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SARS流行，完全是由中國當局隱瞞病情造成的，這一點從世界衛生組織到各國政府民衆都有共識，不用我多說。那麼責任在誰呢？

是中國的衛生部門嗎？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同，其實中國的醫療機構有非常完善的傳染病早期報警系統。每個醫院都有傳染病報告卡片，一旦發現傳染病可疑病例，醫院一級要求必須在當天上報。即使第一例SARS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到廣東好幾個地區流行並傳染到醫護人員時，按照中國現有的傳染病報警系統，不僅是廣東省衛生廳，就是中央衛生部也早就知道了。對SARS的報道與否根本就不是一個流行病學的問題，而是百分之百的制度和政治問題。

六四以後，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越來越嚴重，報喜不報憂就成了維持政權的必要條件。遠的不說，看看這幾年對重大災難的報道就一目了然。江河決堤報道成了軍民奮勇搶險，幾起爆炸案報道成了警方神速破案，任何天災我們在新聞裏只能看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和「領導的關懷」。學生大批中毒，我們看到的卻是領導到醫院去指示「一定要盡力搶救」之類的廢話。災難本身呢？不見了。由於這個政權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謊言，要在這部機器裏生存就必須撒謊。「數字出官」是誰也不想否認的事實。特別是這幾年，只有溜鬚拍馬欺上瞞下撒謊造假才能升官。掩蓋真相已經不是有意識的行爲而是官場上的一種習慣和本能了。

由於封鎖消息而造成SARS的出口並在海外流行，這種事有沒有可能避免？我以爲，只要維持表面穩定還是當權者的首要任務，只要中共還能聲稱在「代表」什麼人，這種事就不可能避免。因爲前者是操縱媒體的必要性而後者是其合法性。中共從這件事可能吸取的唯一教訓是，下次把謊再撒園一點。

如若不信，請看以下事實，這是在中共迫於壓力和國際社會取「合作態度」以後發生的：

4月3日，世界衛生組織官員抵達廣州開始進行考察的當天,廣州市內的警察在強迫戴口罩的行人把口罩脫掉，以便在世界衛生組織官員面前營造安全氣氛。（無獨有偶，上海和深圳的官員正在教育當地居民口罩是怎樣危害人體健康的。上海一位朋友來電話說，政府告訴他們，戴口罩會影響呼吸，爲了保證通氣，就會用力去呼吸，就會吸進更多的病毒。這位女士問，你們不是告訴我們沒有病毒嗎？既然沒有，哪來的更多？）

4月3日中國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對媒體宣稱中國政府已很認真處理SARS問題，病情的擴散也已在控制中。他說北京有十二個SARS病例，其中有三人死於此病。（不過隨後北京301醫院醫生蔣彥永提供的數據表明，僅北京309醫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就有6人死亡。我當然相信蔣醫生的數字，而且我這個人不願把人想得太壞，當然願意相信張文康撒謊不是出於本能或習慣，而是不得已而爲之。）

4月4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宣佈，變種衣原體可能是今次非典型肺炎疫症的病源，並可望於下星期公佈新特效藥的研究成果。北京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預防研究所首席專家洪濤指出，測試過10種醫治非典型肺炎的新特效藥，初步顯示其中6種有效，但仍須進行較大規模的測試，預料下週可有公佈。（這麼短時間找到一種特效藥已是奇蹟，一下子找到六種，是不是太快了？建議分幾批公佈，可以看上去更真實。）在對抗非典型肺炎的戰鬥中，中心已緊急訂購兩部P3移動實驗室設備，以加快對病因的研究。（病情已控制，特效藥都有了，還有什麼病因可研究的？不過，有人似乎不同意這種說法。4月11日，廣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在北京的新聞發佈會上說：「從醫學的角度來看，這個病還未有效控制住，包括在香港。」 「這個病的病源還沒有弄清楚，所以怎能說這個病已經受到控制呢？」 ）

4月10日，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在北京舉行的一次記者會上說，中國到4月9日爲止感染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的人數爲1290人，其中55人死亡。馬曉偉說，目前報告的病例包括了地方醫院和部隊醫院所有的確診病例。（這個講話充分留有餘地，「確診」這個詞用絕了。以後揭露出來的不實數據都可歸入「未確診」類。剛才又看見中新網報道說，中國非典型肺炎研究大突破，成功分離出冠狀病毒。不知診斷標準是是衣原體還是冠狀病毒，特效藥是對什麼特效？爲什麼我們聽到的永遠是「大突破」「成功」之類的好消息呢？哪怕這次突破是對上次突破的徹底否定。）

最後但決不是最不重要的是，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宣稱研製出過濾不良手機簡訊技術。我們都知道，今年手機的「最不良短訊」就是民間傳播關於「非典型性肺炎」消息的。（研製單位就是研究「法輪功內容審查系統」的那個HNC北京大正語言知識處理研究院）

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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