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居委会的发家史，就会发现这个古怪的机构紧紧依附于中共邪党，邪党的哪一次祸国殃民的运动都少不了居委会的黑影。它戴着“合法”、“伪善”的面具出现，实质上干的是暗中窥探群众的家庭和个人生活甚至思想，并暗中死心塌地的将邪恶的各种违反人性、人权的政策贯彻实施到家庭这个社会最小单位的勾当，充当邪党的伸入群众的黑爪牙。

中共邪党建政后，为了进一步控制群众的思想，在五十年代开始组织成立居委会，那时叫街道居民委员会，其人选是邪党信的过的能说会道、专横跋扈的一、二个老太婆，安排一、二间闲房作为办公室。她们以调解家务纠纷为名，走东家串西家，对各户情况、思想动态都了如指掌，并拟定重点被监视的居民，把窥探到的各家的情况定时向上一级邪党政府部门汇报。他们还安排一些居民监视另一些居民，造成居民之间的互相猜疑，他们又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隐私。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的政治运动中，公社级别的邪党书记直接安排居委会的工作，下达邪党指示，对那些重点家庭更是严密监视，经常上门骚扰。原先以为居委会是真为群众办事的居民逐渐认清了居委会的真实面目，都说居委会的老太婆是挑拨是非，不安好心的贱嘴女人，是中共豢养的狗。

六十年代，在邪党的大力支持下，居委会更加神气起来，公开挂上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招牌，同时加强了邪党领导，安排一位退休工人或复员军人任居委会主任，成员也扩大到了三、四人，按照思想、妇女、调解等各项事务，分工负责，集中领导、串通一气，严密监视着每一户家庭和公民。

在邪党造成大饥荒、四清、文革的六十年代，邪党为了抓紧对群众的控制，声称居委会是基层领导机构，有一定的行政权力，为利用居委会进一步侵犯人权造舆论。那时就给居委会装上电话，下发红头文件，按时送发邪党的报纸。居委会一旦发现辖区内有什么他们认为的不安全因素，直接电话联系，不多时派出所的警察就上门了。

七十年代，中共邪党从混乱的文革中总结了一套整人的方法，又把这些恶毒的方法应用于居委会的管理上。对所辖区域的居民登记造册，与派出所造册同步。它们认为哪些人属于异己分子、危险分子、思想不进步，就和派出所串通好把其送进派出所进行法制性教育，甚至直接送往劳教所强制进行“劳动改造”。这就是恶党鼓吹的居民的贴心组织——居民委员会，其实叫邪恶委员会才贴切。

八十年代末对学生运动的镇压，给千千万万失去亲人的家庭造成了无法愈合的创伤。中共对居委会的管理和权力的运用又有所发挥。那些在镇压中失去孩子的家长，居委会对他们秘密监控，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着。对那些家庭的情况和思想状况居委会都了如指掌。一有风吹草动，居委会直接向邪党汇报，无异于给这些家庭雪上加霜。居委会得到恶党的旨意还有权查问那些与六四有牵连的高校教师，充当扰民、害民的邪恶角色。

九十年代，居委会已经发展成同公安局、巡逻安全防卫办公室、城管执法联动的帮凶机构，邪党给居委会配置了先进的通讯设施，配备警车等各类汽车三至五部，甚至通过招收公务员、用公务员编制的好处拉拢博士生、硕士生、大学生也加入它们的队伍。外观上更加体面和排场，危害人民的手段也更加隐蔽和高超。例如，与城管勾结对所辖区域内的商铺甚至小商摊收取保护费，遇有抗议还有黑社会的后台，令群众敢怒不敢言。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中国的城镇老百姓从居委会的恶劣行径上最直接的领教了邪党的残暴，从而对邪党的本质有了最刻骨的体会。

尤其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党对倡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利用一切卑鄙手段造谣、诬蔑、栽赃、陷害、残酷打压、灭绝性的迫害，居委会作为最基层的邪恶机构充当了马前卒。居委会对辖区内的大法弟子家庭登记造册，长期对大法弟子跟踪、盯梢、电话监听、参与抄家，甚至协助对大法弟子的非法抓捕、送劳教、判刑等罪行，对街坊邻居散布法轮大法的谣言，迷惑、引诱居民配合它们的迫害从而为自己侵犯人权的罪行开脱。

经过几十年上当受骗的惨痛教训，现在人们逐渐在从新审视邪党一贯给老百姓的灌输的愚民理论，对居委会这一邪党的黑爪牙的认识也在开始觉醒。尤其法轮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讲清了这个假恶斗的邪党的本质，令无数一向被愚骗的中国人醍醐灌顶，结合着自己或前辈们几十年的痛苦经历，越来越认同这样一个事实：邪党在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中犯下了罪行，甚至引人向善的法轮功“真、善、忍”它也反，这极端狂妄、自私、狭隘、变态的邪灵必定令天地人共诛之，它的所有帮凶和黑爪牙都将受到严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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