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我從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中得知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先生的遺孀路易絲·惠勒·斯諾夫人將於4月1日上午11點赴中國人民大學看望「六·四」死難者母親丁子霖教授。聽完廣播我很興奮。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就知道有一位美國記者叫埃德加·斯諾，他們夫婦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斯諾寫的《西行漫記》，當年象我這樣的人幾乎都讀過，給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對這對美國夫婦一直懷有特殊的感情。而丁子霖嘛，她是我近年來結識的朋友，而且是與我有着同樣命運的一位朋友，我們兩家的孩子都是在「六四」慘案中被政府的軍隊無辜殺害的。這次斯諾夫人來北京看望丁子霖教授，我把它看作是對我們這些受害母親的關愛與撫慰，因此我也很想同這位可尊敬的夫人見上一面。但是，我很擔心這次會見能否順利實現，我知道丁教授的家常常遭到便衣警察的監視，去她家的客人也常常遭到阻攔。

　　我決定4月1日去她家裏。當天10點之前，我來到了中國人民大學，見校門口熱鬧非凡，一支小學生樂隊正在大門口小廣場演奏着少先隊之歌，我以爲這是歡迎斯諾夫人的。我走進學校，到了靜園1樓丁子霖教授的住所附近，看見有一羣人聚集在丁住所馬路對面的人行道上，我猜想這是監視丁子霖夫婦的便衣警察。因爲以往我經常遇到這種情況，也就沒有介意。我上前去敲丁家的院門，門未關，我走了進去，沒有人阻攔。這時，子霖和她先生蔣教授正準備去校門口迎接斯諾夫人。看來似乎一切正常，我鬆了口氣。但丁見到我很意外，對我說，「冰嫺，您怎麼這個時候來啊！快回去罷。」我這才意識到周圍的氣氛似乎有些緊張。我立即轉身告辭。剛走到院門口，我就看到住宅周圍的便衣警察突然增加了許多，同時我看到馬路這邊的人行道上有好些外國記者拿着攝像機等候在那裏，恰好與馬路對面的便衣警察形成對峙的局面。我放心不下，又返身進了丁的家裏，我說：「子霖，快10點40分了，你快去迎接斯諾夫人吧！」她答應着準備出門，同時讓我趕快離開。恰在此時，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兩位官員走進了丁家的院子。來人對丁說：「你今天不能出去，我們進去談談　薄６『?BR>坦然地同意了，然後進屋坐定。

　　一位官員對丁說：「你要配合我們！」

　　丁回答：「我知道你們要我配合什麼？不就是不讓我與斯諾夫人見面嗎？先不談這個。我正要找你們呢！你們做得太過分。我和蔣老師3月份去四川、湖北看望老同學，你們派人一路跟蹤我們，你們就這樣配合？！」

　　「那不會吧！我們與地方缺少溝通。」一安全官員說。

　　這時，我在一旁很焦急。我對丁說：「子霖，快去迎接客人吧，要不就晚了。」

　　「你們在屋裏等着！」那位安全官員說着，他的手機響了，他到院門外接電話去了。這時，我對蔣先生說：「我走了。」我從衣架上取下我的手提包就往外走。那位出去打電話的安全官員迎面走過來對我說：「徐老師，你要走了？」他一面說話一面走向院門。我轉身對他說「我不是徐老師，你爲什麼叫我徐老師？」

　　「我以爲是....那你是誰？」

　　「你想知道嗎？」我說。

　　「如果方便的話。」

　　「那就算了吧！」我說着，就離開了丁家。我環顧左右，沒有發現有人跟蹤。

2，我遇到了斯諾夫人

　　當我返回到學校大門口時，卻不見了原來在校門外小廣場演奏的小樂隊，這裏現在聚集了很多人，其中有不少便衣警察模樣的人。在靠近門口的中間有一些外國人，我想一定是斯諾夫人到了，於是急速地在人羣中尋找。我發現有兩位外國婦人，一位是年輕些的，一位是長者。後者個子不高，很瘦，背微駝。她穿着極其隨意，肩上揹着一個皮包。我看到她那慈祥的眼睛裏透露出一種無奈的神情。由於語言不通，她無法與門衛交涉，進不了門；而丁子霖正在家裏與國家安全官員談話，能不能出門迎接一時還難以預料。我很着急，我想我可以幫助她，把她帶到丁子霖家。可是，我怕便衣警察阻止我。於是，我先走到一輛賣花的小推車前(平常從未見到過在大門口有賣花的小車)，看了看車上那些可愛的鮮花。我猛然轉向離我較近的那位年輕婦女，指着距離較遠的長者說：「那位是斯諾夫人嗎？」

