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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法輪功事件是中華民族挽回良知的契機 我們這個民族經歷的政治運動太多了，政治運動歷來是政府中某些人對待民衆的一種習以爲常的方式。在這種方式的實施中，有精心策劃的意識形態上的口誅筆伐，有被操縱的所謂羣衆的揭發和「擁護」、參與，有「鐵證如山」的證據，有對政府部門、黨委、團委、工會、街道、單位、公安等自上而下的無所不在的權力體系的運用。所有這些的背後，是高高在上的最高權力者和少數人意識形態上的顧忌、霉暗的心理。建國後，沒有一次政治運動不是這樣發動起來的，沒有一次不是帶着意識形態上自我宣稱的「合法性」和對所有民衆觀念、心理上的脅迫，而這些給所有人帶來痛苦的運動沒有一次不是在事後被證明是荒唐和錯誤的。中國政治中的罪惡不是明擺着的一件事情嗎？而從來沒有一個最高領導者能夠智慧和寬容到足以避免類似事情的程度。我們的民族總的來說是從一個政治運動走向另一個政治運動，政治運動歷來是中國民衆面臨的最大人禍。政治問題、政治上的道德問題、政治改革對經濟的阻礙問題、「講政治」的問題，被所有的人認爲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核心。在這個紛亂的、勉強維持的社會中，利用政治進行迫害、利用權力發財、對政治的討厭和反感、對政治的怯懦和盲從，構成當前中國人上自官僚下自黎民百姓的不同社會心理。 中國人總的來說比以前富裕了，除了廣大的窮苦農民和下崗工人，許多人都有來錢的五花八門的門路。許多門路和黑道、黃道有關，正常的國有經濟奄奄一息，規規矩矩的人生難上加難。下海有淹死的，機關有舒服的，各有各的位置。對政治的不滿、持久的高壓和輿論鉗制、物慾的滿足和補償作用掩蓋和延遲着諸多社會矛盾。許多窮苦的人們、遭受冤屈的人們，在這個別人還算過得去的社會中深深感受了人生的悲苦、同類的兇殘和善良的缺席。 在知識界，對文革的反思卻從來沒有停止。相對於學問和知識，人們感受到良知的難能可貴。文革的災難和羣衆之間泯滅良知的相互揭發是有關係的。我們是否已經恢復了這樣的良知？包穀問道：我們是否能夠避免下一次文革？表面上，學術界有所進步，什麼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等等各種流派，人的尊嚴和權利似乎得到重視。但是，這些議論往往是理論上的，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敏感和勇氣用正義和真理的標準衡量一下這個社會的不公？對於那些重大的事件、民衆的苦難和權力的肆無忌憚，爲什麼那麼多的人沉默無語？不用找理由了，你的內心是否在自我保護和堅持真理之間權衡？你那堂堂正正的外表後面，是否有一種對社會疾苦的漠不關心和掩飾不了的怯懦？人們都佩服哈維爾和俄國的十二月黨人，他們在權力的恐嚇面前沒有放棄真理。一個人人格的品位，不完全在於他的思想、學術、自由和舒適的生活，而在於他的良心和面對苦難的勇氣。現在許多知識分子真的在追尋和呼喚真理和良知，他們的文章是他們良心的令人感動的見證。確實，真理和良心能夠心心相印。 對法輪功的迫害，政府已經動用了他的一切力量。每一個黨員都要表態並記錄在案，每一個領導和書記都要轉化別人，每一個單位都得對自己的人負責，每一個街道的老太太都有監視和盯梢的責任，幾乎每一個公安和國安特工都幹着他那卑鄙無恥的勾當，許多筆桿子和記者在批判和造謠。所有這些惡行都是以工作的名義佈置下去並得以執行的。我要問問：在你揭批法輪功的時候，你了解法輪功嗎？在你搞轉化的時候，你想沒想真理究竟在哪裏？在你盯梢的時候，你察覺沒察覺到內心的無奈和不安？你有沒有想想這是否真的屬於你的職責範圍？如果你沒有負責任地想想這個問題，如果你意識到政府要求的不正當卻爲了工作被迫順從，那麼你的行爲就很可能和文革中助紂爲虐的人們一樣，和那些揭發胡風、殘害張志新、批鬥劉少奇的兇手沒有區別。人們的「積極工作」和敷衍了事促成了又一個更慘烈的文革。餘傑在《毫不妥協地面對邪惡》中說，「邪惡何以暢行無阻？邪惡何以由逆流演化成主流？這正是因爲我們每個人都沒有毫不妥協地面對邪惡，我們有意無意地充當着邪惡的同謀。長此以往，我們就把邪惡當作習慣、當作自然、當作生活本來的面貌」。 