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維平與薄熙來等合影，左起：姜維平、香港文匯報副總編劉永碧、薄熙來、香港文匯報外聯部主任陳桂雄。攝於1994年（姜維平提供）

【人民報消息】（姜維平是前香港《文匯報》駐大連記者，他在1999年6月至9月期間，陸續以化名在香港《前哨》雜誌發表「李鐵映兒子大連空手奪白狼，薄熙來搞廉政抓小放大」、「富甲一方包養二十九個情婦，原大慶市長錢棣華被捕」、「瀋陽市副市長澳門輸掉三千萬」、「大連蘇軍紀念塔遷移風波」等多篇報道，他還曾撰文揭露中共政壇明星，薄一波之子，大連市長薄熙來本人的施政缺失與私生活。姜維平在2000年12月被大連國安局逮捕，2001年5月被祕密審判，以泄露國家祕密罪被判刑8年，後減刑爲6年。 姜維平一案得到了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他在2006年被因病提前釋放。2009年2月，姜維平獲加拿大當局特准他的難民身份，與妻女團聚。） 時間過去了許多年，我想把它徹底忘記，但實在做不到，往事像一團亂麻，時常纏繞着我的心，其中的謎團至今沒有確切的答案：是誰策劃了四起對我的暗殺，並操控了具體的實施？所幸一次也沒有成功，其中最嚴重的一起，也最富有戲劇性，如果那天我上了小Z駕駛的那輛車，而恰好又變更了路線，會怎麼樣呢？是不是讀者就永遠看不到我揭露官場腐敗的文章了，而許多故事永遠以謊言存在，薄熙來等人的真面目就會被進一步掩飾，美化！總之，我用最簡捷的辦法，測量過去留下的生活足跡，誰是整死我的受益者？他也許就是幕後真正的黑手？我承認沒有充足的證據，但我記憶裏的生活細節，卻如山泉一樣以文字方式流出，然而，人們讀到的卻是命運的苦澀和悲憤。 摩托車貼近鼻尖飛過 2006年1月3日，我走出牢籠，但迎接我的是更大的監獄，與以前5年零一個月不同的是，過去，我可以全部身心充滿警惕地面對它人對我的暗算和折磨，一次次躲過或化解危機，而且，想置我於死地的人，不論後臺多硬，他的前臺表演者和施暴者，必在電網與圍牆之內，故此，我目光所及，一覽無餘，不論他們多麼陰險狡猾，都無處藏身。而如今不同，我不僅要找工作，要賺錢養活自己，難免要與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而且，生活的高山峽谷，原野河流，一下子回到了我的面前，各種聲色犬馬等誘惑不絕如縷，我不能確定接近我的人是朋友還是敵人，我隨時會墮入陷阱。果然，我遇到了第一次驚險的事故。 2006年3月2日上午，大約11點鐘，我乘坐一輛由站前駛往馬欄子的大巴，它路過大連市政府北門的站點，我的寓所與其不過一步之遙，每天出行大都是這樣，與普通市民無異，確曾有過被特務跟蹤的時候，但這一天很清靜，沒有尾巴，也沒有人認出我來，我被關押了5年多，已被這個590萬人口的城市遺忘，忘得我有時會找不到出行的路線，但這一次我沒有搞錯，我聽到了服務員報站的聲音，很甜美，很清晰：市政府車站到了！我從坐席上站起身感到頭暈，獄中患上的疾病像一個藏在暗處的野獸，隨時會跳出來吃我，故意鎮作一下精神，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一邊朝車門走去，一面跌跌撞撞，一個年輕人禁不住扶了我一把，我笑了，我知道自己老了，到了需要他人照顧的時候了！