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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4日 分享: Facebook Google+ LinkedIn StumbleUpon Pinterest Email 打印机版
 
 
历史被揭开!中共根本没有"一大"(多图)
 
林立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航拍的外景看着挺美,里面都是造假的玩意儿。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是洗脑的谎言篓子!

【人民报消息】2017年10月31日,中共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于31日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说是「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

习近平强调:「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但是,历史不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总会有真相流出。历史证明,凡恶党,从建立组织的那一天起,决不会是光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2009年1月,《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署名内幕消息,题为《没有引起应有重视的中共「一大」》。文章透露,「一大」到底是哪年召开的都有争议,至于是哪个月哪一天召开的更无法确定。最后在中共非法建政后数年才由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着定为1921年7月1日为建党日。说起来都是世界级笑话。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一大」的原因

据文章透露,这个所谓的「一大」其实只是个会议,不是什么中共建党的「一大」,所以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

历史证明,中共根本没有「一大」!

据文章说,1921年7月23日晚(这是2009年的说辞),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中国共产党的会议,13名代表加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人出席了会议。然而,在建党过程中做出了最突出贡献的「南陈北李」却都没有参加。

其时,「南陈」陈独秀在广州政府担任教育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关于陈独秀不能参会的原因,「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文章说,这样看来,此时的陈独秀并不认为「一大」特别重要,起码不比筹款更重要,因此,他不必去上海;不仅如此,连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主要人物───书记谭平山也不必参加,要留在广州协助他筹款。因为同样的原因,尽管上海方面要求每地派两名代表,而陈独秀却只指派陈公博一人去参加了代表大会。

「北李」李大钊也没参加「一大」。罗章龙当时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 「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 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 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 ,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也在《一大琐忆》中回忆:「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 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结果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 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总之, 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 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 陈独秀与李大钊没有出席会议的原因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就是这次13个代表参加的「大会」不是建党,所以「南陈北李」不重视,当时所有的早期共产党人都没有重视。但现在中共要垮台解体了,就不得不竭力修复驴粪蛋的外表。

所谓「一大」的各种文件都没有保存下来

据与会的张国焘的回忆录,这次会议提到曾起草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

几十年后,研究者才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与共产国际归还的档案中发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这两个文件的英文稿与俄文稿,但中文稿迄今未能找到。大会通过的那篇成立宣言也至今没有发现。

那么,为什么「一大」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呢?到底有没有这两个文件,会不会是那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为了交差自己回去制造的,就不得而知了。

文章透露说:由于「一大」的文献都没有保存下来,而人们的记忆力又极其有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党的「一大」的记忆就更加模糊,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中共「一大」的基本情况都不甚了了,比如什么时候开幕与闭幕,有多少位代表参加,通过了什么决议等等。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 而这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鲜有领导人论述「一大」意义的原因

文章透露,中共「一大」不仅在当时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在「一大」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毛泽东等建党初期的重要领导人也都很少提及「一大」,更极少论述「一大」的意义。革命环境相对比较好,完全有条件纪念「一大」,然而,却仍没有举行过一次。这说明,在「一大」召开之时以及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都没有受到重视。

据那篇文章作者透露,这次中国共产党会议长期不受重视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并不认为这是中共的成立大会,而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比如:

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演讲时指出:「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1927年在苏联驻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载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

瞿秋白1928年在苏联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演讲时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

邓仲夏1930年在莫斯科着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董必武1937年在延安回答尼姆韦尔斯访问时也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于1920年5月。」

李达1954年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也表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 在上海发起。」

总而言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普遍认为如果非要说中共正式建了党,那也得从1920年算起,而非1921年7月。

中共的「红太阳」、1921年与会的毛泽东认为,那次根本不是什么「一大」!毛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曾作过如此评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为了扩大影响,定「七一」作为党的生日

