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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18日 分享: Facebook Google+ LinkedIn StumbleUpon Pinterest Email 打印機版
 
 
《解體黨文化》之三:灌輸手段(中)
——上篇: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人民報消息】

目錄

3.利用邪黨的文人歌功惡黨

1)用文學作品圖解中共的理論和政策
2)灌輸中共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
(1)批判對神的信仰,灌輸無神論
(2)破除傳統觀念,灌輸階級仇恨
(3)美化歷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
(4)貶低人性,歌頌黨性
3)中共利用黨文學進行灌輸的幾個特點
(1)全方位盜用民族文化形式
(2)善於利用文學技巧
(3)用禁書加強文化饑渴
(4)用重覆增強癮好效應
4)從“看得見的黑手”到“看不見的黑手”

4.利用教科書灌輸黨文化

1)政治課:騙你沒商量
(1)課程多、課時長、覆蓋面寬、要求嚴
(2)把黨文化裝扮成“德育”、“常識”、“原理”、“基礎”
(3)最有中共特色的教學內容——時事政治
(4)灌輸仇恨和歪理,培養憤青和政治冷漠
(5)政治課絕不放鬆
2)歷史課:自欺欺人
(1)政治掛帥,歷史就像政治的分支學科
(2)掩蓋、篡改、斷章取義,把真實歷史碎片化
3)語文課:寓騙於樂
(1)課文的選擇
(2)老師的教法
(3)考試的導向
(4)新近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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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邪黨的文人歌功惡黨

《九評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產黨政權社會,無論其如何專制和極權,社會都有一部分自發組織和自主成分。……共產黨政權中,所有這些自發組織和自主成分被徹底鏟除,取而代之的是徹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權結構。”共產黨極端嚴厲的社會管製造成的後果之一是獨立的知識份子階層的消失。中共除了把一部分知識份子在肉體上消滅以外,把其他人編進各種各樣的“單位”之中。單位實際上是中共在城市對人民進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組織形式。知識份子喪失了不受政權控制的謀生方式和自由言論空間,無奈地淪為中共的附庸,在強大壓力下和走投無路中,他們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從各個角度、以各種方式歌頌邪黨,來保全性命並且養家糊口。中國社會素有“尊師重道”的傳統,中共政權利用民眾對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過文人的著作和言論間接向民眾灌輸黨文化,改變中國人的善惡標準。建立並維持一個“偽知識份子”階層一方面使中共擺脫了“清議”和輿論的制約,另一方面使它能夠隨時隨地偽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會輿論”,為其邪惡統治辯護。

中共收編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們入黨並加入政權(政府、人大、政協),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歷史學家吳(日含)曾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把他們安置在民主黨派內;把他們安置在科學院(社科院)、大學或文史館等機構,或者安置在作家協會、戲劇家協會、文聯等部門。在文革中和妻子雙雙自殺的翻譯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後極少數不屬於任何“單位”的自由職業者之一。

為便於意識形態掌控,中共於五十年代進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把很多學校的哲學系合併一處。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被稱為資產階級學科,被徹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漸恢復。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校、社科院、大專院校機構臃腫,人員眾多,打著“科學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計地替中共論證合法性。

經過組織收編、思想改造、暴力震懾、利益引誘、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萬敢言知識份子)等步驟,中共把所有知識份子攥在手掌心,少數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膽小懦弱的只好隨風倒,奸佞諂媚的便主動投懷送抱,充當邪黨的爪牙和羽翼。

中共在哲學界、史學界、文學界、科學界、宗教界內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和吹鼓手。這些人平時裝模作樣,炮製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論證“馬克思主義是真正的科學”、“社會發展五階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學具有階級性”、“宗教是真理,社會主義也是真理”,充實黨文化的基本武庫。運動來了,這些人就如魚得水,用緊跟形勢向“黨”表忠心,用胡編亂造歌功惡黨、用斷章取義、深文羅織、無限上綱打擊中共的“敵人”,靠出賣人格從黨主子那裏討一點殘羹剩飯。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學者組成的寫作班子)、八九民運後的何新、鎮壓法輪功中的何祚庥、於光遠、潘家錚等人,皆屬此類。

邪黨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後有何祚庥。

被中共稱為“文化旗手”的風派文人郭沫若比變色龍還善於變化。中共讓他檢討他就檢討,讓他批武訓、批胡適、批胡風,他就批得比誰都起勁,讓他給哪個歷史人物翻案就給哪個歷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則立場不斷變化的中共讓郭沫若都覺得無所適從。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風向的變化,馬上檢討說:“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沒有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

“政治院士”何祚庥,文革中為了諂媚毛澤東和共產黨,提出“毛子”和“無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學的規律符合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精神”。就這樣一個科學痞子,成為中共打擊法輪功的主要“理論來源”。

正信、真理、和人類正統的道德體系都有穩定不變的特點。可以隨世俗權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稱為道德,不斷“與時俱進”的真理從來不曾有資格被稱為真理,對一個不斷變化的東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黨文人的朝三暮四、出爾反爾必然會破壞掉人們殘存的對人性和美德的最後一點信心,鼓勵人們拋棄一切道德準則,以中共的好惡為好惡,把維護中共政權的存在當作第一需要。

