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就业率持续四年走低

鉴于去年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低于五○%的不良成绩单，中国政府禁止报导今年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尤其是不得泄漏有关资料。笔者查遍所有的媒体，都无法见到一条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报导，只能看到中国教育部与劳动部在媒体上各自表达的“决心”：一定要在今年九月一日以前，保证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到七○%。按照中国政治文化，既然就业率成了有预期目标的“政治任务”，那就决无达不到目标的道理，否则乌纱帽难保。相信到了七月底，中国政府披露的一次就业率一定会达到或接近七○%这一目标。至于真实数字，则成为“国家机密”，对外不公开。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还只是中国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态，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大陆称之为“海归”）还不计在内。而“海归”的贬值仅举一例：近年来留学瑞士的中国留学生已经高达十万人，据说该国每年每名留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高达三万美元，所学专业集中于酒店管理与旅游专业，四年下来共计花费十二万美元，而回国后能够谋到一份月薪为二○○○元至三○○○元的工作就算是幸运儿。教育的高投入与低产出于此可见一斑。

不能说中国政府不著急，据他们自己反复强调，他们一直将城市下岗工人、大学毕业生与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当作最重要的政府工作来抓，不过既然就业难已经成了这三大社会群体的普遍状态，中国还有什么群体能够轻而易举地就业呢?

今年中国政府为了安排大学生就业，可谓奇招迭出。一是让军队大量招募大学毕业生入伍，许诺各种优惠条件，比如在部队服役时立二等功（有的军区放宽至三等功）者，退役后可保送研究生，并每年给予六○○○元人民币奖学金等；二是逼迫高较教师利用各种人际关系为毕业生找工作，比如河南科技大学就将学生就业率与教师收入挂起钩来，达不到标准要扣教师工资；三是规定高等学校必须公布本校就业率，并将就业率与招生指标直接挂钩。辽宁省率先实行这一制度，规定从今年开始，辽宁省将定期在全省高校开展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评估结果要作为高较专业设置和结构调整的主要依据，对评定为不合格或就业率过低的高较、专业，将根据情况减少招生数量或限制招生。四是用政治动员的方式，要求学生们到中国的西部工作。多年来饱受失业人数过多之苦的辽宁省又率先行动，由省政府颁布了一个《关于实施二○○四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辽西北计划通知》，规定由省政府拿出钱来，实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每名大学生到辽宁本省的西北穷困地区服务期间，每年一人补助一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乡镇（村）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也可兼职担任所在乡镇团委副书记、中小学副校长、乡镇医院副院长及其他方面的管理工作 —— 但笔者须指出的是：这是个计划，而计划主要功能是上报给上级政府，比如给中央政府看的，能否落实，列计划时无须考虑，一般来说，上级政府也不会来检查计划执行情况。五是报导女大学生志愿当专职家庭主妇的消息，据报导称有二○％的女生“自愿不就业”，选择在家做家庭主妇。

与此同时中国媒体也大造舆论，指称中国人认为大学毕业就能够就业是个思想误区，必须纠正。因为据“国际经验”，大学毕业生不工作是正常状态。只是这些报导并未指出这是哪些国家的经验。

不知道那些坚持中国现在已经全面市场化的中国专家们，从这条消息中能够读出市场化的资讯来否？

* 从数字看畸形教育现状

一、公共教育经费居世界上最低。据中国自称，二○○○年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全国GDP的二．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鉴提供的资料仅为二％），比一九八○年的二．五％下降了○．二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五．一％），更是远低于台湾近十余年高达六％以上的水平。根据联合国的批评，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三分之一；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五三％，剩下的四七％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