　　「是的。」年輕婦女隨即拉着我走向離我們兩米外的一位和善親切的婦人身邊。

　　「您好，斯諾夫人！」她聽到我招呼她的聲音，向我伸出手來，緊緊地握着。

　　「你是丁子霖嗎？」斯諾夫人期待地問。

　　「不是，我不是丁子霖，我是丁的朋友蘇。」我很抱歉地回答。

　　「爲什麼您能來，她不能來？」斯諾夫人問。我真不情願告訴她丁子霖家裏現在正發生的事情，何況我一時還難以斷定安全官員與丁子霖談判的結果。於是我對斯諾夫人說：「丁子霖可能會來的」。我當時想，如果丁不能前來迎接，冷落了斯諾夫人，她一定會受不了的。斯諾夫人的真誠使我深受感動，爲了表達我對這位外國朋友的情誼，我擁抱了她。有很多外國記者攝下了這個鏡頭。

　　爲了讓斯諾夫人能與丁子霖見面，我想我應該做點什麼。我很有信心地說：「走！我們進去吧！」我挽着斯諾夫人的胳膊，一羣記者跟隨着我們向校門口走去。在緊貼門衛的地方，有5、6個人並排着站在那裏，很象是一道人牆。我們必須穿過這道人牆才能通過校門。這時,突然一位身着彩色茄克衫的中年男子笑容可掬地擋在我們面前，很乾練地出示了他的工作證，並說：「你是誰？請出示你的工作證或身份證！」

　　「對不起，我忘記帶了。」我也微笑着很客氣地對他說，同時我把我的電話告訴他，讓他向我的單位詢問。我由於忙着和他說話，當時沒看清他的身份證，我於是對他說：「可以再看一下你的工作證嗎？」他立刻又翻開，我看清了，他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保衛處長。我拉着斯諾夫人的手，仍然友好地、微笑着對他說：「你看，這位就是斯諾夫人。斯諾夫婦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毛澤東當年的朋友，她是來看丁子霖教授的，讓我們進去吧！」我拉着斯諾夫人想穿過人牆走進去。但那位保衛處長說：

　　「外國人不能隨便進入學校，你可以登記進入。」

　　「斯諾夫人有護照，那就是證件，讓她進去吧！」

　　「你是誰？」保衛處長問我。

　　「我是「六四」難屬，我的兒子也是在『六四』中被槍殺的，我和丁子霖是朋友，我本人在中央編譯局工作，現已退休。」我很平和地對他說，希望能打動他，讓我們進去。我再一次誠懇地對他說：

　　「你們都知道，斯諾夫人不是一般的外國人，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她這次由兒子陪同來到中國，以她對中國人民的友誼，你們人民大學也理應熱情接待，怎麼能把好朋友拒之門外呢？」

　　可保衛處長斷然地說：「沒有上級單位安排，外國人不能隨便進去！」

　　我據理力爭。我說：「保衛處長，你奉命不讓斯諾夫人進去，但你可以讓丁子霖出來啊！你們是一個學校的，打個電話給丁子霖，讓她在校門口與斯諾夫人見一面，這是你能辦到的。」我懇求他這麼做。

　　「那也是我辦不到的。」保衛處長說，似乎也很無奈。

　　這時校門外小廣場上的外國記者和便衣警察都不發一言，氣氛凝重。

　　既然進不了學校的大門，斯諾夫人即席發表了講話，外國記者們飛快地記錄着，還有人向我提問題。我的英文聽力不好，沒有全部聽懂她講的話。有記者轉而問我：「你今天見到了斯諾夫人，有什麼感想？」

　　「今天我見到斯諾夫人，我非常高興，也十分榮幸。」我接着說，「在我很年輕的時候，我們都知道斯諾夫婦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是毛澤東的好朋友，在中國革命最艱難的三、四十年代，斯諾的《西行漫記》(即《紅星照耀着中國》),把中國革命介紹給西方，介紹給全世界；建國後，特別是在混亂的文化大革命中，斯諾夫婦再次來到中國，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澤東主席的身旁；中美建立外交關係，有斯諾先生的一份功勞。斯諾夫婦對中國人民的友情我們怎麼可以忘記呢？特別是斯諾夫人此次來看望丁子霖，這是對我們『六四』難屬的關心，我作爲難屬，很感謝她。朋友來了有好酒，我們要款待她，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禮貌。但我沒有想到，居然把這位老朋友拒之門外！這太失體面了。」

