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美国之音记者叶兵香港7月17日报导)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重大弊病贪污腐败, 中国国家审计部门的负责人不久前在人大会议上提出要公开透明惩治腐败和官僚主义的主张,一些官方媒体也围绕新发表的审计报告和相关腐败案件进行了密集报导和深入讨论,在中国官场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针对公款使用方面的重大违规行为而来的“审计风暴”。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发表看法。 *新京报文章建议审计机构独立* 6月23号,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一份涉及诸多经济案件的“审计清单”犹如激起千重浪的大石头,在中国社会和媒体上引起了热烈反响。有些媒体在讨论根治腐败惩处贪官的文章里直接触及了审计部门独立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等敏感话题。 《新京报》一篇署名文章建议,要从组织地位上保证审计机构的独立性,机构设置要保证审计机关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中,不存在和被审计单位有经济和行政上的联系。 这篇文章还提到,有不少人建议“审计部门应该向人大负责”,让审计部门归属人大领导。文章认为,这个建议是解决审计独立性的最终目标,值得重视。 北京思源资讯事务所创办人曹思源也主张让中国的审计部门脱离各级政府,改向人大负责。他表示,这是因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地方政府序列里面总还有些相对的独立性。他说:“审计部门从上到下,如果要科学设置的话,应该放到人大系统里面。相对来讲,会比较好开展工作。当然,我说的机构调整,我认为会有一定作用,不是说归人大管,(审计部门)就是钦差大臣了,就没问题了。也是受一定的约束,但相对来说好一点。会使地方审计部门的效率提高一点,使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发挥得更强一点。” *反腐涉及权力之争*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腐败问题在中国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弊病,原因相当复杂,其中包括政府高层的直接或者间接涉案以及受到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有消息说,以接受贵重礼物贪污五十五万五千元、用公款大吃大喝等罪名被判刑十六年的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前不久在保外就医期间要求翻案,随后又被送回监狱。几个月前,被认为有官方后台保护的上海爆发户周正毅受到轻判,而帮助一批拆迁户跟周正毅打官司的律师郑恩宠却被判了重刑,在社会上引起不满。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认为,周正毅案的处理表明了中国高层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角力,也揭示了官场腐败的复杂性。他说:“别的涉案的人做的事情或者牵涉的金额可能比周正毅要少得多,但是判得厉害得多。而周正毅这样一个案子在别人看来,要不是在上海,要是如果没有更好的后台保护的话,就会遭到严厉得多的处罚。” 北京大学教授商德文指出,周正毅案重罪轻判,可能跟“上海帮”成员的家属有关:“周正毅的案子现在看来是牵扯到高层的。根据传闻,周正毅的老婆跟江泽民的小儿子是同学,打得火热。另外,周正毅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弟弟又是混得挺熟,一块儿作买卖。”
周正毅的老婆毛玉萍(右)跟江泽民的小儿子江绵康(左)是同学,打得火热。
商德文表示,周正毅在上海炒房地产期间,上海市各级政府中都有负责官员得到他的贿赂,但是对周正毅案的处理并没有触及跟房地产有关的案情,而法庭主要针对周正毅在股市的违法行为方面进行审理。 *权力过于集中导致腐败* 在民间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曹思源认为,权力过于集中是中国腐败问题难以根治的一大原因,而如此集中的权力缺乏监督、制约和制衡必然导致腐败。他表示,寻求解决之道就必须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乃至更深层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人治走向法治。 丁学良教授指出,人治社会和法治社会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有没有建立完整的司法体系。他说:“在中国人治的几千年传统中,只是在极偶然极少有的情况下,一个明君之下,才会出现一个清官,而明君会给这个清官超出于其他官员的权力或权威来执行对个案的处理。这种清官在中国的官僚机构中本来可能就不太多,而这样的清官遇上明君的机会就更少。而明君和清官之间长期的相互信赖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异例而不是一种常规。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还停留在这种水平上。这远远不能满足于现代经济、现代政治和现代公民社会的要求。” 这位社会学教授认为,反腐败需要建立健全的法治社会和培养符合现代要求的公民意识,而不单单是指望难得一见的明君或者包青天式的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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