二、前现代化农业社会的国民受教育程度：中国政府定的脱盲（即非文盲）标准是：城镇居民识二○○○个汉字，农民识一五○○个汉字，能够看懂浅显通俗的报刊、文章，能够记简单的帐目，能够书写简单的应用文。即使以这一低标准衡量，据二○○○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成人文盲（十五岁以上）数量还高达八五○○万，成人文盲率也还有八．七二％，此外还有一亿半文盲 —— 笔者在此还得指出一个让中国政府不痛快的事实：中国报刊上常用汉字高达八○○○个以上，按中国政府钦定的脱盲标准，上述非文盲既无法读报，更无法接受任何稍微复杂一些的技术训练。

三、城乡居民的低收入与高等教育的昂贵收费。（见表）

五、在校贫困大学生比例偏高。近年来，由于“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推行，不少中国家庭无法支付日益昂贵的学费，贫困大学生数量增大，成了高等教育中一道让人感到悲哀的风景线。据调查，在北京大学、清华、复旦这类一流学校中，贫困大学生（每月伙食费一五○元人民币）比例为一五％；而在普通高校中，则高达三○％以上。这些学生因长期吃不饱饭而营养严重不良。在就业机会稀缺的中国，不少大学生被迫卖血、求乞，女大学生被迫卖淫。作家何建明经过两年多调查，写了一本反映贫困大学生群体的报告文学《落泪是金》，里面记述的悲惨故事催人泪下，笔者读后数日郁郁。另一位名叫陈杰人的记者去年五月二十二日发表了一篇（女大学生卖淫调查），引起当局震怒，受到惩罚，刊登该报导的《青年参考》杂志主编被撤职。

现在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教育赔本，在大学教育这条独木桥上走的人还越来越多？

* 知识型劳力严重过剩的原因何在？

中国的“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不会是一个短期现象。由于中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且农村经济凋敝，大量低素质劳力过剩。而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则被分割为正规部门（又称现代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传统部门）。这里的所谓“正规部门”是指那些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比较高、工作比较稳定的大公司和政府部门，就业机会通常非常有限;“非正规部门”是指工作没有保障、报酬低且不稳定的一些个体小企业和临时性工作机会，低素质劳动力往往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如矿山、建筑业寻找低薪而辛苦的工作。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一般不愿意考虑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尤其是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由于没有生存压力，有可能花费较长时间在正规部门里寻找就业机会。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扩张过快，向社会供给的知识型劳动力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现代部门又未能同步提供就业机会，结果必然出现“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

在中国，“知识型劳力过剩”既是教育深化的结果，同时也刺激教育的过度扩张。在九○年代前期，中国的失业者主要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父母为了避免子女成年后面临失业的风险，往往倾囊而出，让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而到了九○年代中期，中专毕业的劳动力也难以找到工作，家长被迫使支援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家长和学生的“理性选择”在宏观上却产生了一个非理性的结局：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越低，愿意在大学本科教育上大量投资的人反而越多，这就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农家子弟今年报考人数反而上升的原因；反过来，这又刺激了大学的持续膨胀，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进一步下降。这种结局一方面意味著“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在中国将会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又表明大学教育的过度扩张造成了对劳动力的“过度教育”。

教育的过度发展与“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互动必然造成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当和投资效率低下。一方面，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处在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中，这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教育的过度发展又虚耗了产业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资源。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应与其国情相适应，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教育投资越多越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否出现“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也是检验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展程度的标志，无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什么水平，少数都市的发达程度有多高，只要存在著“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可能陷入了瓶颈。

上述分析展示了一幅奇怪的图景：中国目前人口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文盲半文盲率偏高；公共教育经费投入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世界各国是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国民收入偏低，而教育产品的消费偏高，远远超过了一般家庭承受能力，成为中国人消费的奢侈品；号称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却消化不了高素质劳动力，导致中国在文盲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形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问题。而政府能够想得出的解决办法．居然是在吃财政饭的人员过多（一／廿八人，即二十八个人供养一个官员，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一／九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九个农民供养一个干部）的情况下，还要推出“一村一个大学生”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末来，凡考察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国民教育。综合上述资料，可以断言，中国的教育有病，病根则在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