本書一二章已經對學術界、宗教界、科學界的黨文人做了相當的揭露,我們在本節將重點剖析文學領域的邪黨文人是怎麼歌功惡黨、改變中國人的善惡標準的。

廣義的文學包括各種文獻和著述,也包括狹義的文學作品。由於語言在人類文化系統裏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性,各大正統文化對語言和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歷來非常重視。

中國文化是一種半神文化。古人相信,文章來源於至高無上的天道,因此說“文以載道”;文學可以提高道德、涵養性情,因此說“修辭立其誠”、“詩者持也,持人情志”。歷代的文人墨客,把文學創作當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以莊重誠敬的心態,創作了大量的優秀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其實正是他們清靜高尚的內心世界的反映。

中共作為一個控制人思想的邪教,對意識形態的重視,超越於往古來今一切政權之上。中共邪靈入侵之後,文學不幸淪為中共製造黨文化、灌輸黨文化的可恥工具。肯對中共俯首聽命的無行文人飛黃騰達,不願放棄自己人格尊嚴的作家詩人即使免遭迫害,也被剝奪了寫作或發表的機會,只能在社會邊緣郁郁而終。

共產黨的文藝思想,由馬恩開其端,列寧承其緒,毛澤東總其成。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公開宣稱:共產黨“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這段殺氣騰騰的講話,拉開了中共利用其文人建立黨文化、操控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序幕。從此,“政治標準第一,文學標準第二”,“文學為階級鬥爭服務”,“全黨辦文藝,全民辦文藝”,“主題先行”等等,成為中共御用作家創作的指導原則。

1)用文學作品圖解中共的理論和政策

縱觀中國現當代史,不難發現,幾乎每一次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都從批判某一部文藝作品或某一個文藝思潮開始。

四十年代的整風運動從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開刀,五十年代一系列思想改造運動,從批判電影《武訓傳》、“紅樓夢研究”和所謂“胡風集團”開始,文化大革命用吳□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祭旗,而批判電視片《河觴》則是“六四”鎮壓後的思想整肅的重要步驟。

另一方面,中共麾下的文人隨著中共的指揮棒翩翩起舞,用文藝作品圖解和吹捧中共的理論和政策,滿足不同時期中共的政治需要。

為了適應中共“土地改革”(剝奪地主土地)和後來的“合作化運動”(剝奪所有農民土地)的需要,文人們創作了《暴風驟雨》、《三裏灣》、《創業史》,替中共掩蓋其在政治運動中殘酷的殺人整人、明火執仗的抄家和搶劫行為;為了醜化國民黨,把中共發起的內戰裝扮成“解放戰爭”,文人們創作了《林海雪原》、《保衛延安》、《紅岩》;中共需要美化“抗美援朝”,文人就寫《誰是最可愛的人》;中共需要圖解對資本家的“和平”改造,文人就創作《上海的早晨》;中共需要渲染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文人就創作《紅旗譜》;中共需要引導“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文人就創作《青春之歌》;中共要謳歌“大躍進”,全國就躍進出數以百萬計的偽民歌。

有人看了中共抹黑法輪功的電視劇後,說:“看了這個電視劇,我才知道為什麼要禁法輪功。”言外之意,不看這部電視劇,他還不知道為什麼要禁法輪功。中共的文藝捏造竟成了其“政策正當性”的依據,可見輿論灌輸在這場最新的鎮壓運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實,歷史上中共煽動消滅“剝削階級”,用的是同樣的手法。雖然人們在生活中見到的地主(其實就是普通的土地擁有者)大多是勤勉誠實、熱心公益的厚道人,但經過中共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這些用藝術手段捏造的地主形象。中共當年在其占領區用歌舞和戲劇教育士兵,很多戰士都是在看完《白毛女》等劇作以後,“激起了階級敵愾,燃起了復仇火焰”(周揚語),被中共“教育”成了“有覺悟的無產階級戰士”。

2)灌輸中共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

(1)批判對神的信仰,灌輸無神論

無神論是中共思想的基礎,而各大正統文化都相信神的存在,很多深刻、傑出的文學作品都是描寫神、謳歌神、追尋神的,像希臘羅馬神話、但丁《神曲》、彌爾頓《失樂園》、班揚的《天路歷程》、中國的《西遊記》等等。因此,中共一方面操控文人寫崇拜物質、崇拜暴力的文學作品,另一方面操控御用學者篡改、閹割、曲解有神論文學。於是,宗教成為“精神鴉片”,天堂地獄變成“封建迷信”,神話傳說成為原始社會生產力不發達時期人們對自然力的恐懼的形象反映,孫悟空和《失樂園》裡的撒旦變成了無產階級和受壓迫者的代表。

(2)破除傳統觀念,灌輸階級仇恨

中國傳統的詩教講究“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即使在哀怨傷感的時候,還要控制自己的情緒,使其歸於平和中正。中國古典文學裏,充滿了描寫忠孝節義、美好的親情友情的作品。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的作用是宣泄和淨化,古羅馬文學家賀拉斯則認為文學的功用在於教育和娛樂。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即使寫到仇恨,也多是從懲惡勸善的角度寫,描寫和煽動仇恨和傳統文學的特點是不相容的。

然而,按照中共的理解,“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因此,灌輸和煽動階級仇恨就成了中共黨文藝的首要任務。仇恨,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一個具有正面意義的詞語。

“這個十八歲的女奴,一雙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裏燃燒著刻骨的仇恨!”