我以這樣困窘的刑滿釋放的方式，步入人生的晚年，真是莫大的悲哀！ 就在我沉思默想的剎那間，汽車停下了，除了我，沒有人下車，我邁步走下汽車踏板，也沒有左右巡視，5年多的監禁奪走了我的眼神，我只會一個勁機械地前行，前面是民生銀行所在的越秀大廈，如同每個人一樣，當汽車停在馬路邊時，按照交通規則，絕對不會想到有任何車輛，會從下車的乘客面前出現，但中國的悲哀是，官方規定的制度，最大的破壞者恰恰是各級官員，我沒有想到，當我的一隻腳已經懸空，另一隻腳也即將跟隨而至之際，忽然間，一陣轟鳴，由東向西飛快地駛來一輛摩托車，它不僅進入了下車必經的人行道，而且，它的後座席上，還載着幾根鐵棍，好在，我的身體已經前傾懸空，但右手和汽車的扶手正處於若即若離之間，也就是說，再有一兩秒鐘，風馳電掣的摩托車就會把我撞個正着，還是那個扶我的年輕人大喊一聲：〝危險！〞我本能地縮回了身子，右手凝聚了握力，出了一身冷汗，只見一個穿黑色風衣的傢伙騎着摩托車飛駛而去，他載的物品幾乎貼着我的鼻尖掠過，我眼冒金花，頭暈目眩，連他的車牌都沒有看到，只聽那個年輕人狠狠地罵了一句十分難聽的話，又憤憤不平地說，他怎麼能這樣開車啊！差一點就把這老頭撞死了。 是的，我成了一個倒霉的老頭，一個剛剛刑滿釋放的禿頂老頭，我回頭望了一眼，用目光感謝那個提醒我的年輕人，又一次走下了汽車，並在方磚步道上踽踽而行，我知道以後被軟禁的時光會很長，會更難過，我或許等不及與家人團聚的日子。 我放聲大喊：殺人啦 此後，我增加了警惕性，孤身一人，不得不深居簡出，但我必須去菜市場，我在監獄關了5年多，很少見過綠色蔬菜和新鮮魚肉，我得補充營養，故我一般在晚間七八點鐘乘車去大連商場購物，那時打折減價的東西比較多，而回家時大約在九點左右，爲了安全，我不帶手機，免得像上次那樣，被暗害我的人〝衛星定位〞捕捉到，但2006年下半年還是又逃脫了一次暗算。 在我家樓前有一塊花壇綠地，大約有五六百平方米，既使是在冬天，裏面的冬青樹也長勢較旺，只不過地下佈滿枯枝敗葉而已。我住在六樓，從我家廚房的玻璃窗能看到附近幾棟大樓，其中最近的一棟是在對面，也是七層建築，底層西頭一個單元，掛着〝大連市西崗區離退休人員服務中心〞的牌子，但鄰居們告訴我：那是爲監視你準備的。大連國安局進進出出的特務們，已經與我混熟了，他們深知除了讀書寫作，我沒有多大本事，也不敢再在海外媒體發表文章，故在跟蹤盯梢了我幾個月之後，就撤走了大部分的人馬，只留下一兩個人值班。既使到了晚間，也只有星星點點的燈光。 但這一天有些詭異，那個監視我的房間外門早早地上了鎖，而且熄了燈火，一切被一片少有的寂靜和黑暗所籠罩。我拎着一大包東西走下計程車時，大概九點多鐘，在停車場與我的寓所間有百米的距離，其中就有那片花壇綠地和方磚步道，雖然路程並不遠，但要沿着樓角拐兩個彎，每個彎在夜間都令人心驚肉跳，就是在此處，1999年某一天曾發生一起惡性事件。一個帶着女兒外出洗浴的中年婦女，被兩個四川人用刀子架在脖子上，搶走了她的手提包，其中一個歹徒用另一把匕首刺穿了婦女右手的虎口。待她喊來鄰居，大連110警車趕到，匪徒早已逃之夭夭，最具諷刺味道的是，大連市公安局長王某就住在這個中年婦女的樓上，至今既沒也沒做報道，也沒有破案。不知道爲何，我一邊加快腳步，一邊想起這件往事，我想撫去心中這塊陰影，但卻無濟於事，彷佛第六感官提醒我，今晚必有突發事件出現。 