　　我覺察到斯諾夫人非常失望。她問我可不可以把一本書和她的一封信轉交給丁子霖，我滿口答應。斯諾夫人從包裏拿出一本很厚的精裝書遞給我。我捧着高舉起這本《斯諾眼裏的中國》，轉向人大保衛處長和便衣警察大聲地說：「這本書裏的資料和照片都是三、四十年代斯諾先生在解放區拍攝的，有很多老一輩革命家的照片，非常珍貴。你們應該知道，她，斯諾夫人，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應該讓她進去看望失去兒子的母親丁子霖！」但保衛處長和便衣警察全不予理採。我抱着這本珍貴的書再次和斯諾夫人擁抱，我心裏難過極了，我想斯諾夫人一定也很難過，我想用擁抱來安慰這位老人。

　　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斯諾夫人又把她給予「六四「難屬的一筆美元捐款遞給了我，我代丁子霖收下了這筆捐款。

　　記者們繼續向我提問題。「你是誰？你是做什麼工作的？」，我重複一遍告訴他們：「我叫蘇冰嫺，在中央編譯局工作，德文副譯審，已經退休。」我一邊回答，一邊把斯諾夫人給丁子霖的信夾在書中。

　　「你的兒子和丁子霖的兒子在一個學校讀書嗎？」

　　「她的兒子在人大附中讀書，我的兒子在西城區一所中學讀書。」

　　「爲什麼你能出來，丁子霖不能出來？」有記者問。

　　「噢！……這個問題我不能一下子向您解釋清楚。我會盡量想辦法讓她們見面，但看來很難。」

　　我們在校門口停留了大約五十分鐘，看來沒有希望進入人民大學了，不得不準備離去。我本應返回丁子霖家，把斯諾夫人贈送的書和信件交給丁子霖，可我沒有帶證件，無法登記進入。我只得先回家。我正想向斯諾夫人告別，她卻轉身問我去哪兒。我說：「我回西單，我家就在那裏。」斯諾夫人要到建國門外，她叫我上了她的車，我們一路上說着話。

3，我被暴力綁架並拘留了24小時

　　第三天，也就是4月3日這一天，我決定將斯諾夫人託我轉給丁子霖的禮物送到她家裏。中午12點40分，我到了丁子霖家門口。我還沒有來得及敲門，就被幾個便衣警察突然圍住了。我左手提着一個小布包，裏面裝着斯諾夫人贈給丁的書和我準備送給丁的小外孫女的一些食品；我的右手緊緊抓住院門的鐵柱。便衣警察責令我：「到人大保衛處談談，一會兒讓你回去。」

　　「不！有什麼事可以到丁子霖家談！」我斷然地回答。但他們堅持要我到人大保衛處去談。我當時想，他們都是些身份不明的人，我爲什麼要跟他們去呢。於是我對他們說：「我是中央編譯局的，也可以到我單位保衛處去談。」我死死抓住鐵攔杆不放。這時，一個像是負責人的Ｓ出現了，他厲聲命令：「來人！把她弄走！」剎那間，不知從什麼地方湧出一羣人，足有二十多個，有人使勁把我的手從鐵欄杆上扳下來。我大聲喊：「丁子霖！丁子霖！」。我又衝着Ｓ一夥人說：「等我把東西交給丁子霖再跟你們走。」

　　「不行！都拿走，帶走！」正當這時，我見丁子霖和她的先生從家裏衝了出來，丁大聲抗議：「她是我的朋友，你們不能把她帶走！你們要抓就抓我！」我看見有人推了丁一把，丁差一點倒在地上。一夥年輕人立即把我架到一輛小汽車的旁邊，要把我塞進汽車，我使勁頂着汽車的門框。丁子霖夫婦被阻隔在馬路的另一邊，眼看着便衣們把我帶走，卻無力救助。這時有很多圍觀者，有人斥責警察的暴力行爲。

　　我被推進了小汽車，但他們根本沒有開往人大保衛處，而是開到了海淀區的一個地方(可能是海淀區國安分局)，接着把我帶到一間地下審訊室，由兩位女的對我實行搜身。她們搜去了我的隨身物品，包括住家鑰匙、手機等。她們翻起我的內衣，命令我脫去褲子、鞋子、襪子.....。女的搜完，男的又進來把《斯諾眼裏的中國》一書的封皮揭開，翻看裏面是否藏有密件。

4，我居然成了「罪犯」

　　接着是審訊。他們指着一張預先準備好的椅子兇狠地命令我坐下。我大聲抗議，我不是罪犯，並拒絕坐下。他們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爲由讓我在拘捕令上簽字，我坦然地寫上了我的名字。隨後就開始了審問，從下午1點直至深夜2點30分。