這是電影劇本《紅色娘子軍》的開篇。在此劇本基礎上改編的舞劇劇本變本加利,對仇恨的渲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她昂首挺胸,雙眼迸射著仇恨的烈火”,“她們緊握雙拳,傾訴著滿腔憤恨”,“心中燃起了強烈的階級仇恨”,“軍事操練在充滿階級仇恨的刺殺聲中結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報仇雪恨”……舞劇的主人翁大多是二十歲不到的花季少女,就這樣被描寫成了毫無人性的殺人機器。

更可怕的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極度匱乏,這些人物是少男少女們群起效仿的偶像。文革中的女中學生能夠把老師用皮帶活活抽死,在廣西大地上“階級敵人”被剖心挖肝吃掉而吃人者毫無罪惡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拜了這種仇恨文學之賜。

(3)美化歷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

共產黨要把自己粉飾成“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中國人民的必然選擇”,就需要全面篡改歷史,把歷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打扮成“歷史前進的動力”。於是,中國歷史上有定評的大奸大惡之人,被中共恭恭敬敬地捧上神壇。暴虐的商紂王、秦始皇、刻薄寡恩的商鞅,都成了中共歌功頌德的對象。中共奉農民戰爭頭領為先驅,殘忍嗜殺、暴虐無度的黃巢、張獻忠、洪秀全成為中共文學殿堂裡的正面形象。這裏僅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明末匪首之一張獻忠嗜殺成性,當時的四川一省人口幾乎被他以各種方式屠戮殆盡,富庶的天府之國變成人間地獄。

獲1982年茅盾文學獎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下冊開篇,以田園詩般的優雅筆調寫道:“不斷遭受戰亂的谷城一帶,自從張獻忠的農民軍駐紮在這裏以後,稍稍有一些太平氣象。”

當然,美化這些歷史人物不是目的。美化完這些歷史人物之後,中共就開始堂而皇之地美化自己了。

(4)貶低人性,歌頌黨性

閱讀中共的文藝理論著作,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人性”一詞被當作貶義詞來使用。一部作品如果表現了“人性”,那就是一部失敗的、甚至是反動的作品;反之,一部作品如果表現了階級性(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對階級兄弟的友愛),那就是好的、進步的作品。表現父子之情、母子之情、愛情、友情、同情心、普遍的“人類之愛”的作品被貶斥,而表現黨性戰勝人性、“無產階級覺悟”的作品被表彰。

按照這種邏輯塑造出來的英雄人物普遍“高”、“大”、“全”(有一部作品的主人翁就叫“高大泉”),形象高大,智勇雙全,不食人間煙火,對黨忠心耿耿,對敵人刻骨仇恨。而反麵人物形象猥瑣,凶殘狡詐。正麵人物要姓“高”、“梁”,反麵人物要姓“刁”。

一篇短篇小說,描寫某地區嚴重缺鹽。年輕的母親為了把鹹菜當作“黨費”交給地下黨,把瘦得“細長的脖子挑著瘦腦袋”的妞兒(小女孩)手裡的一根腌豆角拿走,把孩子弄得哇地哭了。這位母親把“黨”置於家庭和親情之上,於是獲得了黨文學的肯定。

中共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毫無性別特點,苦大仇深、意志如鋼。愛情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簽,在中共的文學作品裏或者完全缺席,或者經過處理,被用來襯托“革命事業”的“壯麗和偉大”。如果男(女)主人翁愛情萌動,另一方往往要壯烈犧牲,於是主人翁化悲憤為力量,繼續投身革命的“滾滾洪流”。主人翁因愛而結合是革命文學作品的大忌,因為一旦組成家庭,瑣碎的日常生活就會“腐蝕革命者的鬥志”,中共也就無法“繼續革命”、“不斷革命”了。

因為中共的御用文人信奉“主題先行”的創作原則,所以每次中共有什麼新的需要,應景的文學作品就會被批量生產出來。以上只是舉了幾個小小的例子。

3)中共利用黨文學進行灌輸的幾個特點

黨文化是附著在中國文化之上的一種附體文化。中共極善於利用傳統文化、民間文化的形式和元素,達到增強宣傳效果的目的。

(1)全方位盜用民族文化形式

中共對人類文化的態度從來是為我所用,只要對其統治有利,就一概拿來,決不手軟,亦不吝惜。在文學方面,舊體詩詞、白話詩、各體民歌、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章回體小說、散文、話劇、戲曲等等,全部被用來承載黨文化的內容,美其名曰“舊瓶裝新酒”,“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