1937年,中央红军逃到陕北,中共党中央进入延安,终于迎来相对稳定的环境。1938年春天,为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并凝聚全党,毛泽东经过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商讨,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日活动。由于无法确定具体日子,党中央决定取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

在1938年5月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在一篇讲稿中首次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数尴尬

据中共党网《人民网》资料文章《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提到,1921年7月23日晚8点,这次没人重视的会议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

出席会议的共15人,其中包括两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他们两个是来主持和召开会议的。当时全中国只有57名中共党员。



开会的有13个中国人,但把包惠僧抹掉了。

来开会的有13人: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烬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据说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

那次会议毛泽东去参加了,但他还是个小萝卜头,选谁当领导也选不到毛头上,但现在展览馆里摆设的所谓「一大」是按照现在党内定位的位置排列:「参加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汉俊、李达、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12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

习近平寻找「初心」的所谓「一大」,到底参加者有几人,至今中共官网上也没确定下来。有的说12人,有的说13人。

回忆这次会议「没人重视」的作者,如实把参加会议的包惠僧的名字写上去,还写上他参加的原因。但为了把这次会议说成是「一大」,官媒就把他的名字抹掉了,说参加者「12人」。

一个找不到任何资料的与会共产国际代表

至于那两个共产国际代表,在有的资料中一字不提;在有的资料中只提荷兰人马林,把俄国人尼克尔斯基的名字抹掉。

2010年3月22日,中华网以《尼科尔斯基:一位鲜为人知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为题转载了中新网的署名文章。

文章说:我国政界和学界当在介绍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时候,要么干脆只字不提尼科尔斯基这个人,要么只是寥寥数字提及一下尼科尔斯基人名及其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而以大段的文字将马林非常翔实地介绍一通。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国最早提及尼科尔斯基身份的可能是中共一大参加者之一包惠僧,包惠僧在《新观察》杂志1957年第13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中这样描述了尼科尔斯基:「加上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到会的共十五个人」,「接着李克诺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及其任务。他好像是一个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这里,他对「李克诺斯基」这个人的身份未作直接说明,而在1979年6月的一份回忆材料中他明确提及了尼科尔斯基的身份:「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斯基,共15个人」,这里明确指出了「尼科斯基」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包惠僧在上述文章以及回忆材料中所提及的「李克诺斯基」和「尼科斯基」,实际上都是指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只不过是中文译名有差异而已。




开会的共有15人,这张图片是14人,尼科尔斯基被抹掉。

文章还说:另一位比较早也稍稍详细地提及尼科尔斯基的是中共一大的另一位参加者张国焘,1980年出版了他的《我的回忆》以「供内部参考」,在该书第一册张国焘提及为了筹备中共一大而最先抵达上海的他通过李达的介绍了解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张国焘因为对俄国人的姓名记得不够准确,所以总是将尼科尔斯基误称作「尼科罗夫斯基」。除此之外关于尼科尔斯基的其它情况则一无所知。

文章说:事实上,不仅我国政界和学界对参加了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尼科尔斯基的情况知之不详,而且即便在苏联时期以及苏联解体之后的很长时期里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们对尼科尔斯基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根本原因就是缺少此人的档案材料。

这让中共没法交代自己的「一大」历史啊!

文章说,1987年,应中共中央邀请,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位书记来华访问,这位书记在访问结束回到莫斯科之后,给当时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下达了一个任务:找出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的生平履历资料和照片。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卡尔图诺娃博士的头上。接受任务之后,她在1987年秋天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又搜寻了很长时间,然后将其研究成果以「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为题发表在《远东问题》杂志1989年第2期上。

因为不掌握尼科尔斯基的照片,所以,卡尔图诺娃博士引述了包惠僧和张国焘对尼科尔斯基的形象的文字描述来弥补缺少尼科尔斯基照片的遗憾。她还断言「在档案史料中找到任何更加准确的有关尼科尔斯基的材料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因为据我们所知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档案馆里也没有尼科尔斯基的个人档案卷宗。」她在《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的最后,希望尼科尔斯基健在的亲戚以及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发现有关尼科尔斯基资料的历史学家们能够将有关他的信息和资料提供给她。

