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法國革命的80年時段內,八次改變憲法，1954─1982年的28年內，我國四易憲法。

憲法法制的不穩既是動亂的法制根源又是政局動盪的重要表現。

1956─1977年的20年中，中共四易黨章，執政黨黨章的不斷更動既是動亂的政黨根源又是動亂的重要表現。

這樣就回應了「什麼是政治動亂」，「什麼力量有能力發動文革那樣的動亂」問題。文化革命是中國內亂史（內訌史）、政變史、爭權奪利史、互相傾軋史、是真正的動亂之源和實質的動亂內容。文化革命典型集中地畢露了我國傳統政治的反動與黑暗，也揭示了未來的政治危險。中共關於文革的決議僅僅是政治性的，沒有科學價值。只能滿足政治需要，不可能也沒有爲長治久安提供政治營養。

文化革命是我國現代史上最反動最黑暗最專制的一頁。一黨制是長治久安的大患，也是政體改革的根據，中共如以解放全人類爲標榜，就要以改造一黨制入手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89民運的客觀歷史經歷就是改造一元化一黨體制。多黨制是資產階級漂亮的政治外殼而共產黨連這樣的外殼都沒有。在中國，任何時候都不能將動亂的帽子扣到人民頭上。人民上街，民主參政，天經地義。由此，可以歸納我國政治革命和平改變反政變的六要件。一是執政黨主席或最高領導權威直接發動和領導，二是軍隊、政府參與，三是動用國家宣傳工具和國家政府機關，四是廣泛發動羣衆參與，五是宮廷密謀，六是以執政黨決議或司法審判法定政變成果。

除文革之外還有1971年迫使林彪集團外逃，1976年江張集團覆滅，1989年5月軍事戒嚴，趙下野。中國的政局治亂在共產黨，也亂在共產黨。人民依靠上街推倒一個政權是不可能的，中外歷史上沒有先例。人民和平請願導致的政變，是上層運作的最終結果，或者有軍隊力量作基礎。從整體訴求和客觀意義上說，非暴力或沒有實質準備的口頭暴力民主運動，只能是分權政治。89民運即如此。

如同以奴隸經濟爲基礎的雅典貴族政體經過梭倫改革後轉變爲自由農和工商奴隸主經濟爲基礎的城邦人民大會民主制；由於封建主的不斷反抗，以莊園經濟爲基礎的西歐王權政體逐漸轉變爲以工商業、貿易爲基礎的貴族、騎士、平民的等級君主制。分權制同集權制一樣，強化和穩固了那個歷史時段的政治、經濟權力，弱化和剝奪了舊勢力、舊政治，舊經濟的權力，只有革命而無反革命意義。歐洲在轉向資本主義過渡時，對王朝的忠誠普遍轉向對國家的忠誠。法王路易十三拒絕了母后家族利益的要求宣稱：我對國家負有更多的義務。君主會腐化，政黨會變色，總統畢竟是最大的官僚，只有人民才是永遠不變的。如果說，89運動有什麼錯誤和罪過的話，那麼請問：在我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共產黨政府做了那麼多對不起人民和歷史的錯事、蠢事惡事，判錯了殺錯了整錯了那麼多人，整死了，淹死了，餓死了那麼多人，糟蹋了浪費了揮霍了人民那麼多血汗錢，爲什麼共產黨犯了那麼大的錯誤和罪過卻可以永遠坐在臺上，不許人民彈劾，不許人民真正批評，不許人民反對，而人民有錯誤，卻要加之以反革命罪名，再請問，究竟誰對社會對歷史的危害大，誰對人民國家的罪過大？！

對少數人的判決是針對整體人民的，歷史將牢記。

6、89事件矛盾激化 衝突升級的責任和原因

如果4·22當局不拒絕學生參加胡耀邦追悼會是否會引發罷課？

如果不發4·26社論是否會有4·27的大示威？

如果政府對話尊重高自聯，不排拒高自聯是否會引發5·13絕食？

如果沒有5·13絕食，學潮是否會正式轉爲民潮？

如果5·19不戒嚴，是否會導致上層分裂，體制內精英遊離在外，工人罷工？

如果6·4不開槍，坦克不進城，是否會爆發全民抵抗運動？

89民運表現了黨、政、軍、文、法同人民全面對抗。

6月3日，是五四運動全國工商總罷工的起端，6·4佔領廣場，是五四恐懼症所致。

發4·26社論，是文革恐懼症所致。

7、89運動的歷史依據和時代背景

執政當局從民主牆接過了「改革」與「開放」的旗幟與口號，進入了一個開明的一黨政治和開明的農業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

