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曾經喧鬧一時的所謂「臺諜」案主角之一高瞻，七月二十四日被中共重判十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旋即又被以「保外就醫」名目於七月二十六日釋放回美國。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先生採訪了現居華盛頓的高瞻女士。高瞻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控訴了中國當局對她的殘酷迫害。以下「問」代表胡平；「高」代表高瞻。
問：首先祝賀你平安回來。
高：謝謝
問：我想，被中共羈押的這五個多月的經歷，在你過去歲月裡一定是絕無僅有了。
高：這完全是沒有想到的。
問：你能否講一講這次被抓的經歷？
高：這次我與我丈夫和孩子是回家過年，純粹的過年，並沒有帶什麼學術項目。還有一個附帶的因素，是想回去看看有沒有可能在國內找到一份教職工作。但主要的原因還是回去過年。所以，有些媒體說我回去進行學術研究，那是不太準確的。
一、機場被捕，形同綁架
問：你是在北京飛機場被抓的吧？
高：對。今年二月十一日，我們當時在北京機場正準備出境，過海關時被進行了徹底的檢查。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大禍即將臨頭，對搜查本身我是極度的反感。我向他們提出了抗議，但他們不理睬，連小孩的箱子都翻了個底朝天。我就問他們「你們到底要找什麼？我可以告訴你們我有沒有」，他們也不理我，然後搜查完了。我們正準備去西北航空公司的登機臺，在離櫃檯十幾步的地方，又給攔截下來了。他們很清楚地叫出我的姓「高小姐，我們有事要跟你談一下」，我問「你們是誰」？他們回答說「你們到時候就知道了」。周圍站了有二、三十個人，有的朝我們處看，有的朝別處看，但顯然不是乘客。所以，我就問「我今天還走不走了」？便衣回答說「今天不走了」！
我們別無選擇，因為我們的行李車也被他們推走了。我們跟隨他們從二樓到了樓下的一個房間裡，他們先要薛東華出去，薛東華從門邊退回來說「我們一家三口一定要在一起」。一個滿臉橫肉的人說「薛先生，我們先禮後兵」！我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他們怎麼連我丈夫姓什麼都清楚？看來對我們做過一番研究了。薛東華沉默了一番，沒有辦法，只能跟著他們先走了。
問：那孩子呢？
高：孩子當時在我手上，我的右手牽著我的孩子。他目睹了這一切，他一直冷靜地看著發展的事，我當時由於混亂，並沒有時間注意他的表情，但是他並沒哭，他是被強行與我分開後，單獨被帶到另外車裡時才哭的。這是我釋放回來以後，孩子告訴我的。薛東華被遣走了以後，他們把我與孩子帶到了一個車子跟前，他們對我說要把孩子帶走，我說「不行，孩子與我不能分開」。他們用同樣威脅薛東華的話說「我們先禮後兵」，我沒有理睬他們，對峙了四、五分鐘後，他們把小孩從我的手上搶走。然後，他們把我推上了車子，裡面已經坐著兩個女警察，強行推上車後，她們就給我戴上一付墨黑的眼鏡，外面什麼也看不見了。開了大約四十分鐘至一小時的樣子，到了一個地方。我發現這是一個別墅區，應該是北京郊區，但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究竟是何地。那裏周圍有十幾幢三層樓的西式別墅，中間還夾著一、兩幢辦公大樓，我估計是他們安全廳辦案的什麼特別的地方。他們看守我的人至今也沒透露這到底是個什麼地方。
二、折磨家人 毫無人性
問：你父母親他們是什麼時候才了解到這個事情的？
高：我們剛被關的時候，我最擔心的就是我的父母。我多次請求他們一定要讓我打個電話回去，給我西安的婆家與南京的娘家報個平安，因為這是我們每次旅行完的慣例。我請求他們，即便我撒一個謊，就說我們已經回到了美國，報個平安，讓他們安心。可是他們絕對不允許我們打電話。