這樣做當然是有原因的。人的審美心理就有一定的穩定性。經過長期積澱而形成的審美習慣不會輕易改變,那麼與其另起爐灶用新瓶裝新酒,就不如利用人們固有的審美習慣,把黨文化的內容偷偷夾帶進去。這種承載了黨文化內容的民族形式,既給人親切感,又給人新奇感,最大限度地達到了中共的宣傳效果。於是,人們在吟詠詩詞、哼唱小調、讀小說、看話劇的時候,不知不覺地成了黨文化的俘虜。

(2)善於利用文學技巧

雖然“黨”幾乎是文化的反義詞,幾乎等於“武化”、“粗鄙野蠻化”、“反文化”,可是另一方面,“黨”又非常善於利用文化,“黨”是利用文化反文化。

中共的御用文人,為了更好地達到黨文學的宣傳效果,的確費了一番苦心。白描、襯托、懸念、包袱、呼應、波瀾、心理描寫、典型性格、個性化的語言……東西方古典文學中成功的技法,幾乎都被拿來使用。

因為中共文藝重視“普及”,即主要針對文化不高的工農群眾,所以炮製出來的文學作品雖然水平有限,但還是相當成功地達到了灌輸黨文化的目的。

(3)用禁書加強文化饑渴

對於饑餓的人,隨便什麼食物都是美味珍饈。中共知道,御用文人們炮製出來的所謂文學,絕無可能和真正高水平的世界文學名著媲美。妒忌的醜女人無法把自己變美,就只好設計害死美麗的白雪公主。中共建政以後,有計劃地毀書、禁書。文革中,凡是跟美有關的事物,都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簽,中國人的文化饑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饑渴難耐之下,人們不得不飲鴆止渴,黨文學於是乘虛而入。

(4)用重覆增強癮好效應

人並不需要以酒為生;對於不喝酒的人來說,酒的味道也並不可口。可是為什麼就有人嗜酒如命呢?這就是癮好效應。長期浸泡在一種文化裏面,人們會養成一種期待心理。一部作品滿足了這種期待,就像搔到癢處一樣,使人產生滿足感。所謂美感,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就是對癮好的滿足感。懂得了這一點,就不難明白,美感有時候是非理性的,可以被人為地製造出來,而人的審美心理也可能被人操控利用。

中共也利用了這一點。“黨”的教條被包裝成一句口號、一首歌、一幅畫、一個比喻、一個形象,而後被用各種方式不斷重覆加強,硬生生給中國人製造出一種變異的“美感”。被稱為“山大王的詩”的“毛詩詞”、粗野不文的“毛文體”、飛揚跋扈的“毛體書法”被重覆、模仿、崇拜,有人還以為它們是二十世紀中國藝術的頂峰。今天,所謂“紅色經典”還在中國大行其道,這一事實表明,中共長期以來刻意培植的民眾對其邪惡文藝的心理依賴仍然沒有失效。

4)從“看得見的黑手”到“看不見的黑手”

透視中共黨文學,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中共建政後的黨文學,可以以文革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從49年到文革;後一個階段從文革結束到現在。前一個階段“黨”上足了發條,拚命革文化的命,專文藝的政,緊箍越箍越緊,圈子越劃越小,是一個“收”的過程。而文革之後,“文學為階級鬥爭服務”的口號棄置不用,“突破禁區”、“解放思想”,束縛作家創作的條條框框越來越少,似乎是一個放的過程。現在的中國文壇,美女作家、“痞子文學”、“下半身寫作”,光怪陸離,真是“解放”得夠可以的了,在這種情況下,怎麼理解中共對文學的操控利用呢?

人口學上一般把二十五年左右當作一代人的時間。從49年到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一共二十九年。2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即在49年中共建政以前30歲以上、世界觀已經形成的人,到78年的時候已經60歲或更老,過了退休年齡。那時候活躍在各行各業的人,基本上是喝中共毒汁長大的;換句話說,到70年代末的時候,黨文化已經基本確立了。於是中共變換策略,從一些領域做有限度的撤退,從以前那個無所不在的“看得見的黑手”變成幕後的“看不見的黑手”,在整體上“宏觀調控”黨文化對民眾進行回流灌溉。(當然,如果有需要,“黑手”可以隨時伸出來。)

黨文化確立的證據就是:不待“黨”的直接領導,經過“思想解放”,“放”出來的文學,仍然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文革後有名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對文革的解釋和中共政策如出一轍——犯錯誤的是林彪四人幫、“極左思潮”,“黨”還是偉光正的,不光勇於承認錯誤,還善於改正錯誤。