　　Ｓ對着我吼道：「交代！你和斯諾夫人談了些什麼？」；「斯諾夫人給了你多少錢？」；「你在汽車裏和斯諾夫人談了些什麼？車裏都有誰？」

　　我告訴他們：斯諾夫人光明磊落，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汽車內除了斯諾夫人，還有她的兒子。

　　「你怎麼知道是她的兒子？」

　　「廣播裏說的，斯諾夫人帶她的兒子去看望丁子霖；汽車裏只有一位外國男子，應該是她的兒子。」

　　「他是幹什麼的？」Ｓ問。

　　「我問過，他是法文翻譯。」

　　「汽車裏還有誰？」

　　「還有一位女士，我沒問她做什麼工作。」

　　「誰開的汽車，叫什麼？幹什麼工作的？」

　　「一位中國人。我們講英文，他始終沉默，我們沒跟他說話，我不知道他叫什麼。」

　　「斯諾夫人給了你多少錢？」Ｓ問。

　　「沒有！她還要會見丁子霖呢，她會親手交給丁的。」我不能告訴他們斯諾夫人託我向丁子霖轉交捐款的事，我怕他們逼我交出來，沒收這筆捐款。

　　「你們在汽車裏那麼長時間，都談了什麼？」

　　「談家常。斯諾夫人問我還有別的孩子嗎？我說，還有兩個，一個大兒子，一個小女兒；斯諾夫人又問，你的孩子都工作了嗎？我說，他們都讀完了大學，工作了」。斯諾夫人很關心地問：「你的孩子是做什麼工作的？我說，兒子做網站工作；女兒和她的丈夫都學化工。斯諾夫人聽了感到欣慰。她從提包裏拿出幾張照片讓我看，其中一張是全家照：埃德加·斯諾、路易斯·維勒·斯諾、她的兒子及漂亮的女兒。……」

　　「斯諾夫人給了你多少錢？」Ｓ又問。

　　「我說的你不信，那你們去請斯諾夫人到這裏對質好了。」

　　「你看你簽字的文件上，我們可以抄你家，我們把東西拿來，不怕你不交待。」Ｓ說着把拘捕令遞給我，上面明白寫着有抄家這一條，但我在簽字的時候根本沒有顧得上看一眼。我說：「我既然簽了字，我就認賬。」

　　深夜一點多，Ｓ讓人抬來一張桌子，讓我寫文字交代材料，從3月31日到4月3日都去哪兒？做了什麼？和什麼人通了電話？等等。我飛快地寫了12頁，他們看了不滿意。Ｓ說：「你的記憶相當好！你巧妙地隱瞞了重要事情。」

　　我反問：「你們倒底想知道什麼？」

　　「你有多少錢？都有什麼幣種？從哪兒來的？怎麼用的？你必須一一交代清楚，什麼時候交代清楚，什麼時候放你回去，我會讓人給你拿衣服來，早交代早回家……。」

　　Ｓ又指控我接受境外媒體採訪。我說：「我想讓新華社記者來採訪我，你們能辦到嗎？」

　　Ｓ又指控我們「六四」難屬接受國外的捐款。我說：

　　「你難道不知道這個羣體的困難？『六四』遺孤要讀書，他們失去了父親或母親，經濟陷入困境，需要幫助；很多死難親屬精神受到強烈刺激，有病需要治療，急需救助。你們不要以爲我們有很多捐款，有，我們就給予救助；沒有，我們給他們精神上的安慰。我們這個羣體是用血和淚連結在一起的，我們必須互相幫助。你說我們接受境外捐助，你能通過國內紅十字會或慈善總會給我們捐助嗎？如果不附加政治條件，我們可以接受；如果附加政治條件，你給100萬、1000萬我們也不要。政府不關心我們，朋友們關心我們，我們有權利接受幫助。」

　　Ｓ又給我講了一通「六四」鎮壓的必要性，都是些重複了多少遍的官方濫調。最後他說：「六四」已經定性，不能平反。」又說：「鄧小平說了，讓歷史來評價『六四』。」他大概是想讓我明白，同他們對抗沒有好處。我接過了他的話題：

　　「爲什麼等着歷史作結論。我們『六四』死難親屬都是大屠殺的見證人，我們有權說出真相，有權要求重新評價『六四』，我們要給死者討還公道。你說『六四』不能平反？你能再說一遍！」