我回來以後，得知家裡人是我們「失蹤」第四天開始大規模地尋找我們。起初他們打了無數的電話，我哥哥發緊急的伊妹兒，但都杳無音訊，他們就開始非常緊張與害怕，其實當時薛東華的電腦也被他們搜去。在第五天的時候，即二月十六日的時候，有個奇怪的電話打到我哥哥的工作單位，那個人自稱是「從黑龍江」打來的，看來他是從截取的電腦裡發現我哥哥的線索。他問「你們這裏有沒有一個姓高的？你們這裏是什麼單位」？當時我哥哥他們已經鋪天蓋地在找我們，他們單位裡的人也知道我們下落不明的消息，因此非常警惕地問對方「你是那裏」？但那人除了說是黑龍江以外，就什麼也不肯細講了。可據說聽口音是北京的，辦公室的人說「他不在」，然後趕緊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正在洛陽出差的我哥哥。我哥哥立刻匯合薛東華的家人，當時薛東華家人也正在設法找我們，陜西省成立了一個要案專案組，他們報案了，中國現在的犯罪率非常高。
我出來後得知，我的所有中外朋友一致猜測，我們是被中國的黑勢力綁架了，甚至已經遇害了等等。我的公公、婆婆每天都在失聲痛哭之中，我的父親心臟病發作，已經幾次送醫院急診搶救，所有的親朋好友都陷入極度的痛苦中。事發時美國這邊的星期一，這是我丈夫復職上班的日子，在星期六即我們出發前一天，他還發伊妹兒給他的經理，說他會準時上班，絕沒有問題的。薛東華同一個公司的同事也是朋友，在美國時間星期天即二月十一日去機場接我們，但是意外地卻沒有接到，事後又得不到我們任何的信息，他就不停地往中國我們的家裡打電話，連續四天往中國打電話，但卻沒有我們的任何消息，匯合了我們當地的朋友，大家一致認為我們遭到了不測。薛東華的公司也得知了這個情況，也積極進行找人。薛東華的公司是全球性的大公司，就發起了全世界範圍之內的搜尋工作，北京的分公司也得到消息，竭盡全力地尋找我們。
問：那麼是如何得知你們被國安局扣押的消息呢？
高：薛東華的姐姐與我的哥哥，他們到了北京去找我們。他們自然去北京市公安局查訊，對方起初說「不知道」，然後也答應幫助找。讓我哥他們在當時我們曾住宿過的「長福宮」附近派出所報案。家裡通過一個北京的朋友，首先得知我們被扣押在安全局裡的，他用什麼渠道打聽到的消息他自然不便告訴我們。北京市公安局這時才告訴我哥哥他們，你們不要找了，你們回去吧，人在國安局裡。
問：那很長時間都沒有履行正式手續通知家人嘍？
高：絕對沒有，我們的美國律師告訴我們，即便是依照中國法律，這也是違法的。
問：是的，上次宋永毅也談到了這個情況。這就特別令人匪夷所思。堂堂正正算是個政府，既便是抓錯了人，通知家人也是很正常的，這並不妨礙事情的進行。不予通知，讓家人操心成這樣。
高：對，這其實就是「綁架」。現在回憶起來，這是最難受的一段時間，非常痛苦。但具諷刺意味的是，被國家安全局所抓這個痛苦的事實，當家人聽說「人在國安局」這個消息後，反而一塊石頭落了地，「人沒死呀，還活著」。
問：也許他們就故意要造成這樣的效果。與先前那種已遇害的可怕懸念相比，被抓本身倒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可他們這種惡劣似乎已經完全超出了必要。
高：當時用這種方法，也確實是為了折磨我們的心理。他們審訊薛東華、也審訊我。我跟他們多次講，讓我給家人報個平安、撒個謊，我的家人聽不到我們的消息會受不了，我的父親心臟病非常厲害。我想他們就是折磨我們，逼迫我們趕緊講出「真情」，用家人的著急來折磨我們。他們完全是喪失了起碼的人性。
問：對，他們實在是太惡劣了。
高：他們不但違法，還沒有人性。
問：關押那麼久，你大約到了什麼時候才比較清楚，你最終會被放回美國的？