果然，當我接近福德街寓所之時，猛地從冬青樹和草叢裏跳出兩個人，中等身材，其中一個圓臉，有很濃的鬍鬚，另一個大約30多歲，細長的脖子，像烤鴨一樣難看，他們先是站起身來看我，只移動了一步，我想，他們可能是對我識別，然後採取行動，這時，我已經到達樓房前的步道，在左手還有一條通往東面〝九三社區〞的小道，但由此到達樓外的大道，還有200米的距離，我感到情況不妙，正在猶豫，要不要掏出鑰匙，打開一樓鄰居們共用的鐵製〝盼盼牌〞防盜門，如果打開了，我就沒了退路，除非我能在幾秒鐘內跑上樓梯，並確定能關閉鐵門，但那門由於年久失修，已經成了老牛破車，關開都很費力，我一邊躊躇再三，一邊用眼睛的餘光觀察，其中的一個較瘦的人，開始從右側跟上我，後邊的還沒動，正在東張西望，我明白了他們的把戲，如果我打開樓門，我就死定了，因爲從一樓到六樓，我很容易遭到後來人的利器攻擊，膽小怕事，互不往來的鄰居，誰也不敢在夜間給陌生人開門，我立即頭皮發麻，不論是故意暗算我的人，還是如同上述偶然出現的匪徒，我都無力反抗，忽然，右邊的人移動了腳步，已與我只有三步之距，他的兩隻手卻始終在褲袋裏。我在監獄裏和許多搶劫犯聊過天，他們談過這個習慣動作的用意，通常這是在準備武器：手槍或匕首，至少是工具刀。猛地，我大喊一聲〝殺人啦〞，〝殺人啦〞，一邊喊一邊朝左手的小道飛跑，一路上丟掉了物品，引來了幾個圍觀者，等大家趕回我家寓所門前時四望，已是人去樓空。很快，次日，鄰居們傳開了：被薄熙來抓了又放了的那個記者傻了，本來沒人跟蹤搶劫他，他卻大聲地又喊又叫，說有人要殺他，這說明監獄太可怕了！把一個聰明的讀書人關了五年，關成了傻子！ 「我要撞死日本鬼子」 如果說，上述兩次暗算還具有某種偶然性，那麼，2007年2月21日對我的又一次攻擊，則是苦心經營的，但它的失策卻具有必然性。 此前，爲了生存，我在位於大連天津街的古玩城租了一個三尺見方的攤位，賣我的狂草書法作品，生意還算不錯，日本《讀賣新聞》駐上海支局的首席記者加藤隆則，在2月13日，通過當地工商局找到我，他電話說，要約我採訪，我當然同意，他原定在2月20日從上海先飛北京，再轉飛大連，與我初次見面，這也是我出獄後第一次接受外國記者的訪問，我想，日本的國民喜歡中國書法，如果加藤隆則先生能爲我宣傳一下，或許我會經濟上有些收益，我的即定目標是沉默後爭取出國，出國後再大聲講話，眼下我只琢磨生存的事，儘管如此，特務們依然執行了他們的暗殺計劃。 說來也巧，加藤隆則乘坐的飛機按航班信息，應當在2月20日，即大年初三午後飛抵大連，但因爲天有濃霧，臨時在空中改變方向，備降到了青島，何時重新起飛，時間一時難定。他怕我急，給我發了簡訊說明情況，我是這樣復他的：〝道不虛行，有緣必應，切毋焦急，自然天成〞，雖然，加藤隆則沒說要我去機場接他，但正巧我的一位新聞界的朋友的妹妹小Z，有一輛嶄新的銀灰色的麵包車，她答應屆時幫忙，這段時間我們在電話裏商定了行程，並通報了加藤隆則的班機變更情況。 那天，小Z打電話說，她在大連商場購物，過一會兒路過市政府，離我家比較近，給我送些年貨來，還說，她媽媽認爲我一個人過年，實在太孤單可憐，想接我去她家吃飯，我客氣推辭了一番，但隨後她就開車過來了，大約在我處停留了十幾分鍾，我婉拒了她的熱情邀請，卻收下了她的禮物，我想，可能她兒子考大學前，曾請我輔導過幾次作文課吧，她過意不去！我不去她家的理由非常簡單：我正在寫回憶錄，的確時間緊，她說：沒關係，我一定出車幫你去接日本記者！那就隨叫隨到，保持聯繫吧！ 