　　「現在不能平反。」Ｓ斬釘截鐵地說。

　　「我相信總有一天要平反。中國的事情都在變化。我父親56年差一點劃成胡風分子，57年終於成爲大右派。我母親也是右派，而且被定爲極右，被開除了公職，發配到大別山勞改，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叛徒、特務。這些在毛澤東時代不都是鐵板上釘的釘子嗎？但到了十一中三中全會之後，不都平反了嗎？中國在不斷變化，平反『六四』勢在必行。那些想保住既得利益的人，歷史也會還他們一個『公道』的！我們不是已經把李鵬告到最高檢察院去了嗎？總有一天他要接受審判的。」

　　S不愛聽這些，換了一個話題：「你知道有多少組織想利用難屬這個羣體嗎？這個難屬羣體是不穩定的因素，現在社會需要穩定！」「我們知道社會的穩定有多麼重要，但難屬絕不是不穩定因素。我們是受害羣體，我們這個羣體不受任何組織的左右，就連接受捐款附加政治條件都不行，否則我們寧可不要。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哪個組織想利用我們。我們是獨立的羣體，誰也不要想利用我們。」

　　我談到了同政府對話的問題。我說，我們有一個20人的對話團，要和國家領導人談判「六四」問題。

　　S大概覺得我提這個問題不是地方，輕蔑地說：「江澤民等國家領導人日理萬機，那有時間談這個問題！？」

　　「這是頭等大事，人命關天。科索沃死了三位，政府動員全國人民悼念他們，爲他們爭取最高的經濟賠償。我們的親人死去10年了，馬上11年了，政府不理睬我們，反倒把我們視爲敵對勢力監控起來，還要扣壓海外給我們的捐款，留德學生那筆捐款至今不歸還給我們，難道還沒有查清楚？」

　　「你要是國家領導人，你該怎麼辦？」Ｓ問我。

　　「我要是江澤民，就應該和難屬對話團對話，可以一步一步談，我們不指望一次徹底解決問題。」

　　深夜2點30分，他們都睏了，去睡覺了。客房有三張床，我睡中間，一邊一個女的看着我，我上廁所她們也總跟着，我關上門，她們就拉開，大概怕我銷燬文件吧！

　　4月4日凌晨已是清明節了。我睡在他們安排的床上，恍恍惚惚好似見到了我的兒子趙龍，他笑着向我走來，只是他的頭髮長一塊，短一塊，臉上還有血跡。我說：「龍龍，你過來，媽媽給你修剪一下，你臉上怎麼那麼多血？」醒來時，才知又是一埸惡夢。我兒子在那個瘋狂的夜晚，胸部連中三槍，死在長安街上。但願那是一埸夢，而那卻是真的。

　　4日早晨9點，我又走進審訊室。

　　「你拿了多少錢？都有什麼幣種？從那裏來，怎麼用的。一一交代清楚。慢慢來也行，反正我們有的是時間，什麼時候交代清楚了，什麼時候放你走。」S又補充說：「你接受自由亞洲臺採訪，都說些什麼，也要寫清楚。」

　　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他們老是要問拿了多少錢？難道這個世界上除了錢不再有別的？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了。於是我轉到他問的第二個問題：「這麼說，你也聽了自由亞洲電臺的廣播？你都聽了，還讓我講什麼？」

　　「那不是全部！」

　　我不再理會他們的問話。但我心裏想，我的鑰匙在他們手中，要是去抄家的話，可以跑好幾趟了。再一想，也只能隨他們的便了。

　　等到中午，他們端來了飯菜，我只喝了點白開水，不吃飯。快1時。Ｓ說：

　　「我看你也累了，你先回去，以後再說。」Ｓ同意我的要求，把我送回丁子霖家，因爲我必須把斯諾夫人贈送的書轉交給丁子霖，還有我給6歲小女孩的禮物。我知道他們祖孫三人傍晚就要離開北京去無錫，晚了就見不到他們了。到了丁子霖家，才知道斯諾夫人和難友們曾多方營救我，我才能在24小時後被釋放。

5，結束語

　　難友們知道我回家了，都鬆了一口氣。她們知道我見到了斯諾夫人，都爲我高興。這次斯諾夫人來看望丁子霖，雖然被當局阻止了，但難友們都深受感動和鼓舞。我的很多老同學也很快知道了這件事，都向我打聽有關情況。他們同我一樣，十分尊敬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有人向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斯諾夫人到北京怎麼報紙和電視新聞都不報道呢？這可是幾代中國人都尊敬的好朋友啊！」我只能苦笑着，卻無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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