高：說句老實話，我到被判的那天，都不太肯定。那麼久的關押期間，我只見過兩次律師，一次是七月十號，被關押五個月後第一次見律師，而律師懾於中國政府的壓力，只一般地講了一下薛東華在外面為我呼籲所進行的事情。而且中國當局給我的印象是「無論外面怎麼鬧騰，我們裡面不會受干擾的」。直到開庭的前一天，我第二次見律師時，他跟我說「我們現在有計劃給你做保外就醫，但是我們一點把握都沒有」。所以我聽到被判十年後，情緒非常激動，我覺得這非常的殘忍，太殘忍了。他們指控我的「罪狀」是莫須有的，既便退一萬步說「成立」的話，也不至於判那麼久。當時我還非常氣憤。在聽到律師「批准保外就醫」的消息前的一百六十多天羈押期間，我一點都無法確定我會離開中國的監獄，我沒有信心我會在有一天裡釋放而重獲自由。
三、有兩件事對我壓力最大
問：過去的一百六十多天內，你覺得精神上最大的壓力或者感情上最痛苦的事是什麼？
高：我覺得有兩件事對我壓力特別大。
他們在多次審訊當中，問我與國外間諜組織的接觸，他們多次要我承認我是「軍情局」即「臺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問我什麼時候參加這個組織的？什麼時候填的表？化名是什麼？他們反覆問我這些事，我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心理壓力，我就怕他們強加在我頭上的這些罪名，迫我「供認不諱」。後來我被逼得沒有辦法，我就跟他們講，你們哪怕給我拉去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我也絕對不會承認這個，因為我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所謂的國外間諜組織，也沒有受過任何所謂的特務訓練，也沒有填過什麼表格，對他們這些荒唐指控，我既恐懼，又憤怒，而且心理上的負擔非常重。害怕他們就用這些各種各樣的罪名強加在我的頭上，而外界根本不知道。這是在我心理上造成的最痛苦、壓力最大的事。要知道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指控」。他們化了很長的時間，在每一個審訊過程中，他們都仔細地問、拚命地問這些同樣的問題。有幾次他們還斥責我「你態度很不老實，你頭都碰了南墻了，還不回頭？你不為你後半生著想」！他們就用這樣的語言來威脅我，我不可能承認我沒有做過的事情。而且很多時候，喝斥我回到關押的房間裡，讓我好好反省。有些時候，他們裝著很氣憤的樣子退出審訊室，卻把我一個人關在審訊室裡好幾個小時，也讓我「好好反省」。過兩個小時又回來，問我「想好了沒有」？就這樣，完全是逼供。我沒有做過的事，我絕對不會承認。
另外一個很難受的事情，就是我被強行跟我的丈夫 牒⒆臃摯Ｎ矣胛藝煞虻母星櫸淺：茫胛業暮⒆擁母星橐卜淺：謾Ｋ裕晃芟葜縛氐耐純嚶氬蝗眉角茲說耐純啵飭稭咄純嗍瞧叫械摹Ｋ鞘怯又錚位嘉藪牽克強隙ㄓ猛乒┑姆椒ɡ炊願段業惱煞頡Ｏ氳稭廡揖突岣油純唷Ｒ蛭業惱煞蚋靜還匭惱危膊還匭氖筆攏泊硬徊渭誘廡┗疃且桓黽撲慊こ淌ΑＮ揖禿ε濾腔嵬參業惱煞頡⑸撕ξ業男『ⅲ頤刻焱砩隙甲齠衩巍Ｎ蟻衷諢咕Ｗ穌庋畝衩巍Ｎ以凇懊攔簟鋇牟煞媒諛坷鏌哺嫠咚牽蟻衷誥Ｗ瞿侵忠胍辜飩芯諾拿巍Ｎ也患塹夢矣胛藝煞蚪嶧槭哪暌嶽矗甘弊齬庋植賴拿巍?p> 四、所謂「指控」，所謂「機密」
問：以你的角度看，他們是根據什麼樣的理由來指控你的呢？
高：起初我一點都不知情。他們跟我講「我們已經了解了你的很多情況，你要如實交待」。我說「我在海外生活了十幾年，我做了很多事情，你們要聽哪方面呢」？他們說「你不要跟我們耍滑頭」，他們是想叫我自己講。我說「我做了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從何講起」，他們就說「那就講講你怎麼去的臺灣」。我從被關押的第三天起，心中就有數，他們找我可能與臺灣有關。
