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1日訊】二十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成為歷史。 這次會議，拉開了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使改革開放得以起步，順應民意，方向正確，非常難得。 從1966年起，整整十二年，中共中央全會統統都在肯定和歌頌文化大革命，基本上都是錯誤的，惟獨這 一次會議正確。為甚麼？
理論家們正在百家爭鳴。有人說，因為實事求是。 有人說，因為有個好領導鄧小平。有人說，因為高舉了鄧 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
我不敢苟同。我不是理論家，不會按照理論說話，只知道根據事實說話。事實是：今天所說的鄧小平理論的內容，二十年前誰也不知道，誰有本事把不知道內容的旗幟舉起來？鄧小平的領導地位是這次全會以後逐步確立的，怎麼能夠成為這次會議成敗的決定因素？實事求是，毛澤東講了幾十年，為甚麼毛澤東自己做不到，九大十大十一大做不到，十一屆一中二中全會也做不到，只有三中全會做得到？所以我認為，那些說法，隔靴搔癢，解釋不了真實的歷史。
照我看，三中全會所以開得好，因為它是一次失掉控制的會議，七咀八舌的會議，有言論自由的會議。多數中央委員沒有和死去的毛澤東和活著的華國鋒保持一致，他們轉向人民，和人民保持一致，運用言論自由的權利，把會議開成一個能夠接受來自人民的壓力，因而敢於實事求是地承認錯誤的會議。
這樣說有沒有根據？
有根據。根據三篇文章，都是公開發表的。一篇是《三中全會公報》，一篇是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8年12月13日），最重要的一篇是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上的發言（11月12日）。順便說一下，仔細讀這三篇文章可以看出，力量對比和形勢的改變，不在三中全會而在為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那次中央工作會議才是三中全會的靈魂。
陳雲發言很短，不到兩千個字。首先是這麼幾句：
“華主席說，對揭批四人幫運動中遺留的問題，應由有關機關進行細緻的工作，妥善解決。我認為這是很對的。但是，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對此，中央應該給以考慮和決定。”
接著，陳雲提出了六個問題：薄一波，陶鑄，中央組織部的兩個決定，彭德懷的骨灰，天安門事件，以及康生的錯誤等等。
當時存在著來自民間的強大壓力。華國鋒想逆天行事，定下了基調，反對把壓在人民心上的問題拿到會上來討論。陳雲自己沒有和中央主席保持一致，相反，他要求中央全會和人民保持一致，對人民關心的重大問題作出決定──當然不是維持過去那些錯誤的決定，而是作出新的平反的決定。
結果怎麼樣？結果，就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震動全國的1976年天安門事件得到平反。從《公報》和鄧小平講話的第三部份中都可以看出，陳雲在東北組發難，得到了多數中央委員響應。他們不同意華國鋒定的基調，不同意把這些所謂“遺留問題”交給“有關機關”去“解決”，也就是不同意拖著頂著老是不解決。相反，他們順著陳雲提出的問題，七咀八舌扯開了，一扯扯了一個多月。所以公報說：“會議認真地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討論了文化大革命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歷史問題。”討論的熱烈程度，從兩句話中可見端倪：一句是鄧小平的話，“我們黨多年以來沒有開過這樣的會了，這一次恢復和發揚了黨的民主傳統，開得生動活潑。”另一句是公報中的話，“全會增選陳雲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陳雲是八大選舉的副主席，過去由於沒有和毛澤東保持一致，失了君心，被貶為普通的中央委員。這一次，他沒有和華國鋒保持一致，卻得到了人心，重新被選為副主席。形勢變了，華主席畢竟不是毛主席，控制不住局面了。
對會議不能誇大。頭號“遺留”問題──劉少奇的問題沒有人敢提出來。對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彭德懷，只敢提“骨灰應該放到”哪裏，不敢問毛澤東反右傾到底反得對不對。對老百姓最關心的人民公社問題，仍在唱老調，甚麼“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穩定不變”等等。所以鄧小平作了這樣的估計：“現在敢出來說話的，還是少數先進份子。我們這次會議先進份子多一點，但就全黨全國來看，許多人還不是那麼敢講話。”為甚麼在憲法明文保證公民有言論自由的國家裏，居然有“許多人不是那麼敢講話”？鄧小平沒有分析。不過公報裡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全會決定，一定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中去。”這個一定要擴大的風氣，顯然是指即使實際上沒有言論自由也要“敢講話”的風氣。
這次會議以前，沒有人敢對偉大領袖毛澤東講半個不字，也沒有人敢對英明領袖華國鋒表示不敬。現在好了，要“擴大”敢講話的風氣了。陳雲不買華主席的帳，老百姓也可以不買毛主席的帳。華國鋒失去了控制能力，毛澤東及其語錄乃至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政策和規矩從此就再也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經地義了。過去全黨必須和一個人保持一致，今後全黨應該聽誰的？鄧小平認為應該聽人民，他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他強調指出，“我們的各級領導，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這是一個必須堅持的原則。”鄧小平講了“無論如何”四個字，“無論如何”者，沒有例外也，任何時候不能同群眾對立，對立了就不配當領導，更不配自稱為共產黨。當時鄧小平說得多好。根據這個原則，老百姓張開嘴巴講話了，許多幹部也代表老百姓講話了。於是三中全會上不敢講和來不及講的更多更大的問題，會後在全國範圍內被老百姓七咀八舌提了出來：為彭德懷開追悼會，為劉少奇恢復名譽，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反右傾，躲躲閃閃步步為營地否定反右派，放下三面紅旗，解散人民公社，包產到戶，改革開放，商品經濟，民主政治，等等等等，儘管步履艱難，總算一個個提上了日程。三中全會本身的成果是有限的，遠遠比不上全國老百姓七咀八舌的成果，但是第一張骨牌畢竟是在三中全會上倒下來的。
所以我認為，三中全會的精髓是言論自由。中國公民有權七咀八舌，有權不和領導唱一個調。領導無論如何不得同群眾對立，領導有責任順應民意，領導必須同老百姓保持一致。談三中全會而不談言論自由，叫做空談，或者叫言不及義。真要舉三中全會的旗幟，首先應該舉言論自由的旗幟。（1998/12/10）
摘自「民主論壇」(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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