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當時非常恐怖。如果我要是敢出來說一句話，馬上就能給抓進去。恐怖到什麼程度，我告訴你我的一次親身經歷：一天晚上也就十點左右，我去一個大學同學那想了解大學運動的情況和最新的教育情況，因爲大家都很關心大學的動態嘛。當時人還沒有到那麼敏感，先敏感的基本都在那幾所重點大學。我回家的時候正好碰到了「聯動」，即「聯合行動委員會」。參加這個「聯動」的要求可嚴了。他們裏面連工人子弟都沒有，基本上都是革軍、革幹，還分有等級。所以都是比較高的高幹、至少是處長以上的幹部子弟才能勉強進去。而那裏面很多都是高幹，完全就是高幹背景。他們衣服上戴着的都是紅袖章，綢子的紅袖章，黑字上面寫着「聯動」。他們全騎着摩托，清一色的摩托。你說這摩托哪來的呢？不都是他們的家裏提供的嘛！那時幾乎所有的人一下班就趕緊回家，別出門惹事。而我的家裏那時父親剛剛被送勞改，我還不知道我爸也有問題。我哪知道呀？我是後來才知道我家也有問題。我那時還以爲自己是清白的呢，所以才敢在晚上騎車出去。不過那也是提着心、吊着膽的晚上都像戒嚴似的。一天我晚上騎車出去被攔了下來，要我工作證。那時工作證上都寫着成分，還好我沒事。下面接着來的也是個騎自行車的，剃個光頭。那才叫恐怖。有些身份不好的人先把自己的頭給剃了。那是在釣魚臺附近，周圍街上都是警衛。爲了安全，有些警衛還給放得很遠。儘管如此，他們照樣在路上放了一排摩托車，使所有的人都得經過他們。我是剛走，後面就傳來那人哇哇的慘叫，一陣的打呀！我連頭都不敢回啊，趕緊跑。

　　那時候，機關爲了加強警衛，年輕點的人都要留下值夜班。我有時也留下來值夜班。一天晚上九點多的時候，他們從黑夜冒出來。他們主要是到各機關造反，抓反革命。當時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只聽見一片嚷嚷聲。他們看起來是很有來頭的，我也不知道他們進來想幹什麼，也認不出他們是誰。這時，他們突然把機關的車子給封了。結果找了保衛處的人出來，保衛處的人還打官腔，問我有那麼重要嗎？可笑的是，他還覺得這只是小孩胡鬧。

　　剛開始這些孩子只是要破四舊。例如西單的小吃店裏，那時貼着「狗崽子不許進來」，「爲工農兵服務，狗崽子滾出去」。開始時還覺得挺好玩，覺得只是小孩在瞎胡鬧。後來一天天地，人們發現形勢變得很快。先開始，凡是女孩子扎長辮子的，就是資產階級作風。跑到街上，也是女孩子，年輕漂亮的，在那破四舊。那時只能剃紅軍頭，顯得有檔次的女軍頭。那時，你要是穿高跟鞋，見了就把鞋給你劈了，你就只能赤着腳，拎着鞋走，那個狼狽呀！這幫學生們覺好玩，在那瞎胡鬧。我們大人呢則覺得小孩子失去理智了，在胡鬧。

　　陳：小孩子胡鬧，也沒人敢出一聲嗎？

　　高：沒人。打死人的都是小孩子。我一個同學的小外甥當時在上中學，在北京。他們有個老師，一個老教員。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拿着個鐵釘子捅着他的下腰，讓他交代，交代什麼反革命罪行。懷疑他是反動家屬，因爲他有時到郊區以外去查看史料，就懷疑他是反動家屬。就這麼個罪名。那女孩子想玩這玩那，最後就拿着個鐵釘捅在老師的後腰上，那還是夏天。她問老師：「你說不說「？不說，就敲釘子，噗的一下子。再不說，再來幾下。幾下子，釘子就進了肝臟，老師馬上就死了。送醫院也無法搶救了，都捅到肝臟了。

　　陳：在回憶一個人過去的時候，很少能聽到一個人反省他自己的作爲，好像都是環境的問題。你對此怎麼看？

　　高：是，人人都受苦，人人都是受害者，但是人人也都是暴徒。在那時，人人都是暴徒；而現在人人都是正義，什麼」因爲我爲了維護正義，我受了苦」，什麼「我是無辜受害」。。。這個解釋是錯誤的。在集權專政的壓制下，人人都可能成爲暴徒。你沒成暴徒，只不過是在一個特殊的環境下你沒成爲暴徒。但是在那個基本環境下，你必須成爲暴徒。如果你已被打成反革命，你就談不上是暴徒了；但是你沒被打成反革命的話，要你揭發別人的時候，你就得兇狠地揭發別人。能保持清醒是極難做到的。就算你是裝兇狠，你也得兇狠，哪怕你是僞裝兇狠。