所謂改革，就是改掉社會主義。

所謂開放，是開放進來資本主義。

對公有制進行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改造，我國從改革和開放兩個方面同時實行資本主義。一個半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社會結構已經在我國形成。這個社會將呈現出公有與私有的兩重本質與兩重矛盾。同時還有二者之間的融會、滲透與同歸。

1 979年之前的共產黨，高喊社會主義可能是真話，而1979年之後高喊的社會主義則半是真話，半是騙人。

中國海關凡是能夠開進大船、飛進機的地方逐步被海外資本包圍。每年吸收幾十億美元的援助及貸款投放，資本滲透到我國經濟、政治、科教、文化的每一個毛孔和每一滴血。當局向國外資產者拍賣、租讓、抵押國有資產和地方成片開發，許可外國人充任合資企業董事長，國家大量資源和勞動力廉價賣給外人……而政府當局對89民運，86學潮、對民主改革，對人民，卻一點自由權利都不讓，這不得不使我們記起葉赫那拉氏的一句名言：「寧與洋人，不與家奴」。有權力有能力出賣祖國的如南宋宰相秦燴，竊國大盜袁世凱、慈禧太后、汪精衛，哪個不是當權統治者？

稅收、信貸、利率、價格、債券、股份公司、租賃、信託……凡是農業社會主義沒有用過的，凡是資本主義的市場手段和經濟槓桿，又卻被重新拾起來。資產階級的法權關係的經濟合同法、繼承法、破產法、企業法一個一個地出籠。

遊行集會法已經實行。

資產階級法律關係的結社法、新聞法、出版法、工會法等等當局陸續出臺。農村大有擴展趨勢的土地買賣、出租、抵押、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一切的一切，誰敢抵賴，這不是在「補資本主義」一課？誰敢否認，這不是「資本主義復辟「。

我說「資本主義」是從全球而非一國之內的意義上來說的。1949年之前，中國已經是一個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社會。

對於一個日新月異天天在變的「社會主義」的生活與概念，對於一個天天在大力向資本主義開放的社會，共產黨有什麼權力和理由動轍扣人以「反社會主義」、「顛覆社會主義「的罪名和帽子？！

你這個社會不過是披上「社會主義」漂亮外衣的新資本主義新殖民地而已。馬克思主義不是過時了，而是超前了。每引進一億美元投資、每貸進一億美元借款、每出賣一平方公里國土、每買進一億美元技術、每拍賣一億元國有資產、每交換一億美元商品、都比高喊一萬遍「中國不要資本主義」的欺騙更雄辯。改變農業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哲學基礎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正是中國共產黨自己。

所謂「滲透、顛覆、演變」完全是當局全面開放資本主義的結果，是農業社會主義打不過資本主義的結果。反「滲透」、反「顛覆」、反「和平演變」完全是壓制民主參政的非法大棒和騙局。列寧在同俄國民粹派長期論戰中反覆批判過農業社會主義平均制的反動綱領，闡明了農民民主主義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反動作用和農民革命的前途與任務就是爲資本主義的充份發展與迅速發展廓清道路。

在中國，「新資本主義」無疑是列寧主義的理論要求與實踐要求。「新資本主義」，應當成爲我們──青年自由黨人、青年社會民主黨人，也應當成爲進步中國共產黨人公開而明確的旗幟與綱領！而不是在「社會主義」旗幟下，販賣資本主義。也許，「社會主義」在經濟學和經濟上行不通，而在歷史正義上可以也應當成爲一面旗幟。如同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一樣，可望而不可即。

半資本主義半社會主義──這就是中國作爲人口大國、發展中大國的最佳選擇。這就不難理解，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自民主牆以來反覆被提上改革日程的客觀歷史需求而非精英們強加於中國土地上的外來物。89事件不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地利用煽動學潮」。十年來，我國社會改造的土壤深植於農業社會主義向社會資本主義轉變的必由之路上。十年來，我國社會改革的渴求源泉在農業社會主義同自由民主主義的劇烈衝突中。

共產黨大搞資本主義，人民高呼自由權利，中國革命正是在官民互勉的大道上相得益彰。

社會主義一定是資本主義物質與文明條件下的演變與發展。同資產階級民主格格不入的一定是非社會主義的專制與集權。

文化大革命使現代中國人親歷了舊的專制君主制、軍政府獨裁、軍國主義、文化專制、國家農奴制、封建性壟斷爲何物，也領教農業集權社會主義最黑暗的一章。文化革命是我們認識農業專制社會主義整體制度最完整最徹底的窗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絕非如此。