尋根尋出來的是“黨”按照進化論那一套推出來的不存在的蠻荒時代,誘導人們把“黨的錯誤”歸結為“封建遺毒沈渣泛起”;“意識流”流動的是打散重排的“向黨交心”和憶苦思甜;寫實寫的是市井小民的卑微生活,替“黨”告訴大家:“人生就是煩惱、命運不可捉摸”,所以不要再對“黨”說三道四、吹毛求疵了,大家都不容易,“活著確實不容易”,“活著就好”,“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以調侃和嘲諷為能事的文學作品實際上是在用另一種語言垃圾反對黨語言的垃圾,暗示如果不和“黨”同流合污,就只能用玩世不恭確證個體價值;與各種性亂現象一起造成性倫理在中國的全面失控的色情文學,則給人以“黨天下”言論自由的假相。

今天中國的文化生態,呈現出極端複雜的面貌。只有真正認清中共的真實面目,才能以簡馭繁,不為各種假相所迷惑。中共為了維護自身的存在,無所不用而又毫無底線。它可以“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但它也可以反對敵人反對的,擁護敵人擁護的,只要“敵人”不反對它的存在。它可以豪言壯語、粗言惡語、也可以溫言軟語、甜言蜜語。一邊是主旋律,一邊是多樣化;一邊是“四個堅持”,一邊是“雙百方針”。“一切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列寧語)登上權力顛峰時,它說:“勝利者不應被譴責。”(斯大林)在惴惴不安中茍延殘喘時,它又會說:“面對強大的敵手,明知不敵也要毅然亮劍。即使倒下,也要成為一座山,一道嶺”,把自己打扮成具有崇高動機的悲劇英雄。

“我必須對歷史負責……我承認,對手可能比我強大得多,可對方已經寶劍出鞘了,我能不亮劍嗎?我想試試運氣,就算屬於我的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但總要由我去畫個句號吧?”(《亮劍》

“生存是什麼?生存就是不擇手段地活著。你可以卑鄙,你可以無恥,你還可以下流。只要能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殘忍。我是一隻狼,註定了是一隻狼,一隻鋒牙利爪的狼,鮮血與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狼》)

任何時代的文學都以或直接或曲折的方式反映著那個時代。這兩段中國大陸暢銷小說中的話,一段搶占“失敗英雄”這一最後的宣傳制高點,另一段做赤裸裸的權力宣示。這些現象表明,黨文學不但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反而擴散到種類繁多的作品當中,更加難以辨別,難以抵禦。

經過幾十年中共惡黨控制的文人的灌輸,中國人接受了中共的那一套價值觀,仇恨變成了崇高,殺人放火變成了正義,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成了崇拜對象,殘忍的黨性代替了人與人互相關愛的善良本性,敬天信神成了迷信愚昧……善惡的標準被顛倒了,文學喪失了陶冶情操的功用,變成了中共可以肆意美化自己罪行、掩蓋罪惡的遮羞布。從這種意義上說,邪黨的文人無疑是中共殺人的同謀和幫兇。

4.利用教科書灌輸黨文化

一個人對事物的判斷主要由兩個因素決定:一個是他掌握的信息,另一個是處理信息的方式,即思維方式。對於現代人來說,新聞媒體是最重要的信息來源,學校教育是塑造思維方式的最主要力量。因此,中共灌輸黨文化,必然極端重視新聞媒體和學生的教科書。前者我們在第一節已經談到,這裏重點談中共教科書的灌輸作用。

1949年以前的中國教育,包括國立、私立和教會辦三種模式。49年以後,所有學校被收歸國有,中共當局通過“黨委負責制”、制訂法規、行政命令等方式掌握學校權力,通過組織清理、思想改造的方式馴服教職員工,用教科書給剛剛成長起來的青少年系統洗腦。毛澤東說,“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中共在青少年的心靈上恣意塗抹,教育成了中共灌輸黨文化的重要陣地。

從所謂“解放區”教育開始,中共就開始建立系統的政治課程。取得政權以後,中共教育部門逐漸將政治教育法規化,強制各級學校實行。50年代高校設立的政治課程包括:“馬列主義基礎”、“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史”、“政治經濟學基礎”等等。在非運動時期,這類課程可以占到大學授課總時數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政治運動到來之際,這種按部就班的講授就顯然達不到要求了。反右、四清中,各種運動、政治學習、聽報告、軍訓、學工學農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教育,加上課堂講授,幾乎吞噬了學生一大半的在校時間。饒是如此,毛澤東仍然認為,66年以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了我們的學校”。1967年,中共中央《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提出:小學一至四年級學生只要求學習毛主席語錄,兼學識字,學唱革命歌曲,學習一些算術和科學常識。五、六年級學習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這還只是這場被稱為“教育革命”的鬧劇的小小一部分。

這場歷時十年以上的全民強化洗腦在社會道德和民族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惡果。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正常時期”,中共是怎麼向學生灌輸黨文化的。

1)政治課:騙你沒商量

(1)課程多、課時長、覆蓋面寬、要求嚴

古時候的學童,開蒙學習的是灑掃應對進退的禮節、禮樂射禦書數的常識,用的教材裏面本身就包涵著做人的道理。西方近代以來,兒童除文化課以外,還上公民課,學習內容是民主社會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可是中共把教育當作階級鬥爭的工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人格健全的個人或理性負責的公民,而是“聽黨的話,跟黨走”的接班人。教學目的不同決定了教學手段和內容都不同。

