拋屍水塘。但朱勉之死在當時知道的人並不多。 和朱勉一樣，鍾佩英也是四類份子，被安上「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名，拖到山上用鋤頭扁擔打死。因爲怕她兩個兒子報復，隨後將18歲和20歲的兩名少年也殺死。 鍾佩英母子被殺後，消息傳開，上面鼓勵殺得好，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鍾佩英所在的楊家公社的幾個大隊趕緊行動，先後殺了31人。自此，殺人風很快開始蔓延。 譚合成說：道縣殺人、強姦、輪姦是普遍行爲，這跟土改是一脈相傳的，土改也是這麼幹的，搞地主老婆。有好多女的後來都不承認，因爲活下來的人，現在都兒孫滿堂，說自己當年被人輪姦，而輪姦她的人還逍遙法外、耀武揚威，她也不好說。我那書裏面有四十多個例子，實際上數字遠遠比這個更多，而且輪姦不殺人、強姦不殺人是不立案的，必需是強姦殺人、輪姦殺人的才立案，立案者才追究責任，強姦，輪姦都不追究責任。因爲太多了。 追究責任的只有幾種人：一種是在公社一級範圍內，爲首策劃、組織、實施殺人的；一種是鄉一級別的，一個村子爲首的不算，在鄉範圍爲首的就追究責任；第三種是謀財害命，挾嫌報復的這個追究。 挾嫌報復的案例，有一家九口被滅門了，是典型案例，因爲那是貧下中農。一家九口：父母、老婆、兒子、兒女、還有老婆肚裏的孩子，全部被殺光。因爲他爸爸在「四清」的時候，帶頭整治了「四不清」幹部。文化革命的時候，這些當年的「四不清」幹部就找個藉口，把他給殺了，一家九口全被殺光，這是挾嫌報復。 其它的案例，因爲太多了，參與殺人的人有一萬五千多人。道縣一個縣殺了四千多人，其中只有四百多個案例是立案審查的，其它是不立案的。 譚合成：每一個運動都是這個模板。歷次運動深受其害的都是下層人民。我打個比方說，被殺的這些四類份子，他們可不可憐？殺人的人，可不可憐？殺人的人也很可憐，所以我特別同意楊繼繩先生說的──政治愚民殺政治賤民，他說的一點不錯，說到問題的本質，就是一個體制。 ◎ 中共決不會放下屠刀 譚合成：我當時決定，不論怎麼樣也要把真相寫出來，但寫出來後，《芙蓉雜誌》又不敢發了，後來領導也不讓發了，就這樣擱了下來。但是這個事情讓我感到非常重要，就在之後的25年，不斷地去道縣了解情況，採訪那些從前不願意被採訪的人。最後，基本上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採訪到了，事件調查得一清二楚。 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把它寫出來了，在國內一直髮表不出來，後來楊繼繩（前《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老師看了這個稿子，覺得非常有價值，就由他帶到香港把它發表出來了。 譚合成說：不光道縣，當時實際上有幾十個縣市都發生了這種情況，道縣之前北京大興是這種情況，道縣後來的廣西，廣西殺人有兩種，一種是派性殺人，一種就是像道縣這樣殺人。另外，江西的瑞金地區也發生過大量的類似情況。 從1949年延安運動開始，每個運動都和它（道縣殺人）相似，特別血腥、特別惡劣。楊繼繩先生寫的《墓碑》是這個集權制度必然的經濟結果，《血的神話》是這個集權制度必然的政治結果。一個表現在經濟上，最後變成人吃人，那麼多人餓死；這個是人殺人，那麼多人被殺。就是這麼兩個結果，這是必然的。 實際上文革之前的所有運動都是在爲文革做鋪墊，在文革期間，最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道縣大屠殺，把人性中的惡發揮得淋漓盡致，把這個體制的力量也展現得淋漓盡致。說一聲殺，遍地開花，而且迅速蔓延，星火燎原。 譚合成認爲中共決不會放下屠刀。因爲這個特權階層享受的好處太大了。如果放下屠刀，就必須放下特權。因爲這整個政府的權力是基於槍桿子裏出來的。現在共產黨真的再也騙不了誰了，因爲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已經破產了。在過去，他們依賴於欺騙和暴力。現在，它完全依賴於暴力。看看當前所有的匪夷所思的抓捕和拘禁。這是它統治的唯一方式了。(人民報綜合)△ （資料來源：大紀元，採訪記者周慧心、特約記者常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