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曾經喧鬧一時的所謂「臺諜」案主角之一高瞻,七月二十四日被中共重判十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旋即又被以「保外就醫」名目於七月二十六日釋放回美國。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先生採訪了現居華盛頓的高瞻女士。高瞻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控訴了中國當局對她的殘酷迫害。以下「問」代表胡平;「高」代表高瞻。

  問:首先祝賀你平安回來。

  高:謝謝

  問:我想,被中共羈押的這五個多月的經歷,在你過去歲月裏一定是絕無僅有了。

  高:這完全是沒有想到的。

  問:你能否講一講這次被抓的經歷?

  高:這次我與我丈夫和孩子是回家過年,純粹的過年,並沒有帶什麼學術項目。還有一個附帶的因素,是想回去看看有沒有可能在國內找到一份教職工作。但主要的原因還是回去過年。所以,有些媒體說我回去進行學術研究,那是不太準確的。

  一、機場被捕,形同綁架

  問:你是在北京飛機場被抓的吧?

  高:對。今年二月十一日,我們當時在北京機場正準備出境,過海關時被進行了徹底的檢查。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大禍即將臨頭,對搜查本身我是極度的反感。我向他們提出了抗議,但他們不理睬,連小孩的箱子都翻了個底朝天。我就問他們「你們到底要找什麼?我可以告訴你們我有沒有」,他們也不理我,然後搜查完了。我們正準備去西北航空公司的登機臺,在離櫃檯十幾步的地方,又給攔截下來了。他們很清楚地叫出我的姓「高小姐,我們有事要跟你談一下」,我問「你們是誰」?他們回答說「你們到時候就知道了」。周圍站了有二、三十個人,有的朝我們處看,有的朝別處看,但顯然不是乘客。所以,我就問「我今天還走不走了」?便衣回答說「今天不走了」!

  我們別無選擇,因爲我們的行李車也被他們推走了。我們跟隨他們從二樓到了樓下的一個房間裏,他們先要薛東華出去,薛東華從門邊退回來說「我們一家三口一定要在一起」。一個滿臉橫肉的人說「薛先生,我們先禮後兵」!我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他們怎麼連我丈夫姓什麼都清楚?看來對我們做過一番研究了。薛東華沉默了一番,沒有辦法,只能跟着他們先走了。

  問:那孩子呢?

  高:孩子當時在我手上,我的右手牽着我的孩子。他目睹了這一切,他一直冷靜地看着發展的事,我當時由於混亂,並沒有時間注意他的表情,但是他並沒哭,他是被強行與我分開後,單獨被帶到另外車裏時才哭的。這是我釋放回來以後,孩子告訴我的。薛東華被遣走了以後,他們把我與孩子帶到了一個車子跟前,他們對我說要把孩子帶走,我說「不行,孩子與我不能分開」。他們用同樣威脅薛東華的話說「我們先禮後兵」,我沒有理睬他們,對峙了四、五分鐘後,他們把小孩從我的手上搶走。然後,他們把我推上了車子,裏面已經坐着兩個女警察,強行推上車後,她們就給我戴上一付墨黑的眼鏡,外面什麼也看不見了。開了大約四十分鐘至一小時的樣子,到了一個地方。我發現這是一個別墅區,應該是北京郊區,但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究竟是何地。那裏周圍有十幾幢三層樓的西式別墅,中間還夾着一、兩幢辦公大樓,我估計是他們安全廳辦案的什麼特別的地方。他們看守我的人至今也沒透露這到底是個什麼地方。

  二、折磨家人 毫無人性

  問:你父母親他們是什麼時候才了解到這個事情的?

  高:我們剛被關的時候,我最擔心的就是我的父母。我多次請求他們一定要讓我打個電話回去,給我西安的婆家與南京的孃家報個平安,因爲這是我們每次旅行完的慣例。我請求他們,即便我撒一個謊,就說我們已經回到了美國,報個平安,讓他們安心。可是他們絕對不允許我們打電話。

  我回來以後,得知家裏人是我們「失蹤」第四天開始大規模地尋找我們。起初他們打了無數的電話,我哥哥發緊急的伊妹兒,但都杳無音訊,他們就開始非常緊張與害怕,其實當時薛東華的電腦也被他們搜去。在第五天的時候,即二月十六日的時候,有個奇怪的電話打到我哥哥的工作單位,那個人自稱是「從黑龍江」打來的,看來他是從截取的電腦裏發現我哥哥的線索。他問「你們這裏有沒有一個姓高的?你們這裏是什麼單位」?當時我哥哥他們已經鋪天蓋地在找我們,他們單位裏的人也知道我們下落不明的消息,因此非常警惕地問對方「你是那裏」?但那人除了說是黑龍江以外,就什麼也不肯細講了。可據說聽口音是北京的,辦公室的人說「他不在」,然後趕緊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正在洛陽出差的我哥哥。我哥哥立刻匯合薛東華的家人,當時薛東華家人也正在設法找我們,陝西省成立了一個要案專案組,他們報案了,中國現在的犯罪率非常高。

  我出來後得知,我的所有中外朋友一致猜測,我們是被中國的黑勢力綁架了,甚至已經遇害了等等。我的公公、婆婆每天都在失聲痛哭之中,我的父親心臟病發作,已經幾次送醫院急診搶救,所有的親朋好友都陷入極度的痛苦中。事發時美國這邊的星期一,這是我丈夫復職上班的日子,在星期六即我們出發前一天,他還發伊妹兒給他的經理,說他會準時上班,絕沒有問題的。薛東華同一個公司的同事也是朋友,在美國時間星期天即二月十一日去機場接我們,但是意外地卻沒有接到,事後又得不到我們任何的信息,他就不停地往中國我們的家裏打電話,連續四天往中國打電話,但卻沒有我們的任何消息,匯合了我們當地的朋友,大家一致認爲我們遭到了不測。薛東華的公司也得知了這個情況,也積極進行找人。薛東華的公司是全球性的大公司,就發起了全世界範圍之內的搜尋工作,北京的分公司也得到消息,竭盡全力地尋找我們。

  問:那麼是如何得知你們被國安局扣押的消息呢?