從小學到大學(這是概括的說法,其實灌輸從幼兒園就開始了,一直到博士班),中國的學生一直要上一門政治課,課時之長,課程之多,要求之嚴,古今中外僅見。

在不同的階段,這門課有不同的名稱和側重點。小學時叫“思想品德”,初中叫“思想政治”、“社會發展史”、“國情教育”、高中叫“青少年修養”、“哲學常識”、“經濟常識”、“形勢任務”,大學裏叫“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史”、“社會主義建設”、“法律常識”等等。這些課程,雖然名稱不同,但宗旨只有一個,那就是證明“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這些課程估計占學生總上課時數的近五分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課程不是可有可無的選修課,而是不折不扣的必修課、核心課,列入各級考試必考科目中。在某些升學考試裏,政治不及格者一概不予錄取。

(2)把黨文化裝扮成“德育”、“常識”、“原理”、“基礎”

黨文化是無中生有的騙人的玩意兒,可是要想讓人無抵抗地接受,就要把它打扮成自然而然、自古已然、天下同然,“放之四海而皆準,衡之古今無不通”。於是,反人性的階級仇恨教育被稱為“德育”,反常識被稱為“常識”,歪理被稱為“原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被稱為“基礎”,好像全世界人民都在學習這一套東西。毫無抵禦能力的青少年學生完整地把這一套虛假而扭曲的世界觀、人生觀接受下來,從此變得狹隘而偏執,以為所有正常人都是這麼思考問題的,而共產中國才是世界的樣板,動輒貶斥不同觀點為“反動”、“沈渣泛起”、“亡我之心不死”。某中學生學完社會發展史,問老師,“既然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那資本家不順應歷史潮流,他們是真糊塗呢?還是裝糊塗?”

大學的哲學史以馬克思劃線,馬克思以前的西方哲學被稱為古典哲學,不是機械唯物主義的就是唯心主義的,總之尚未發現真理;馬克思以後的被稱為現代哲學,全部帶著垂死的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氣息。中國的傳統思想,如果還有一點合理成分,那也是辯證法或唯物主義的“萌芽”,是先民們“天才地猜測”到的。各種《哲學史參考資料》一類的書,按照這種結論閹割史料,把豐富的歷史剪裁成“兩條路線”的鬥爭史。學了這樣的哲學,讓人似乎覺得“天不生馬列,萬古如長夜”,令人納悶既然馬恩列斯毛一勞永逸地發現了真理,為何不把其他的書一把火燒掉?

(3)最有中共特色的教學內容——時事政治

中共是一個毫無原則的流氓黨,其立場原則不斷變化,即使那些善於緊跟形勢的人,也不一定知道應該對某一件新近發生的事情持什麼態度。“時事政治”教育解決了這個難題。在高考和其他一些大型考試中,總有一定比例(一般是10%)的試題是關於時事政治內容的,強迫學生按照中共當局對事件的解釋作答。2000年的高考政治卷中,就有一道詆毀法輪功的選擇題。

(4)灌輸仇恨和歪理,培養憤青和政治冷漠

人權說白了就是老百姓的基本權利。可是經過多年灌輸,“人權”這個詞在絕大部分中國人心目中成了一個貶義詞,至少是一個可疑的詞。聽到這個詞,人們的第一反應是:“說話的人沒準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我可得多加小心。”

中共知道青少年最沒有辨別力,因此仇恨教育一貫“從娃娃抓起”。1999年以後,灌輸對法輪功的仇恨的內容堂而皇之地進入大、中、小學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高中三年級“思想政治”教材的第四課裏,赫然印著誹謗法輪功的“教學內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三次印刷的小學《思想品德》 (第十冊)十二課中,不但專門假借劉思影之口使大陸小學生落入“天安門自焚”騙局煽動的仇恨,而且讓所有小學生把誹謗與仇恨法輪功當成“理所當然”的正面思想行為。很多家長雖然自己對中共的迫害政策不以為然,但為了保護孩子的純真,不跟孩子談有關話題。不料家長的好心卻恰恰使孩子毫無保護地陷入中共的一言堂宣傳之中。

除了前面引用的直接灌輸某一結論的題目外,政治考試裏還有一類題,必須扭曲自己的思維,才能給出正確答案。難怪有人說,“辯證法就是變戲法。”長期訓練以後,學生們學會了“懸擱”自己的正常邏輯思維,進入出題者的變異論理方式。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或者完全習得這套邪惡論理方式,成為“左棍”、“憤青”,或者徹底放棄理解這些推理的努力,滿足於一種“人格分裂”的狀態。這些學生答題可以毫不含糊,但從此對“哲學”、“人生觀”、“政治”等產生深刻的厭惡和冷漠,最終成為不會危及到中共統治的原子化個人。