他們讓我詳細說清楚兩次去臺灣的成行之因以及到臺後每一天的活動。還問我「你都拿了什麼東西給臺灣的敵特機構」？我說，我除了做我自己的研究，從來沒有跟什麼敵特機構有聯繫，我在臺灣期間，從來沒有單獨行動過，也沒有脫離團隊單獨見過什麼人，我在臺灣沒有認識的人。他們又問我在留美政治學會起的什麼作用？然後，他們就問到我與其它人的關係，如李少民等。我自己定位，他們抓我，是想通過我了解一些事情，而且他們後來問得就越來越廣，比如在美國的民運的情況，也包括問到你胡平先生。因為我的筆記本上有一些人的聯繫電話。問到「美國之音」、問到「自由亞洲電臺」、問到「三民主義大同盟」，他們還問我「你跟臺灣的交往當中起到什麼作用」？我說「我覺得起到一個使者的作用」，他們就冷笑「哼，你還『使者』呢，對，你確實是使者，你是傳遞信息的使者」。其實，我並不怕他們，我知道，他們拚命想問我這些人與組織的關係。我心裡很坦蕩，我從來沒有參加什麼間諜組織、什麼敵特機構、拿過什麼經費、受過什麼訓練。審訊到第五、六個星期的時候，我已經非常清楚他們想要了解什麼，他們把我當做一個突破口。
至於為什麼抓到我？我聽說他們有一個三百人的黑名單，誰提供給他們的，不清楚。但是，我敢肯定，哪些人受過邀請，去過臺灣，他們一定有這樣的名單。像我不止去過一次臺灣，而且在「政治學會」裡又有長時間的任職，在美國居住那麼久，而且又居住在華盛頓這個敏感的城市，這是「美國之音」與「自由亞洲電臺」的大本營呀！他們一定認為我知道很多事情。所以我認為這是我被抓的直接原因。他們抓我是將我當成能夠提供給他們什麼「情報」的人，我並不害怕他們。
他們拿出一些材料讓我指證，「這些東西是不是你拿的」？我就非常坦然地告訴他們，「這是我拿的，那是我拿的」，我非常坦然。第一、我拿的時候，上面沒有什麼「機密」、「保密」的字樣，也沒有「內部材料」的標記。我說，這些材料即便是到了現在，我還不認為是「國家機密」，你們認為是國家機密，那是你們的事。他們說「別說這些文章，連八十年代白菜的價錢都是國家機密」，我說「噢，要是你們這樣說，那我確實拿了國家機密了」，因為「國家機密」竟然可以是白菜的價錢。他們對外說我已經是「供認不諱」了。我到法庭上都承認說「對，所指控被拿的有些文章，我確實拿了，我是用來作研究用的，但是它們不是國家機密，是用來寫我的文章的資料，我的文章是用中文寫的，你們都看得懂」。
問：這其實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
高：後來更加可笑的是，檢察官告訴我「你如果把《人民日報》拿出去，交給我們認為的敵特機構、間諜機構，我們也可以以間諜罪控告你」。那這個間諜罪等於是一個大網，只要撒下去，每一個與境外聯繫的人都有可能被網進來，或者連跟境外打電話的人都可以網進來。我的逮捕證不是要家裡人簽字嗎，我請求他們不要發到我南京的家裡，因為我的父親身體不好，我並不知道社會上已經鬧得沸沸揚揚，家裡人早就已經知道。我讓他們發給我美國的丈夫處，但他們根本不理我，他們通過江蘇省安全廳兩位幹警到了我們家，讓我們家人簽字，我哥哥簽字後將逮捕證傳真給了美國的薛東華。結果那兩個人又來我們家了，因為薛東華將我的逮捕證公布給媒體了。他們說「你們不能把我們的逮捕證傳真到國外，因為逮捕證也是國家機密」，你看他們已經到了多麼可笑到地步？連逮捕我的證都成了「國家機密」。
問：而且是傳給薛東華呀？！
高：薛東華是我丈夫呀。
問：太荒唐了。
高：現在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中國人，他們相信我「一定有什麼事，才被抓的」。我也懶得去澄清。但是我覺得在必要的時候，我應該寫一篇文章，告訴他們什麼是「國家機密」，讓他們自己也小心一點。
問：對！
高：告誡那些往外帶書的人要分外小心，因為任何一個有文字印刷的東西，很有可能被界定為「國家機密」。這個自己不親自去體察，是不知道的。
五、拘押期間的生活
問：你被拘押的時候，生活情況怎麼樣？
