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
麗君編譯報導）根據《華盛頓郵報》2026年9月4日刊登英國前安全事務國務大臣、現任國會議員暨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傑出研究員湯姆·圖根哈特（Tom Tugendhat）的評論文章，警告北京正把基礎建設、主權爭議乃至國際機構轉化為對台施壓的工具，逐步壓縮臺灣的安全與國際空間。文章以即將啟用、距金門機場僅約10公里的廈門翔安國際機場為例指出，北京在兩座機場空域高度接近、飛航安全亟需協調的情況下，仍拒絕與臺灣建立資訊共享、協調程序與安全熱線。圖根哈特認為，這絕非單純的航空行政爭議，而是北京利用臺灣遭排除於部分國際機制之外的不對等處境，單方面擴張自身行動空間、迫使臺灣承受更高安全風險的灰色地帶脅迫手法。
迫近金門的翔安機場：民航建設背後的政治進逼
圖根哈特在文章開頭將視線拉到台海前線：一座大型國際機場正在福建廈門興建，而海峽另一側，就是長期處於兩岸地緣政治最前線的金門。這座由臺灣管轄的離島，至今仍保留國共戰爭與兩岸長期軍事對峙留下的歷史痕跡。如今，圖根哈特警告，北京對台施壓已不只展現在軍機、軍艦等傳統軍事手段，民航基礎建設與國際制度同樣可能成為逐步改變現狀、擴張控制空間的工具。
正在興建的廈門翔安國際機場距金門尚義機場僅約10公里。圖根哈特並不否認廈門興建新機場具有正常民航需求；真正令人警惕的是，兩座民用機場如此接近，相關航路與鄰近空域的安全運作高度仰賴雙方即時、可靠的航管協調。航機起降、重飛、偏航、惡劣天候或其他緊急狀況，都可能需要迅速交換飛航資料、確認航機位置與意圖，並透過明確的標準作業程序避免安全間隔受到影響。這也是為何鄰近機場之間建立資訊共享與緊急聯絡管道，不只是行政便利，而是降低飛航風險的重要安全機制。
然而，臺灣方面多年來要求就翔安機場建立資訊共享、協調程序與專用安全熱線，北京迄今仍未建立相關合作安排。這使問題超越了一般的兩岸政治爭議：當一座大型國際機場緊鄰金門投入運作，航班與空域使用增加，卻缺少兩岸直接而制度化的飛航安全協調，一旦發生異常飛行情況，政治上的拒絕接觸便可能轉化為實際的航管壓力與安全風險。換言之，北京拒絕協調的代價，最終可能由每天進出相關空域的民航機組與乘客共同承受。
圖根哈特認為，這並非單純的官僚疏失，問題也不只在機場本身，而在於北京如何利用兩岸政治上的不對等地位擴張自身行動空間。翔安機場爭議所暴露的，正是政治對抗如何滲入原本應以安全為優先的民航協調機制；而臺灣為何難以透過既有國際制度取得更有效的協調與保障，則牽涉到北京多年來在國際組織中推動的另一層政治封鎖。
翔安機場爭議由此揭示出中共灰色地帶施壓更難處理的一面：它未必以軍事攻擊或公開衝突的形式出現，也可能藉由民航建設、行政安排與制度上的不對等地位，一步步擴張北京的行動空間。每一次單方面改變看似有限，但當這些改變持續累積，臺灣可以協商、拒絕或維持現狀的空間也可能隨之受到壓縮。
工具化國際組織：從「一中」封鎖到「朝貢與脅迫」
圖根哈特進一步將翔安機場爭議放進更大的國際政治脈絡中。他認為，北京對台施壓並不止於台海周邊的軍事與灰色地帶行動，更透過其在國際組織中的政治影響力，壓縮臺灣參與全球治理與技術合作的空間。翔安機場因此不只是一宗地方性的飛航安全爭議，更暴露出臺灣遭排除於相關國際機制之外後，政治封鎖如何可能進一步轉化為現實的安全問題。
文章回顧，臺灣曾於2013年以特邀嘉賓身分出席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並於2009年至2016年間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然而，此後北京以其「一個中國原則」為依據，持續阻撓臺灣參與聯合國體系下的相關機構。圖根哈特指出，這種排除並非只是外交名分之爭。以ICAO為例，當臺灣無法正常參與制定、交換與協調國際民航安全資訊的制度平台，而北京又拒絕與臺灣直接建立翔安機場相關協調機制時，政治孤立便可能產生具體的飛航安全後果。
更值得警惕的是，北京不只要求其他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試圖將自身對臺灣主權的「一個中國原則」，包裝成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既定規則。圖根哈特特別提醒，多數西方國家採取的是各自表述、法律文字有所區別的「一個中國政策」，並不等同於北京所宣稱的「一個中國原則」，更不意味這些國家承認北京對臺灣擁有主權。這項看似只是外交措辭的差異，實際上關係到北京能否把自身政治主張逐步轉化為國際組織中的制度性現實。
