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紹智說，毛澤東當年承諾幾十年不變，實行新民主主義，也就是在政治上自由民主，在經濟上保護民族資本主義。可是1952年毛澤東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自己否定了新民主主義，而去追隨毛澤東曾經批判過的斯大林主義，強迫實行農業集體化，加速工業化。中國從此走上了左傾的不歸路。蘇紹智說，在毛澤東的一系列謊言中，最大的謊言就是大躍進：「大躍進和其他還不一樣，其他可以說是先頭答應，後來沒有實行。但是大躍進一開始就是謊言。制訂了各種高指標，刮共產風。畝產幾萬斤糧食誰能相信呢？毛澤東是農民出身也不會相信。」

蘇紹智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提出來，農村已經餓死人。如果此時中共還有一點點的黨內民主，新聞還有一點點的自由，那麼，局面還是能夠得到及時扭轉的。蘇紹智說，可是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不但不反左，反而反右，把彭德懷、張聞天等4人打成反黨分子。蘇紹智說，其惡果是根據官方統計，大躍進導致非正常死亡以及該生沒生的人有4千萬人。

中共壓制不同聲音始於延安整風

美國哈米爾頓大學政治系教授李成也認爲，中國共產黨壓制不同的聲音從延安整風開始，到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到達登峯造極。不過李成認爲，自從經濟改革以來，黨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糾正：「文化革命以後，有很多的反省，包括黨內的領導人，對說假話的風氣，對所謂的表態這種制度化的做法都已經進行了批判。實際上中國現在政治會議並不很多。所以是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李成說，隨著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私有企業的發展，嚴格控制人的單位制度被削弱，這給人們帶來很多自由空間。比如說，中國的一些出版社比起過去來可以決定出版什麼作品，至少可以決定不出版什麼。另外，官方媒體也經常批判說假話的風氣。「實話實說」、「焦點訪談」等電視節目都是成功的典型。因此，李成認爲，中共在實事求是問題上向好的方向發展，共產黨的性質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現在跟80年代之前不同了，中國共產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前當共產黨鬧革命的時候是一個以農民，以軍人爲主體的政黨。經過了50多年的變化，尤其是在80年代初包括很多知識分子，技術官僚都成爲共產黨的中堅力量。」李成說，中共的內部運作過去全靠行政命令，全黨服從中央，現在則更多地靠協商、妥協、討價還價，當然還需要行政命令來解決衝突和矛盾。

中共最顯著的謊言之一是社會主義

不過，在紐約的老資格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認爲，中國共產黨過去靠說謊話取得政權，現在仍然靠說謊話維持政權，最顯著的謊言之一就是社會主義：「因爲中國現在是保護經濟特權階級的一個政權。如果說共產黨過去講階級鬥爭的話，中國目前階級鬥爭條件完全成熟。因爲少數有特權的人佔有國家絕大部份的財富。普通老百姓非常苦。」司馬璐說，共產黨要以社會主義做幌子，實際上使用的是比資本主義還要殘暴的封建剝削手段，已經不具備統治的合法性。

李成教授則認爲，中共的合法性和政權的維持依靠很多因素：「維護政權有很多因素，它的合法性建立在很多方面，建立在領土的統一，建立在經濟的發展，建立在社會和政治的穩定的基礎上的。從一定意義上來講，這幾個合法性得到了很多民衆的支持。」李成說，當然一個國家的健康發展要依靠實事求是，恢復歷史真相，但是有時過程是複雜的，有很多因素穿插，比如歷史環境、社會穩定程度、貧富差距、黨內各派勢力的交鋒等等。

蘇紹智說，目前中國國內矛盾重重、危機四伏，中共更要全力控制輿論，掩飾真相，扼殺不同聲音。他說，中共出於既得利益，不可能放棄一黨專制。正是因爲中共做的很多事情影響其形像，危及其合法性，所以中共需要在建黨80週年之際提出要大講三個好，而不許講文化大革命，不能批評毛澤東，以免影響中共的光輝形像。

蘇紹智認爲，中共這個集權主義的政黨使用謊言作爲重要工具，而謊話說得太多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嚴重後果：「第一個後果就是，在上下都說謊的情況下，真理難於立足。中共現在有一個非常危險的大問題，那就是沒有一個共同的價值標準，沒有道德標準，也沒有區別真理與謊言，區別善與惡的標準。」蘇紹智接著說，其次，民衆不再相信政府的政策。此外，說謊話也是上行下效，當中央的好政策跟地方利益不符合時，就會出現地方欺騙中央的情況。蘇紹智說，孟子曰，「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現在中國的問題是，「上下交相騙，而國危矣」，他認爲，中國上下層相互欺騙，從而使中國陷入危機之中。(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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