然後，她就開車走了。但不料十幾分鍾之後，我忽然接到她焦急求助的電話，她說，姜老師，糟了，我的車被撞了！我很快趕到了肇事地點，大連沙河口區五一廣場立交橋上，它離我家不太遠，我搭的士七分鐘就趕到了。所以，我看到了還沒有出現警察的現場：小Z的車正常行駛在道的右側，被忽然從後面衝上來的一輛車碰傷，原本這輛車從離開我家，就跟上了她，並咬住不放，幸虧她是一個熟練的司機，緊急避險時，她向路的右側打方向盤，汽車往護欄奔去，那輛瘋狂的轎車刮傷了小Z的車後，卻失控了，跑到了南北行的反道上，以巨大的慣性和衝力，與迎面的一輛嶄新的黑色皇冠牌房車相撞，我看到了發動機扭曲的那輛車，還在冒着青煙，故意襲擊小Z的那輛車前窗玻璃粉碎了，車蓋也凹了，但駕駛員卻在車裏昏睡，我打開車門驚呆了：首先，一股嗆人的酒氣撲鼻而來，後是一個身着軍裝的小戰士，把頭趴在方向盤上似醒非醒，臉上沒有任何傷口，而驚怕之餘，我的朋友有點歇斯底里，她說：別管他，叫他睡！睡！我卻沒有仇恨，我想，不論如何，救人要緊啊！我摸了摸司機的頭，很熱很紅，我又摸了摸他的脈搏，確定他沒有大的問題，我用力搖醒了他：喂！喂！哥們！你身上有沒有受傷！我可以扶你出來嗎？他點點頭，於是，我把他慢慢地拖了出來，他沒有喊痛，身上也沒有血跡。這時，被撞得那輛車的車主（一對年輕的情侶）走了過來，大連西崗區交警大隊的民警也趕來了。湊巧的是，那輛被小戰士撞得報廢了的汽車的主人，竟是大連電視臺〝法制天地〞某記者，他剛買了一輛新車，花了二十幾萬，太不走運了，但萬幸的是，他本人，連同他的女友和未來的岳母，都沒有受重傷，而小Z的汽車左側，只是被劃了幾道外傷，並無大的問題，這就是說，我做過記者，被撞的車主是記者，小Z也是新聞界的人，這起車禍真是絕了！而且，它還與大名鼎鼎的〝法制天地〞節目有關。彷佛要搞一次新聞發佈會，人們會問：這就是中國的法制嗎？我想，試看背後策劃的人如何收場吧！ 當即，小Z還叫來了他的另一個神通廣大的同事，他是大連《半島晨報》的一個分管發行業務的工作人員，我們幾個人一齊聚集到了西崗區交警大隊，這是大年初四的晚上，零星的鞭炮聲還在炸響，如果不是親身經歷，誰能相信特務們過年也播弄是非，忠於職守！最初，被抬進來的小戰士還在昏昏沉睡，直到一個多小時之後才完全醒來，他不停地說夢話：〝撞死這個日本鬼子〞！其他人不知所云，我則明白了：有人用酒灌醉了小戰士，可能是這樣告訴他的，前面車裏坐的是日本鬼子，或與鬼子勾結的賣國賊，他們都是特務，間諜，叛徒，是來大連蒐集和出賣情報的，如果撞死他們，你就是愛國者！如果你死了，你就是爲國捐軀，名垂千古！於是，悲劇就這樣發生了。後來，經過西崗區交警大隊調查，小戰士組織關係歸大連第四軍人幹休所，他是所長的專職司機，但奇怪的是，他駕駛的車輛，卻是大連金州陸軍學院的，儘管非常明顯，酒後駕駛，戰士及其所在單位要負全責，包括小Z和〝法制天地〞記者的車損在內，都應當由其包賠損失，（他們當時均沒有買保險），但大連警方先是態度曖昧，一再拖延裁決，後來索性聲稱情況複雜，下了一紙裁決了事，請當事者自行到法院起訴，而法院又沒有受理，雖然，這位〝法治天地〞的記者深感委屈，想予以曝光，但上面有令：不能批評部隊！小Z更是無計可施，連修車的幾百元錢也無處找小戰士支付，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啊！