从包惠僧的参加不算数儿,到尼科尔斯基的无影无踪,说明这不是什么「一大」。

中共并没有正式成立

据与会的张国焘的回忆录中,这次会议提到曾起草过 《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

据报道,几十年后,研究者才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与共产国际归还的档案中发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这两个文件的英文稿与俄文稿,但中文稿迄今未能找到。

不是成立「中国」共产党吗?怎么中共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没有中文稿,而只有英文稿与俄文稿呢?

更奇怪的是,中共怎么会对自己党的纲领和决议完全不知道在哪里,也不关心上面写的什么,竟然是党成立了几十年之后,被研究者发现的。最重要的是,发现的地方很值得玩味,一个地点是在美国,在哥伦比亚图书馆,当作资料保存;另一个地点更奇怪,是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归还的档案中。

共产国际也叫第三国际,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组织。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莫斯科。1943年5月15日决定解散。解散后归还的中共党的纲领和决议资料没有人去看,收到就一直封存起来了,直到研究者去研究中共党史时才被打开。

打开后才发现,最重要的那篇中共「成立宣言」,无论是英文稿、俄文稿还是中文稿,至今均没有发现。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起草过」,起草并不等于成文,况且连草稿也没有发现。所以,中共并没有正式成立。

2017年10月31日,新华社刊登文章《习近平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强调 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 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斗》;11月3日,新华网刊登「学『习』进行时」专栏文章《从梦想起航的地方再出发──习近平的初心追寻》。

既然,连参加会议的代表都不承认这是「中共一大」,那么习近平如此大动静去「瞻仰会址」,就不能不令人疑惑:难道习近平身边都是饭桶,还是有人知道不敢说?

篡改历史是中共的本性

篡改历史、装扮历史的这种事情,在中共的历史上随处可见。

举个小例子,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委会需要一幅油画《开国大典》,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董希文先生主动承担了创作这幅作品的重任。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创作,从构思到作品完成,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巨幅油画《开国大典》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后来,毛泽东等一同观看了这幅作品,并接见了董希文。毛夸奖这幅画说:「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历史油画《开国大典》根据领导人的被打倒和平反,来回修改。

高岗、饶漱石被毛定性为「高饶反党联盟」后,上级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他明白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多说,就去革命博物馆把自己的那幅油画上的高岗抹去了。因为高岗站在前排最边上,抹去后构图差异不大,整体上的艺术效果损失也不大。

1972年,根据党内斗争的需要,又强令董希文再次修改《开国大典》,这次是要求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抹掉。面对这种情况,董先生疑虑重重:这不是有违历史真实吗?这不是有悖艺术家的良知吗?他感到内心非常痛苦。此时癌症晚期的董希文只得又去革命博物馆,把《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抹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1978年,革命博物馆决定再次修改《开国大典》,恢复被平反的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形象,但董先生已去世多年,董先生家人不同意再改董先生的原作,于是修改便在临摹图上完成。现在,未再修改的原画收藏在博物馆的画库里。这些新闻看起来不但可笑,而且已经成为中共非法建政史上的丑闻了。




2017年10月31日上午,习近平带着十九届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去上海参观所谓的中共「一大」会议室原址。连桌子都鋥光瓦亮,这还是历史文物吗?!

2017年,为了给中共独裁找回合法性,习近平带领全体常委兴师动众的去上海的所谓中共「一大」地址,说是去找回「初心」。连参加那次会议的人都不承认那是「一大」,习近平的「初心」又从何而来呢?

再说,历史文物的价值就在年代上,这张照片上的桌子鋥光瓦亮,一看便知,不是96年前开会时用的。连个桌子都能造假,那「初心」也决不可能是真货。(文/林立)△

(人民报首发)

文章网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17/11/24/664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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