鎮壓法輪功這件事情不是中國絕大多數民衆決定的，也不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絕大多數人同意的，那到底是怎麼回事？發起的每一個人都曾經有斑斑劣跡：爲什麼腐敗這樣厲害？江澤民有責任；爲什麼公檢法這麼黑？羅幹逃不了干係；何作庥打着反對僞科學的旗號從五十年代開始協助製造了多少怨假錯案？今天，爲了法輪功，他們都湊到一起來了。就這麼幾個人，藉助對黨、公安和宣傳的控制，一輪新的文革在人們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了。 有人問了：他們爲什麼這樣幹？爲什麼不好好搞經濟建設？ 人類歷史上，總是有一些害羣之馬。古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紂王在世的時候，爲什麼出來一個妲己？ 其實，歷次政治運動不僅僅給那些直接受到衝擊的人帶來了痛苦，重要的是它敗壞了人的良知和對道德的信心。我們中國人已經充分地品嚐了政治運動的「威力」和明哲保身的重要，對惡行的配合和縱容似乎是自保的唯一辦法，我們的民族就在對惡行的順從中走向谷底。文革後，一些良知未泯的人後悔自己的所作所爲，更多的中國人在痛定思定後積累了在權力面前左右逢源的經驗。在史無前例的市場經濟、民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面前，中國人除了對權力腐敗的偏好、嚮往和對爾虞我詐的無奈，就沒有足夠的勇氣和道義力量去做別的什麼了。爲了個人眼前的利益和舒適，我們許多中國人可以放棄任何主義、自己的任何觀點和所有良知，我們的未來就這麼被註定了。 如果你仔細想一想，爲什麼針對法輪功需要所有的媒體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爲什麼大肆運用勞動教養等不合法的手段？爲什麼封鎖來自國外的報道？既然指責法輪功破壞社會穩定，爲什麼不報道打死那麼多法輪功信衆這樣「偉大的戰果」？爲什麼廣泛使用酷刑和惡劣的人身侮辱？爲什麼用辭退、停發退休金、下崗、開除等等脅迫法輪功信衆和他們的親屬？意識形態上的造謠、強制和暴力，是一切不正當的政治運動慣用的手段。江澤民對法輪功的打擊，充分繼承了建國後所有政治運動的經驗。而這些臭名昭著的經驗，只不過是那些不正義、不人道的政治運動一種惡劣的表現。 文革中許多知識分子屈服了、認罪了、悔過了，而法輪功信衆沒有，而且他們有那麼多的人。翻翻中西方歷史，真正有堅定信仰的人都能夠做到這一點，真正的信仰賦予人堅守良知的勇氣。在法輪功這個問題上，人們在良心上明顯地發生兩極分化，人們對法輪功問題的態度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家喻戶曉的法輪功事件使人們忙於轉化、表態、坐牢、上訪、同情、震驚、迫害和揭發檢舉。也許歷史過去後，人們並不關心江澤民之流的幾個害羣之馬可悲的下場，而只對那些由於對自己不負責任而盲目跟隨助紂爲虐的人感到悲哀。這些普通的人，沒有真正用良知衡量一下，正如那些在文革中做錯事的人們，得到的只有懊悔和自欺。而這些，在事情完結的時候，會明晃晃地展現出來，唯一受不了的只有尚存的良心。 即使在政治運動結束後，也不是所有的人對過去的事情能夠進行認真的反省。文革結束後，政府不就把文革推給「四人幫」了嗎？更進一步的反省就沒有了。歷史不會總是無謂地重複，物極必反。在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子看到經濟和武力不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決定力量，所以講「正名」，也就是道德重建。在中國今天，政治、文化和道德已經衰敗到極點，一大批法輪功信衆的出現卻帶來一種從來沒有的氣象。儒家學說不是宗教，法輪功也不是，但都講道德。一些學者斷言今天也是一個新文化出現的軸心時代。新的文化歷來有一種強大的道義力量，能改變人心就能改變歷史，法輪功和中國的未來是息息相關的。有人說，「問心無愧是最柔軟的枕頭」，用你的良知和智慧而不是勢利審視一下真正的現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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