據說，這位〝治制天地〞記者的父親也是一位部隊的首長，曾出面進京疏通，但此案一直沒有結果。只有我清楚這個事件背景之水有多深！ 另據證實，小戰士姓李，是安徽人，大概20多歲，他年輕幼稚，被人利用了！具體利用他的黑手是誰？至今不詳，但顯然他是針對我的，小Z開玩笑地說，該死的是你啊！監獄裏不死，在外面也不死，把他們氣死了！我想，這些人擔心我把獄中實情告訴加藤隆則，以致公之於衆，就對我採取了如此陰險卑鄙的手段。可惜，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啊！ 我終於倒在了地上 我並非每一次都是如此幸運，最後一次對我的暗殺，是發生在四天之後，即2月25日午後，那天他們算是成功了一半，此前幾個月，我頻繁地在深圳，廣州，珠海，番禺等幾個城市旅行，香港某媒體的朋友W把他太太介紹給我，他以前對我很了解，知道我在媒體的廣告經營方面經驗豐富，他太太在某媒體做廣告主管，王記者答應給我優惠政策，我想，在廣州辦個業務代表處，專爲海外媒體拉廣告，是一個收入不菲的工作，而廣州清遠市華碩鞋業的張老闆Z答應給我提供免費的辦公室，我很高興，有點頭腦昏昏然，也就放鬆了警惕，於是，就發生了一次令人髮指的謀殺事件。 那天是週末，我到哥哥的辦公室去看他，大概和他閒聊了一個多小時，但我忘了取下手機的電池，可能信號暴露了我準確的所在位置，大約是午後四點左右，我與哥哥道別，走出了他的辦公樓。 哥哥在一家位於大連甘井子區的某房地產公司工作，他所在的樓宇離南關嶺汽車站很近，我步行了十分鐘即到達，但我沒有馬上乘車，我忽然想起了南關嶺監獄的一個管教，他當年對我很好，記得他說過他家就是對面這棟樓，我想去看看他，於是，我改變了行程，這可能給了陰謀家以準備的充足空間，我又離開了車站，找到了那棟黃色大樓，但恰好那個人不在家，我很失望，就一邊憶舊，一邊慢慢地朝馬路對面的車站走去，有點精神恍惚。 那是一個大連市近郊的丁字路口，車輛和行人比較少，故公安局沒有安裝路況監控鏡頭，我急於趕車，又疏忽大意，竟圖一時捷徑而斜傳馬路，顯然，我違反了交通規則，但我很少這樣做，就是這一麻痹大意，給陰謀家以可乘之機，使我險些喪失了性命！ 我走到馬路中間時，正在向汽車一路車站望去，忽然，一輛越野基普車從我身後猛地衝來，幸虧我本能反應十分敏捷，往右側倒去，它的右視鏡很大，狠狠地刮在我的左肩胛骨上，我不由自主地倒在地上，重重地，〝咕咚〞一聲，右肩和胳膊受了輕傷，我生氣地跳起來，朝那輛汽車奔去，我以前的火爆脾氣如山林草叢燃燒起來，不能止住，但非常詫異的是，那輛車沒有逃離現場，車門也沒有打開，裏面的人在做什麼，因爲有玻璃紙的遮擋，我什麼也看不見，我只看到它靜靜地停在馬路邊。 我氣沖沖地走過去，用力地拉開了這輛銀灰色的車門，並站在車的右邊，我看到了兩個身穿皮夾克的人，一個是司機，一個坐在車的後座，他們都二十多歲，長着英俊的面孔和健壯的身材，從寬厚的肩膀和明亮的眼睛，以及冷靜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們訓練有素，絕非等閒之輩！很可惜，他們生錯了年代，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幹着無恥的爲專制統治者賣命的〝下三濫〞的勾當，我立即心中的怒火熄滅了，不僅僅是怕，還有難言的憎惡，像是看到了主子指使咬人的狗，一種憐憫和寬恕變成了水，此時，我心靜如水，聲音平和地說：你撞着了我呀！ 