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628甕安事件現場。民眾掀翻警車。 點擊放大

當然，新華網用了一個委婉的“群體性事件”說法。《瞭望》週刊挑選了來自重慶、江蘇和廣東三地新華社的主任或總編作訪談，無非想凸顯“群體性事件”的普遍性和此種說法的權威性。群體抗爭的普遍性是事實，但把貴州甕安、湖南吉首和甘肅隴南等大規模抗暴事件說成是“群體性事件”，顯然抽去了民變事件指向中共政權的實質，同時意在阻斷民眾對改朝換代的聯想。

如果說群體抗暴的對象是中共政權，而且09年愈演愈烈的抗暴可能演變成對中共的致命威脅，為甚麼中共要承認09年為群體事件年？

首先，中共的首肯當然是不情願的，但也無可奈何。中國每天發生在周圍的群體抗爭事實擺在這裡，並透過互聯網廣為流傳，中共想掩蓋也難，不如坦承社會矛盾。

中共前幾年每年都公佈“群體事件”數量：1993年8,700起、1999年超過3.2萬起、2003年6萬起、2004年7.4萬起、2005年8.7萬起，年均增長22.2%，參與人數從73萬人次上升到376萬人次，年均增長17.8%。以後由於數量太大就不再公佈。但由於產生群體抗爭的社會環境未變，反而不斷惡化，因此數量可以大致推算出來。

其次，在掩蓋不住事實的情況下，中共承認“群體性事件”意在變被動為主動，將引起群體抗爭的原因淡化為執政手法問題，如地方政府應對失誤、媒體封鎖和司法操作不當等，目的在於營造自我改良的假象，繼續賴在台上。

新華網文章宣稱，中央坦承現在是“矛盾凸顯期”，但地方政府普遍表現出“不適應症”、“判斷失誤”、“處置失當”，包括運用不恰當的司法手段。也就是說，中共上層能認識問題，但問題全出在下面地方政府。同時，文章認為，應該“信息公開”和“引導輿論”。也就是說，中共想用先發制人、歪曲事實的方法代替新聞封鎖來誤導民眾。

中共在崩潰時期的核心挑戰是如何保住執政地位和執政合法性。承認現實、歸咎地方政府和開放媒體等姿態都是策略性的讓步和變通手法，有助於中共保住權力。

再次，中共在承認“群體性事件”時，故意把其原因推給失業潮和國際金融危機。其實，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是中共製度性的壓迫、盤剝和腐敗，失業只是起加速作用，而失業率居高不下則是多年的老問題。

自 2005年底以來，國家統計局每個季度都進行內部失業調查(數據只供中共高層參考)。近3年的失業率都超過20%，08年第四季度失業率只比以往高出 4%，即24%。如果失業率與出口萎縮有關的話，由於訂貨需要有提前量，這種萎縮應該是由先期的有毒產品出口導致聲譽下降、外資優惠稅率廢止、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匯率上升等因素引起，而近期國際金融危機只是雪上加霜用而已。

再其次，中共承認“群體性事件”反映了中共高層內心的恐慌。中共已無把握確定能度過難關，要用危機感來嚇唬和黏合所有中共利益攸關者。

幾年來，中共不斷發出內部警告，腐敗墮落和緊繃的黨群關係將導致亡黨。前幾年，中共一直用蘇聯和東歐的例子來鼓動“居安思危”。但蘇聯和東歐的發展擊破了中共的謊言。中共最新的說法是，共產黨的地位不是一勞永逸，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共官員則用“裸體做官”和不斷出逃來回敬。

最後，中共用 “群體性事件”的嚴重性作為藉口來調動武裝力量，把民眾抗爭消滅在萌芽狀態。江澤民嫡系周永康的口號是，把“穩定”作為“第一責任”。中共政法委已下指示，“捍衛百年奧運”的保穩防亂工程要繼續到“六四”20週年。同時啟動“金盾工程”，在全國大、中城市交通要點與政府設施附近安裝微型“間諜機”，嚴密監視民眾。

新年伊始，廣州、鄭州和北京爆出多起抗爭事件。民眾在08年已喊出了一個指標性的口號：打倒共產黨。這說明民眾已達成一個共識：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首先必須解決共產黨。這預示了09群體事件年的動向。

（文章有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