在前輩共產黨人的知識和思維發生困難停止追求探索的地方也是我們青年社會黨人思索和善於進取的起點。我們絕不附庸「難得糊塗」的風雅。

共產黨創建的並非是無產者的天堂，朱元璋和漢高祖承襲的仍然是封建地主的舊王朝。

當共產黨人正在滿懷信心地創建社會主義新大廈的時候，毛澤東很快發現了不過是在新廢墟上建起了舊房子。資本主義在國際上被再次提到了首位。這種舊制度「回覆」的常規性與反覆性在我國表現了多種多樣的層面。正如老一輩社會主義者將資本主義稱爲「僱傭奴隸制」爲什麼不可以將人民公社稱爲「國家村社」、「國有農奴制」，是亞細亞原始公社和舊農奴制的雙重遺傳變異。

現代國營企業不過是我國曆代王朝如宋元明清那樣的國家官辦工商業的傳統與復舊。如果沒有馬列主義，沒有現實的中蘇兩國公有制，作爲歷史遺產，亦勢所必然。1949年的革命是十分合理的。

農業社會主義並沒有多少神祕與新鮮之處，這是速成中學。農業社會主義在我國的解體使得資本主義的生產條件和經濟手段得到很大的解放，我國的前途並非是簡單的外來的資本主義。更非對資本主義的超越。農業社會主義是新資本主義內容的發展形式，新資本主義也是農業社會主義內容的利用形式。

農業社會主義的內容借新資本主義的形式存在，新資本主義的內容也借農業社會主義的形式而發展。

我國社會是幾十年農業社會主義和千百年農業社會基礎上的傳統選擇。這個過程將是大農業社會主義──農業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人類經濟史就是公有制同私有制相互衝突相互同歸的歷史。也是二者之間和二者各自間斷髮展與不間斷髮展的歷史。

現代社會主義公有制作爲世界工人勞動者反抗資本剝削的偉大成果與歷史奇觀是永存的。歷代革命者都不無堅定之信仰。信仰並不能取代生活實踐。共產黨人有權力對農業社會主義抱有信念，但卻無權禁止人民的自由思想與批評，更無力阻止民主社會演變的歷史邏輯。農業社會主義有權炫耀他的歷史功績，但卻無權禁止千百萬人和優秀共產黨人對它的強權控訴和壓制社會民主的崇高理想。

馬列主義在一個東方國家淪落爲政黨集權主義的思想武器，無產階級政權的槍口對準人民無產者，農業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原則產生尖銳對立，這個現實啓示我們：戰禍不止的中華民國使三民主義在大陸付之流水，並非因爲軟弱的資產階級反而會產生強大的工人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被舊中國選擇的偶然與必然正是農民民主主義的深厚土壤而非科學社會主義的迫切需求。

如果說馬列主義離西方更遠，還不如說它離東方更進（都說馬列首先在東方實現了），如果說馬克思主義離東方更遠(又說馬克思主義在東方沒有實現條件)還不如說列寧主義離東方更進，這是確實的。

說馬列主義造就了新中國，是因爲中國部份地適合它。中國部份適合馬列，並不是說，中國必需馬列。如果沒有馬列，中國基本如此。資本主義作爲人類發展的一般進程是中國的根本需要。正如不讀西學一概否定西學一樣，不研究馬列而盲目排斥馬列是不對的。馬列主義的自由民主主義還有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是批評農業社會主義的尖銳理論武器。

「學問及天下之公器」，作爲學問的馬列主義並不是中共中央的紅頭文件，任何力量和政黨無權對它實行壟斷。

8、89事件的矛盾焦點和實質

歷史上沒有民主參政奪取政權的先例，只能分權（孟德斯鳩），這不僅是原理，也是事實。

一是立法機關內的民主參政，一是立法機關外的民主參政。民主分權的對面是武力奪權。從法國革命到中國革命的民主革命、民主變革沒有離開市民、工農或軍隊的。在一黨制框架內鼓吹的「民主化進程」不是民主政治，保持學潮的純潔性更不是民主政治。革命和漸變同樣不可迴避，二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企圖取消其中任何一面都是空想。

人民民主改革運動歷來是國家穩定不可或缺的因素。

89年這場鬥爭的焦點和實質是：自由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同農業集權社會主義的對抗，多元政治同一元政治的對抗，民主參政同司法壓迫的對抗，和平請願同武力平息對抗。
(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