  高:薛東華的姐姐與我的哥哥,他們到了北京去找我們。他們自然去北京市公安局查訊,對方起初說「不知道」,然後也答應幫助找。讓我哥他們在當時我們曾住宿過的「長福宮」附近派出所報案。家裏通過一個北京的朋友,首先得知我們被扣押在安全局裏的,他用什麼渠道打聽到的消息他自然不便告訴我們。北京市公安局這時才告訴我哥哥他們,你們不要找了,你們回去吧,人在國安局裏。

  問:那很長時間都沒有履行正式手續通知家人嘍?

  高:絕對沒有,我們的美國律師告訴我們,即便是依照中國法律,這也是違法的。

  問:是的,上次宋永毅也談到了這個情況。這就特別令人匪夷所思。堂堂正正算是個政府,既便是抓錯了人,通知家人也是很正常的,這並不妨礙事情的進行。不予通知,讓家人操心成這樣。

  高:對,這其實就是「綁架」。現在回憶起來,這是最難受的一段時間,非常痛苦。但具諷刺意味的是,被國家安全局所抓這個痛苦的事實,當家人聽說「人在國安局」這個消息後,反而一塊石頭落了地,「人沒死呀,還活着」。

  問:也許他們就故意要造成這樣的效果。與先前那種已遇害的可怕懸念相比,被抓本身倒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可他們這種惡劣似乎已經完全超出了必要。

  高:當時用這種方法,也確實是爲了折磨我們的心理。他們審訊薛東華、也審訊我。我跟他們多次講,讓我給家人報個平安、撒個謊,我的家人聽不到我們的消息會受不了,我的父親心臟病非常厲害。我想他們就是折磨我們,逼迫我們趕緊講出「真情」,用家人的着急來折磨我們。他們完全是喪失了起碼的人性。

  問:對,他們實在是太惡劣了。

  高:他們不但違法,還沒有人性。

  問:關押那麼久,你大約到了什麼時候才比較清楚,你最終會被放回美國的?

  高:說句老實話,我到被判的那天,都不太肯定。那麼久的關押期間,我只見過兩次律師,一次是七月十號,被關押五個月後第一次見律師,而律師懾於中國政府的壓力,只一般地講了一下薛東華在外面爲我呼籲所進行的事情。而且中國當局給我的印象是「無論外面怎麼鬧騰,我們裏面不會受干擾的」。直到開庭的前一天,我第二次見律師時,他跟我說「我們現在有計劃給你做保外就醫,但是我們一點把握都沒有」。所以我聽到被判十年後,情緒非常激動,我覺得這非常的殘忍,太殘忍了。他們指控我的「罪狀」是莫須有的,既便退一萬步說「成立」的話,也不至於判那麼久。當時我還非常氣憤。在聽到律師「批准保外就醫」的消息前的一百六十多天羈押期間,我一點都無法確定我會離開中國的監獄,我沒有信心我會在有一天裏釋放而重獲自由。

  三、有兩件事對我壓力最大

  問:過去的一百六十多天內,你覺得精神上最大的壓力或者感情上最痛苦的事是什麼?

  高:我覺得有兩件事對我壓力特別大。

  他們在多次審訊當中,問我與國外間諜組織的接觸,他們多次要我承認我是「軍情局」即「臺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問我什麼時候參加這個組織的?什麼時候填的表?化名是什麼?他們反覆問我這些事,我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心理壓力,我就怕他們強加在我頭上的這些罪名,迫我「供認不諱」。後來我被逼得沒有辦法,我就跟他們講,你們哪怕給我拉去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我也絕對不會承認這個,因爲我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所謂的國外間諜組織,也沒有受過任何所謂的特務訓練,也沒有填過什麼表格,對他們這些荒唐指控,我既恐懼,又憤怒,而且心理上的負擔非常重。害怕他們就用這些各種各樣的罪名強加在我的頭上,而外界根本不知道。這是在我心理上造成的最痛苦、壓力最大的事。要知道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指控」。他們化了很長的時間,在每一個審訊過程中,他們都仔細地問、拚命地問這些同樣的問題。有幾次他們還斥責我「你態度很不老實,你頭都碰了南牆了,還不回頭?你不爲你後半生着想」!他們就用這樣的語言來威脅我,我不可能承認我沒有做過的事情。而且很多時候,喝斥我回到關押的房間裏,讓我好好反省。有些時候,他們裝着很氣憤的樣子退出審訊室,卻把我一個人關在審訊室裏好幾個小時,也讓我「好好反省」。過兩個小時又回來,問我「想好了沒有」?就這樣,完全是逼供。我沒有做過的事,我絕對不會承認。

  另外一個很難受的事情,就是我被強行跟我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