(5)政治課絕不放鬆

近年來,中共教育部對某些科目教材編寫的控制慢慢松動。但對於政治課,卻絕不放鬆。據說,“六四”後每次高校公共政治課內容的重大修改都要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討論、批准。一個2004年春出籠的“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這樣寫道:

“高中思想政治課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觀點教育,……引導學生……領悟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切實提高參與現代社會生活的能力,逐步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為終身發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質基礎。”

看來,中共真地想一條道走到黑了。

2)歷史課:自欺欺人

(1)政治掛帥,歷史就像政治的分支學科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亡。世界各大文明國家都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人們可以從歷史中獲得豐富的教益,為個人的立身處世和民族的發展提供寶貴的借鑑。一個不了解自己歷史的民族,就像一個失憶的人一樣,處境是十分可悲的。

可是,中共的歷史並不光彩,真實的歷史是共產黨的大敵。為了論證其統治的合法性,中共必須壟斷歷史的解釋權。御用學者們使出渾身解數,把中國歷史嵌入虛幻的“發展五階段”,得出“歷史選擇了共產黨”的結論。通讀中共的中國史教材,得到的突出印象是:農民戰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從陳勝吳廣開始,中國人民就眼巴巴地盼望著掌握了歷史真理的革命政黨出現,好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這一盼就是兩千年。終於“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共產黨來了。

事實真相是,人類歷史發展五階段是純粹的虛構,跟中國歷史更是完全對不上號。如果說,中國從戰國時期進入封建制,那怎麼解釋秦始皇的廢封建置郡縣?孔子說“吾從周”,汲汲奔走於六國之間,要恢復三代的禮樂制度,在中共眼裏,是“奴隸主階級”的代言人。可是,為什麼孔子的儒家思想反而成了“封建時代”的正統思想?謊編大了就難以說圓。這套體系被戳得體無完膚,中共只恨當年不曾把二十五史燒掉。

(2)掩蓋、篡改、斷章取義,把真實歷史碎片化

中共的教育部門編歷史教材的指導原則是:“唯物史觀”解釋不了的一概不講;共產黨的醜事惡行一概不講;歷史上的聖賢君子、明君賢相要挑著講,講的時候一定要指出其“歷史侷限性”;“反動階級的罪惡”要大講特講;“農民起義”要大講特講;共產黨的“光輝歷程”要大講特講。

中共的歷史書也講孟子,講的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以顯示其“剝削階級”的本性;講國民黨要污衊他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卻從來不敢說真抗日的恰恰是國民政府,中共自己“一分抗日、兩分應付國民黨、七分發展壯大自己”;講基督教不講“愛人如己”的教化,要強調“宗教戰爭”和“宗教是殖民主義的工具”;講資本主義國家要強調“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和“經濟危機的內在矛盾無法克服”。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意識到中共對歷史的篡改,想通過自己的閱讀和研究了解歷史真相,可是由於被先入為主地灌輸了一套中共的邪惡史觀,很難有根本上的突破。在近現代方面,中共壟斷史料、封鎖言路,目前在中國大陸幾乎沒有可能全面了解中共起家以後的真正歷史。由於中共對歷史的系統篡改,要了解中國的歷史真相,不光要有能力看破中共就具體事件編造的謊話,更要有能力從中共的理論框架裏跳出來,站在整個人類文明史的高度看待共產邪靈禍亂人間的近一個世紀。在這方面,《九評共產黨》一書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範例。

3)語文課:寓騙於樂

(1)課文的選擇

在給學生灌輸黨文化方面,如果說政治課唱的是白臉,那語文課唱的就是紅臉。政治課是疾風暴雨地灌,語文課是春風化雨地灌,方式不同,目的一樣。

中小學語文課本的文章選擇,很有學問。中共黨魁的文章或關於他們的文章要占到一定比例,中共的所謂“英雄人物”(王二小、劉胡蘭、江姐、邱少雲、董存瑞、黃繼光、狼牙山五壯士等)也不能缺席。為了圖解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語文課要正面表現古今中外的被壓迫階級,再把幾個臉譜化的地主、資本家(周扒皮等)點綴其間。關於西方國家的課文,要體現出“資本主義糟”的特點。小音樂家揚科、萬卡、我的叔叔於勒……或者悲慘地死去,或者黯淡地收場。世界名著不得不選,但要選與中共教條合拍的。因為毛用階級鬥爭的觀點讀《紅樓夢》,所以中學教材要選“葫蘆僧判斷葫蘆案”,以顯示封建統治階級自私殘暴,草菅人命。

中學語文課本收錄最多的是毛澤東和魯迅的文章。毛說:“反對自由主義”,魯迅說,五千年歷史,滿本寫著兩個字,“吃人”,要“痛打落水狗”,“費厄潑賴應當緩行”。這些篇章,很多部分都要背誦。