那個司機裝作不知道，扭過腦袋，故作震驚：是嗎？啊！對不起！對不起啊！ 但他佈滿粉刺的臉上，有一塊肌肉在不停地抖動，如果我抓住他的衣領，叫他到醫院驗傷，他們會答應吧，那麼，我就必須上他們的車，接着將發生什麼事呢！顯然，他們的背後有高山大河，有狹谷深淵，還有千軍萬馬。他們的車牌會是假的，名字也會是假的，找到交警大隊，事故經過也會變成假的，只有他們的心是貨真價實的狼心！還有，如果把我送進了醫院驗傷，誰能保證他們的人不會在藥品裏下毒？我遲疑了幾分鐘，看到了後面那個人手裏的電話機，機蓋還沒合上，是的，他們已經和總部聯繫上了。他們早早地爲我準備了幾套方案，以便玩我於股掌之上，但唯一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我淡淡地笑了笑，蔑視地看了他們一眼就轉身離去了。 後來，我把消息告訴了遠在多倫多的太太和朋友王建民，王記者在香港出版的《亞洲週刊》當中國特派員，他發表了簡訊，但海外媒體沒有一家轉載，再後來是王記者從那裏忽然離職了，我不方便問他原因，他也從未對我透露什麼，但我知道，張某某是《亞洲週刊》的老闆，1999年之前，張某某的企業在大連就有兩家，一個位於楊家村，叫〝大連常榮合板有限公司〞，一個是房地產開發企業，叫〝大馬城〞，他們的經理與我都是朋友，其中楊某當廠長時還發生一起殺人惡性事件，我曾去採訪報道過，而翁某呢，2000年初與我在香港還會過面，有誰知道，張某某與薄熙來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啊！ 我有千手千眼觀音保佑

於1996年在風景優美的大連甘井子區建成的東北第一尊銅製千手千眼觀音是由姜維平策劃，從南國引進大連的。

薄熙來的本事如此之大，但爲什麼把我關了五年零一個月，又軟禁了我三年，單是在後期就苦心經營了四起謀殺事件，其中後兩起有證據證明是薄熙來安插在大連國安局的特工所爲！爲何沒有成功呢？我想藉機回答感興趣的人們。 原來，薄熙來在大連任職十幾年，竟然不知道，與深圳大鵬灣同樣高大的千手千眼觀音，已在90年代初期，由我策劃，從南國引進了大連，她就坐落在風景優美的大連甘井子區營城子鎮大黑石村，以前該村地少石多，窮困潦倒，自從村支書曲忠實接受了我的建議，並由我引見了大連開發區大青金屬有限公司總經理範希莊，他們精誠合作，於1996年建成了東北第一尊銅製千手千眼觀音，立於海邊高山之上，從此，善男信女，遠道而來，財源滾滾，百姓富足，但曲書記爲了答謝我，曾以貢獻巨大爲理由，獎勵我二分地皮，可蓋一棟別墅，如果我接受了，至今價值可多達千萬元，但被我婉拒，朗朗乾坤，天地可鑑！我無意於從貧苦而後來富裕的當地農民身上，謀取任何經濟上的好處！ 千手千眼觀音啊，背山面海，展示慈悲，普渡衆生，功德無量，即是我等書生爲救農民所爲，她豈能不保佑我？薄熙來想害我，機關算盡，勞而無功，本人不僅衝出牢籠，而且一次次死裏逃生，如今，又落腳於言論自由的加拿大國土，不停筆耕，讀者如雲，難道不是尊佛〝千眼所及，千手所助〞嗎？中共高官薄熙來及其死黨何等可笑可悲哉？！ 2010年9月11日於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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