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爲了平息民衆對兩級分化和大量失業的不滿，先是朱鎔基總理發出向富豪開刀的號令以及劉曉慶的被捕，接著是在高規格的關於解決失業和加強社會保障的全國性會議上，江澤民第一次發表長篇講話。
最近，富比士大陸富翁排行榜上的第二名楊斌被拘和第三名仰融逃美，在境外媒體和互聯網上被炒得沸沸揚揚，而中共主流媒體卻諱莫如深，只用短短几十字透露了楊斌案，而對仰融在美國的公開露面則不置一詞。此二人的當下處境，凸現出一黨獨裁製度下的大陸生活之怪誕：表面繁榮、頌歌和穩定包裹著內在的貧困、怨恨和恐懼，特別是那些富豪們，守著億萬身價卻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大陸第二富豪楊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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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第三富豪仰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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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澤東時代，人們心向祖國，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理解「祖國」對於每個個體的真實含義？而歷經災難的人們，在理解了祖國的蠻橫霸道之後，還會「雖九死而猶未悔」嗎？顯然不會！進入鄧、江時代，雖然人們口頭上高喊「振興中華」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究竟有多少人還從內心熱愛「我的祖國」？從12歲的孩子到白髮老人，從留學到商務旅行，從中共貪官到私人大款，從冒險偷渡到政治流亡……用腳投票的大逃亡，無疑是最好的答案。
在國內，面對這些逃離「祖國」的人，無處可逃的人們表現得越發口是心非，內心裏嫉慕逃遁者，嘴上卻罵他們「賣國賊」。但是，無論出於怎樣的理由，無論對此做出怎樣的道德評價，逃遁者的選擇是明智的。他們之所以逃遁的主要動力，不是基於整體的抽象的宏觀的理由，而是基於個體的具體的微觀的生活經驗。難道追求個人的自由、安全和幸福，作爲逃遁的理由，還不夠充足嗎！
有人會說：基於個人理由而不愛國，是自私的、冷酷的、貪婪的。而實際上，他們選擇逃遁，絕非因爲他們沒有愛，反而是因爲他們的愛已經變得很具體很人性很低調。他們自愛，想過免於恐懼的人性生活；他們愛自己的親人，想給親人帶來自由、安全和富足，所以他們才放棄了反人性的高調愛國。雖然，當下國人普遍奉行犬儒化的生存之道，但他們是從切身經歷中學會了犬儒化生存：當祖國被獨裁者劫持之後，正是祖國所要求的愛，才是極端的言行不一，才是自私、冷酷和貪婪。
當個人無權左右自己的命運而只能接受祖國的主宰時，當人民無法成爲祖國的主人而只能成爲祖國的奴僕時，祖國已經成爲獨裁者奴役每個人的工具，道義高調不過是專制政權的意識形態。政權用祖國的名義壟斷對正義的解釋權，把祖國變成類似上帝的偶像，變成人人必須敬若神明之聖物，人們被要求必須崇拜祖國，恰恰是把人性之愛變成一種強迫和愚民。祖國之愛在獨裁者的操控下，自私到只爲極少數特權者服務而忽略絕大多數具體的生命，貪婪到索要人們的無條件的愛，索要每個人的全部忠誠和絕對奉獻乃至犧牲，冷酷到壓制甚至殘害人的自愛和人與人之間的愛。
當柔弱的個人無力改變強大祖國的自私、貪婪和冷酷之時，選擇逃遁，就是對奴役制度的消極反抗，雖然無奈，卻理由充足。
2002年10月8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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