(2)老師的教法

不管這些課文的意思多麼單純明確,但任何文本在理論上都可以用多種方式解讀。為了杜絕這種可能,中共的教育部門要求語文老師在講解完字詞句段章之後,再“畫龍點睛”地指出課文的“中心思想”,強制學生重覆這些黨文化話語。比如上文提到的《小音樂家揚科》是小學五年級的課文,其中心思想是“舊社會剝削制度的罪惡”,老師要引導學生“懂得窮人的理想不可能實現,即使有才能,也要被埋沒”,要“激發學生憎恨剝削制度,同情勞動人民的思想情感”。

(3)考試的導向

升學考試是各級教育的指揮棒。考試的命題趨勢對於教師和學生具有巨大的導向作用。也就是說,教學的重點受試題引導,而試題直接受制於中共政策。以高考作文題為例,1958年的全國題目是“大躍進中激動人心的一幕”,1977年的北京題目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上海題目是“在抓綱治國的日子裏”。近年的作文題目中這種赤裸裸的黨文化題減少了,代之以比較隱蔽的黨文化,比如“一分為二”的所謂的“辯證法”。1990年的“玫瑰花有刺”又讓國人重溫了一把中共的經典自辯詞:“主流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成績是九個指頭,失誤是一個指頭”,“太陽和黑子”。而1991年的“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其潛臺詞是改革開放並不違背四個堅持,預示著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新啟動跛足經濟改革。

升學考試對於各級教育具有絕對的導向作用。中共控制了考試的命題權,就是支配了學生學習時間的分配和腦力的運用。中共把要強制灌輸的東西作為考試重點,學生不得不花十幾倍、甚至幾十倍於學習其他內容的時間記憶那些黨文化內容。結果就是,黨文化象刀刻一般深深地寫進入了學生的心靈。

(4)新近的趨勢

曾幾何時,小學生的人生第一課就是“毛主席萬歲”,“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現在的課本“進步”多了,到了小學一年級下冊才羞答答地推出“鄧小平爺爺植樹”。杜甫的名句,“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不是直接寫詩人對孩子的想念,反而說小孩子還不懂得想念父親,角度新穎、情味雋永。現在的語文課本,很多課文都是用這個技巧編造的。小學生不需要喊“四個偉大”了,卻要和“鄉親們”深情地回憶,“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以前鼓吹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現在講述這樣的故事:留學生海外漂流遇險,想拿大衣換一塊麵包,老板(西方人)不肯。可是看到學生脖子上的一面五星紅旗,“老板眼裏閃出亮光”,非要用麵包換紅旗。留學生大義凜然,拂袖而去,老板於是深受教育。政治課宣講“一個中國”,“不排除使用武力”,語文課則從臺灣沒有雪講起,最後用老師的話點題:“那裏(北京)的小朋友正盼著你們去和他們一起玩呢!”

這套新近出版的小學語文課本從第二冊開始,系統灌輸“紅領巾”、“十月一日——祖國媽媽的生日”,用故事講述中共的臺灣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經濟政策,等等,怎能不收到潛移默化、滴水穿石之功效?

現在的語文課本加入了很多有時代氣息的作品,但我們必須看到,語文課仍然承擔著相當重要的灌輸黨文化的功能。這是因為,第一,黨魁文章仍然占據一定篇幅。第二,與眾多文學名篇並置在一起,黨文化篇目也自然獲得了文學名篇的地位,也就是被“經典化”了。當學生用這些黨文化篇目學習文法和修辭的時候,已經把內容當成自然、當然、甚至必然的東西,毫無戒備地吸收了。第三,目前應試教育中的技術至上化傾向把學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大量無謂的細節,對文章內容既無興趣又無能力探究。

當然,語文課是和其他課程配合發生作用的,語文課在一定程度上的“去政治化”,從另一方面表明黨文化的強大吸納力和高度欺騙性。就像“人權入憲”、江澤民提出“以德治國”、胡錦濤高呼“和諧社會”一樣,沒準兒哪一天,“堅持發揚儒釋道國粹”也會寫入黨章和憲法,繼續為“偉光正”和“與時俱進”提供註腳。

中共教育體制下的其他課程,像地理、音樂、自然科學等等,都同樣擔負著灌輸黨文化的使命。窺一斑可見全豹,這裏就不詳細闡述了。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黨文化教育危害最大的不是灌輸的具體內容,而是灌輸給學生的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認知框架。學生把這個認知框架內化以後,從此對該框架無法處理的信息或者採取極端排斥的態度、對該框架無法解釋的現象視而不見、不聞不問,或者用中共灌輸的扭曲思維方式對這些信息進行加工,最後得出有利於中共統治的結論。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今天的中國人一方面很有思想、能言善辯,另一方面極端偏狹固執,對自己不喜歡的事物深拒固閉,滿足於一種“有選擇性的無知狀態”。

中國自古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說法,社會對教育普遍非常重視。對於為數眾多的農家孩子來說,考大學更是除參軍以外改變自己農民身份的唯一途徑。可是,中共掌控了一切國家資源,孩子們要麼不受教育,要麼就只能受黨文化的教育。幾十年來,中共把本來應是天下公器的教育變成販售自家私貨的作坊,一代代中國人被迫吞咽下黨文化教育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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