高：前幾個星期，即所謂的「監視居住」時期，應該說還可以，飯食據說吃得跟他們一樣，每天有兩個飯盒拿到我的房間裡，在七個星期裡，我是不被允許下樓的。我經常要求下樓一會，但他們不允許我。被轉到北京市看守所裡，情況就很不一樣了。睡覺是在一個很大的木板上，房間大約二十多個平方米，地是麻石裝飾的，墻是一種混合板好像是塑料的，反正不是水泥。據我的同監室的人說，這是怕自殺撞墻所特別設計的。廁所設備都是最簡單、最簡單的那種。飯食是很差的，每天都是一個菜，燉洋蔥、燉黃瓜、燉大蒜頭，然後「五一」節的時候給我們開了齋，吃了一頓肉，平時每個星期大約一次在飯菜裡有點肉，但能吃飽。我被多次提醒他們已經「很照顧」我了，並且已經「很特殊」了，這是看守所領導告訴我的。其中最大的一個照顧就是開了「中國看守所先河的照顧」——允許我在監室裡戴眼鏡。這是我斗爭了一個星期的結果。我一進去就哇哇叫，每天跟他們吵、哭鬧，說我一定要戴眼鏡，因為監室裡很昏暗，我需要看一點書來分散我的注意力，而且我是高度近視眼，不戴眼鏡就根本不行。到了第七天，他們一位領導說「經過研究，我們決定同意給你戴眼鏡，但白天戴，晚上睡覺收回去」，這被認為是「開了中國看守所的先例了」。還有，進去後我要求晚上要用熱水洗臉、擦身子，他們也同意了，據說也是「開了先河」。所以說他們對我還算是客氣。領導是如此，但下面的小看守，有的對我的態度卻非常兇。
六、曲煒是非常無辜的
問：真不容易。曲煒因你與李少民案所牽連，被重判十三年，你對此事如何看法呢？
高：我了解到曲煒是在我被抓之後被抓的。他是我長期的一個朋友，也是一個學人。他當兵十七年，在空軍指揮學院的馬列教研室教書，當然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他自己發展了一個領域，研究「人格學」，還發了一百多篇文章和一本書。他是一個學者，並不是典型的共產黨的幹部，在九三年的時候他被平調到臺聯。這完全是一個偶然，他調到臺聯，或者我做臺灣研究，都沒有事先計劃好的。他到了臺聯以後，是負責新聞的中級幹部，被抓的時候可能是處級幹部。
曲煒寫了關於兩岸問題的很多文章，他的文章觀點都比較左，大都是批評臺灣及臺灣官員的。我看過一篇文章說他平時在臺聯裝成很左的樣子，其實他確實很左。共產黨把他打成十幾年前就參加臺灣間諜組織，並混進臺聯內部進行間諜活動，這完全是造謠誣蔑！曲煒是一個對政府非常忠誠的人，當我跟他討論臺灣問題時，一涉及到敏感問題，他馬上就很嚴厲地斥責我，說「做為一個學者，你不要講這些話」。比如九六年軍事演習，我出於好奇問他，他就說「我們不要關心這種事」，按中國的標準來說，其實曲煒是行得很正，非常謹慎小心的人。而他因為認識我，也認識李少民，就被很冤枉地卷進這個案子，而且被判得如此重。他是非常無辜的一個人。
問：真是，他就是身份與你不一樣啊！
高：我跟我的審訊人說，如果我加入了間諜組織，我哪有那麼傻？為了保護自己，我早就應該把公民拿到手，我也早就應該為曲瑋想到後路，都是多年的朋友。包括李少民自己也那麼說，如果他是特務，他就不會進進出出那麼多次。李少民還至少給自己辦好了身份，且九五年就成為美國公民了。其實我早就可以成為公民而去宣誓，說明我心裡也是坦蕩蕩，我認為自己沒有被判罪的任何理由與行為，所以我才那麼自如地出入中國。
問：包括我，以及與你接觸過、打過交道的人，都不相信中國政府的指控。這是一件太明顯、太簡單的事。
高：就像他們把民運人士抓起來當「嫖娼」者處理，把學人抓起來當「間諜」處理，也就是什麼水臟，就往你頭上潑；什麼標簽壞，就往你身上貼，把你搞臭搞臟，這是他們一慣的伎倆。
問：這個間諜，就相當於當年文化革命時，說你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一樣嘛。首先這個罪名扣在誰身上都行得通；其次不需要向公眾交待解釋。說你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問「你說了什麼」？還能說嗎？那不成了擴散「惡毒攻擊」的話了？你這個間諜罪，既然是間諜，就涉及到國家機密，不能說。這也是扣在誰身上都行，而且也不需要向公眾交待。
高：對！
七、最可惡的後果
問：我認識的一些人，在關押期間感到緊張，就是因為強加給你一個莫須有的罪名。雖然共產黨信譽很差，信的人不見得會很多，但半信半疑的人卻很多。
