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這個「權」，中共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頭三十年不用說了，有人說，改革開放以來，證明中共還是爲民着想的，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實惠。其實經過了文革，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已經看到，中共建政三十年，用鄧小平的話說，「中國經濟落後了三十年」，用以前的辦法已經混不下去了，經濟不發展會影響到政權的穩定，改革是不能不搞了。改革是被逼出來的，改革也是爲了「權」。改革得以實施的前提是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的權力相對的比較穩定，甚至還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但是當改革的步伐觸及到權力的穩固的時候，情況就急轉直下了。這就是六四事件。當中共領導人感到權力受到的威脅的時候，他們可以調集軍隊，動用坦克和衝鋒槍面對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下毒手，大開殺戒。中共領導人的所作所爲，遠遠超出了國民黨政權、北洋軍閥，甚至超過了帝國主義當年的佔領軍，他們真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作爲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無論威望、業績、能力、學識都和他的地位是不相稱的，也就是說，他無以孚衆望。這一點全國人民清楚，全黨黨員清楚，江澤民他自己更清楚。所以江澤民上臺後，頭等大事就是鞏固住他的權力。怎麼鞏固呢？按照中共的「經驗」，「首先要做輿論方面的工作」，就是「宣傳」，或曰「吹捧」。可是江澤民實在也沒什麼可用來吹捧的，難道用英文背背什麼名人的文章，彈彈鋼琴小曲，用廣東話罵罵人，也可以用來吹捧一個領袖嗎？怎麼辦？共產黨的看家本領就是搞「鬥爭」，它是搞鬥爭起家的，靠搞鬥爭發展起來的，靠搞鬥爭維持下來的。對外搞鬥爭，對外沒的搞的時候就對內搞；對當權的搞，對當權的搞不了了又對老百姓搞。共產黨的本性就是要搞鬥爭，不搞鬥爭它就失去了動力，搞鬥爭就是給它「充電」，所以要「過七、八年又來一次」。江澤民的出路也只有這一條——搞鬥爭。通過搞鬥爭他才能樹立他的「權威」，才能把他的所有對立面都打下去，別人不服從也得服從，從而鞏固他的「核心」地位。所以搞一場鬥爭是江澤民鞏固其黨政軍最高權力的需要。

江澤民上臺伊始，其地位的脆弱性，使他本來就脆弱的神經更加神經過敏，稍有風吹草動就感到是對他權力的威脅。這樣，法輪功的蓬勃發展自然成了他的心頭大患。他一開始就斷言「法輪功有很深的背景」，可他當時並沒有掌握法輪功的任何材料（從99年7月22日中共開始大規模鎮壓法輪功後所公佈的材料可以看出，這些材料都是在短時間內倉促準備的，漏洞百出），僅從4月25日萬人中南海上訪事件就做出這樣的判斷，可見其對自己權力的危機的近乎神經質的敏感性。江澤民擔心法輪功背後有自己的政敵在操縱。

這才是江澤民下決心鎮壓法輪功的真正原因。在江澤民眼裏，法輪功作爲一個羣衆性的健身活動，主要參與者都是些老頭、老太太，法輪功又講「真、善、忍」，只要開動全國的宣傳工具和動用國家機器，可以輕而易舉地鎮壓下去（有「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之說），這樣通過鎮壓法輪功既打擊了自己的政敵，又鞏固了自己的權威地位，真可謂是「一箭雙鵰」之計。

所以，確切地講是江澤民要鎮壓法輪功，當然還包括江澤民所代表的中共黨內的一批妄圖通過搞政治鬥爭來提升自己地位的勢力，用中共的術語講，鎮壓實際上是「黨內鬥爭的反映」。

然而歷史將證明，鎮壓法輪功之舉將最終把江澤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法輪功不只是個羣衆性的健身活動，他是一場修心向善的民衆的精神迴歸運動，是對中國所面臨的道德淪喪的局面的民間拯救，是中華民族在當今紛爭的世界上立足振新的希望所在。鎮壓法輪功所犯下的彌天大罪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爲人們所認清。一切愛國的仁人義士，請擦亮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