　　我承認我在當時的情況下就象個賭徒和暴徒一樣。我當時是爲了我的反壓迫，但是你的反壓迫用的是誰的口號？是毛澤東的口號！反壓迫和反壓迫者的人都用了同樣的口號。你能離開毛澤東不喊他的口號嗎？那些口號本身就是暴力，他的口號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最法西斯的暴力。像什麼「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打倒」。。。都是暴力。「打倒」說的意思，就是讓人生失去自由。你喊出這個話，打倒某個人，他跟你同一個單位，在這種批鬥會上，你說你喊打倒不打倒？每個人只不過是積極的程度不同而已。你說你根本不舉手，不喊打倒，這人馬上被被揪出來。

　　因此，在客觀上，人人都是暴徒。你不是犧牲者，就是暴徒。你扮演不了另一個角色。你自認爲犧牲者就擁有正義，但你會發現，犧牲者只不過是這個骯髒的政治鬥爭中的犧牲者。你並不是因爲正義而被犧牲的。你要作劉少奇嗎？劉少奇不是劊子手嗎？我們且不說他運動初期搞了多少人，就說他在以前的革命時期搞了多少人，以及他的左傾路線搞了多少人。他在共產黨內部他又殺了多少人？他現在這個時候好像是個犧牲者、一個正義者。撥亂反正算他正確，他正確什麼呢？他也是絞肉機中的一個機器，只不過他被別的機器絞了，被更強大的機器給絞了，因此沒有正義的犧牲者。誰是正義的？維護劉少奇十七年專政的人是正義的嗎？那個專政仍然是個專政。當然這也不是劉個人的問題，他不是個英雄，是老幹部回過頭來需要這麼一個英雄、一個烈士。他本身同樣是這個屠殺機器裏的工具。如果像他那麼極端的人臺上的話，也是可怕的，他對別人也會是殘酷的。

　　所以這裏必須跳出共產黨的邏輯來談這個問題。因此，我們一直迴避的一個問題是：你是不是也是暴徒？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你是不是也是賭徒？因爲這裏沒有一個正義。它並不是說是一個民主與暴力的鬥爭，這裏都是暴力，是共產黨的甲派和乙派、毛派和周派，或者是毛派和劉派。他們的前提都是無產階級獨裁、專政。暴力，他們都是贊同的，只不過是落在誰的身上而已，用的分寸而已，手段是不是更合法而已。這裏是沒有區別的。所以要有這個認識，這在中國現在是不可能的。爲什麼？第一：你敢不敢對共產主義的暴力置疑。第二：要對自己置疑：你在這個暴力下，你是不是也成爲了這個暴力的一份子。你要有這個認識：你並不代表正義，你不可能代表正義，那個時候沒有正義。你只不過是喬裝打扮。如果說我當年是反革命、兩面派，我就是反革命、兩面派。要不然我怎麼生存？我就得是兩面派。我喊着毛澤東，但不信毛澤東。不過，我要不喊，那我馬上就是反革命。

　　因此，在這個集權的政治下，你要逃出這個絞肉機，逃是唯一的辦法。但是中國當時用陳毅的話說：天網恢恢連劉少奇他都逃不了，還死在監獄裏，誰還逃得了？然後就是這個戶口制度，你無處可逃。我當時整個的感覺就是要逃，一直在逃。儘管我最後還是逃出來了，但在中國的時候我就要逃。我主動要求下放，就是逃。因爲這太恐怖了。但是怎麼逃得了呢？逃了半天你逃不掉，但還得逃。逃不掉，無處可逃。無處可逃，那你怎麼辦？你就必須得僞裝。哪有那麼清白的？我就把「毛主席萬歲」喊得響響的。我不能讓任何人懷疑我還有潛藏，還有什麼別的想法。你跟所有人講話全是冠冕堂皇的，否則人就揭發你，所以你就得裝模做樣。

　　但是，如果說你手上沒有鮮血，那你要不就是軟弱，天性軟弱，要不就是你還有過去的文化背景，你做不了那種極端的事情。我就做不了那極端的事。叫我打人，我就打不了求。除非在對打中，我才會還手。叫我好端端地打個人，我反正打不了。我前面說過那個回憶在起作用，即童年生活的回憶。但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人就可以打人。爲什麼那些小孩子，像我看到的那個女孩子，那麼文弱的、親切的，怎麼就可以揮着皮鞭子打人？那是因爲她沒有一個教育的背景。但是，你要讓個年記大的人去打，他就打不下去，因爲他有個背後的文化。但是，你要叫個工人打，他很容易打，老工人還可以打；但你要叫個老知識分子去打人，他就很難，因爲他有另一種文化在裏頭，他打不下來。但是他得僞裝，至少他得喊口號，叫得很響，而且表現得義憤。那這個人的義憤是不是壓力、是不是暴力？同樣是暴力！你同樣構成了暴力，只不過你可能沒有動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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