高：對，實際情形就是這樣！
問：其實最可怕的就是這個，這已經達到了預期的效果。特別現在你人出來了，其實對那些半信半疑的人「是與不是」已經不重要了，你曾被投到牢裡而又判了刑，這已經達到了目的，有很多人就不敢對你有正常的接觸了。
高：這對於我的後半生來說，確實已經造成一個非常惡劣的後果。
問：是的，這是非常可惡的一個後果，沒有經歷的人是無法體會的。「怎麼沒有抓我呢，偏就抓的是你呢」？
高：王小波寫得一篇《沉默的大多數》，講的是這種現象。事情沒有發生在你身上，你無法體會。
問：「怎麼不抓我」？他就忘了當他被抓了，別人也會這樣想。這個事情他永遠可以這樣推論！
高：對！發生在鄰居身上，你都不會覺得那麼的危險。共產黨不可能把所有的人抓起來，所以大多數人還會持懷疑態度，包括對我。我覺得中國有句老話「樹正不怕影子邪」，我不會向每一個人去解釋，我一解釋，好像真有什麼事了。
問：我相信跟你接觸的人都是了解你的，這是非常清楚的。這個世界很大，大多數人都是間接地知道你的情況，有些人由於社會閱歷不足，對你有非議，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高：不會的。
八、終生難忘的心理創傷
問：你也應該能感覺到這個世界有很多人有正義感的。很多人都在關心你。
高：對！我出來後知道了，我非常感動。
問：我多次跟薛東華提起，是否讓你兒子給你打個電話，傳遞一下有很多人在關心著你的訊息，這樣會給你增添很多生活的信心，知道這個世界沒有遺忘你，都在關心著你，為你呼籲！
高：他們每次審訊我時，我總是問，薛東華有沒有聯繫過我？他們為了磨滅我的意志，就是不告訴我外界的情況，他們要讓我絕望。其實我丈夫經常給他們打電話，他們絕對不透給我一個字，就是想把我折磨到精神崩潰的地步。
問：這是最可惡的事。法治的社會，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你可以找律師、通知你的家人，你甚至可以接受媒體的訪問，這是你的言論自由。即便把你關起來，你與整個世界還是有聯繫的。而在中國，整個世界就與你毫不相關了，與世界處於隔絕的地步。
高：裡面完全喪失了自由，對外界一點也不了解了。
問：在裡面有很強的無助感。
高：我當時還有一種很強的感覺，他們傳遞給我的信息就是「即使我們放了你，你的生命也完結了」。我說「我有工作、有孩子，我已經講清楚了，趕快放我回去」。他們用很嘲笑地口吻「你還想回去？我們只要一關了什麼人，就相當於活死人」。我覺得這個很可怕，這點對我的心理造成很大壓力，非常摧毀人的意志。起初幾個星期，我還比較樂觀。他們告訴我說「你只要講清楚，就可以走了」，我就按他們的要求告訴他們哪一年去的臺灣，怎麼樣怎麼樣地。這不是什麼秘密，我去臺灣逢人便講，這不是什麼隱蔽的事。還有「政治學會」的事情。我說「政治學會有一個網頁，不需要我交待，你們都可以公開上網可以看」。老也不放人，老也不放人，我就越來越不安起來。當三月份時問我填表什麼的，我開始害怕了，我就想「我要走不了啦，他們硬要加給我罪名了」。我並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根據父輩在文革中的經歷，他們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那天夜裡審訊我到半夜兩點多，我回去以後，就不能睡覺，心臟病發了，心跳得非常厲害，我非常害怕，我想我完了，我出不去了，那是最恐怖的一個夜晚。不是為自己所謂的「罪行」恐怖，而是為他們的手段而恐怖。
問：現在總算好了，這五個多月的經歷真是太不尋常了。
高：我覺得他們在我心理上造成的傷害，會跟我一輩子的。再說曲瑋還關在裡面，我是不可能安安穩穩地睡覺的，所以我覺得現在壓力很大，甚至比我關在裡面時還大。
問：我們要盡我們的力量為他做一些呼籲。你也應該多多休息。
高：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