圖根哈特並將北京對國際制度的運用形容為試圖把現代國際合作重新導向一套「朝貢與脅迫」（tribute and coercion）的權力邏輯：各國若接受北京設定的政治條件，便可獲得合作與利益；若拒絕服從，則可能面臨外交、經濟或制度性壓力。中共過去一度有4名中國籍人士同時擔任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的最高主管，顯示北京早已積極爭取國際組織中的制度影響力。問題不在中國籍人士擔任國際機構主管本身，而在於圖根哈特所警告的更深層風險：當一個大國試圖把自身的主權主張嵌入原本應服務所有成員的國際制度，國際組織便可能從協調共同利益的平台，逐步變成施加政治條件與排除特定參與者的工具。
因此，圖根哈特向西方國家提出的警告並不是要求放棄外交上的模糊空間，而是要求各國守住自己原有政策的界線。承認北京政府，不等於接受北京對臺灣主權的全部主張；維持「一個中國政策」，也不代表國際社會必須默許北京以「一個中國原則」為由封鎖臺灣參與攸關飛航安全、公共衛生等跨國議題的國際合作。當外交上的模糊被北京逐步轉化為排除臺灣的制度性工具時，原本用來維持和平與彈性的政策安排，也可能反過來成為北京擴張政治控制空間的槓桿。
翔安機場逼近啟用：臺灣面臨飛安與國安雙重壓力
除了圖根哈特提出的政治與制度層面警告，翔安機場本身的建設進度，也讓金門周邊的飛航協調問題日益迫切。廈門翔安國際機場是中共「十四五」期間規劃建設的重要航空樞紐之一，飛行區等級為4F，2022年全面開工，規劃年旅客吞吐量4,500萬人次。隨著機場朝啟用目標推進，這座大型航空樞紐與金門尚義機場相距僅約10公里的特殊地理條件，也使原本就高度敏感的兩岸空域面臨更複雜的航管協調需求。
這項壓力並非到翔安機場興建後才突然出現。北京近年多次單方面調整台海周邊民航航路，包括取消M503航線原本向中國大陸一側偏西飛行的措施，使航機得以更靠近台海中線運行，並先後啟用連接M503、鄰近金門與馬祖空域的W122、W123銜接航線。臺灣政府曾對這些未經兩岸協商的航路調整提出抗議，認為相關措施不僅增加金馬地區的飛航安全與航管壓力，也具有進一步壓縮台海安全緩衝、片面改變現狀的疑慮。隨著翔安機場投入運作，航班數量及相關航路使用可能增加，使建立即時資訊交換與異常狀況協調機制更加重要。
對金門而言，真正需要防範的不是正常民航班機本身，而是在如此狹窄且政治高度敏感的空域內，雙方缺乏直接、制度化的航管協調。惡劣天候、航機重飛、偏離預定航路或其他突發狀況，都可能使原本劃定的飛航程序面臨額外壓力。臺灣方面因此持續要求北京提供翔安機場相關飛航資訊並進行協商，以確保金門航班的安全運作。這也再次凸顯前述矛盾：北京可以單方面增加鄰近臺灣的航空活動，臺灣卻難以透過正常國際民航機制與兩岸制度化管道取得相對應的協調保障。
翔安機場的戰略位置同樣引起臺灣國安與防務研究界關注。大型民用機場通常具備長跑道、大型停機坪、燃料與地勤等基礎設施，在特定情況下具有軍民兩用潛力；翔安機場又位於台海第一線，使其戰時可能具有的後勤與航空支援價值格外敏感。不過，民用機場具有潛在軍事利用能力，並不等於可以直接認定翔安機場就是為軍事行動而建。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北京將民航航路調整、海警行動與軍事活動交錯運用，民事與軍事行動之間的界線將更加模糊，使臺灣更難迅速判斷一項異常活動究竟是一般民航或執法行動、灰色地帶施壓，還是更高強度軍事行動的前兆。這種刻意或實際形成的模糊性，本身就可能增加臺灣預警、決策與危機處置的難度。
圖根哈特對翔安機場的警告，因此不應只被理解為一場金門地方性的飛航爭端。從拒絕建立必要的飛航協調，到利用「一中」主張排除臺灣參與國際機構，再到透過一次次單方面行動逐步改變臺灣周邊的運作環境，這些看似分散的事件共同指向灰色地帶脅迫最棘手的特徵：它往往不以一次足以引發國際危機的劇烈行動改變現狀，而是在戰爭門檻以下不斷累積既成事實。若國際社會對這種模式缺乏回應，受到侵蝕的就不只是臺灣的安全空間，也包括國際民航安全與以協商、互惠為基礎的國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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