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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批判到個人情感 中共審查扭曲中國青年電影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麗君編譯報導）英國《衛報》（The Guardian）駐華資深記者艾米·霍金斯（Amy Hawkins），於2026年6月6日在中國河南靈寶發出的獨家深度報導指出，隨著中共當局對文藝創作與意識形態的箝制日益嚴苛，中共國本土曾經蓬勃的獨立電影生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毀滅性打壓與窒息式審查。
報導指出，除非影片獲得中共審查機構核發的「龍標」（電影片公映許可證），否則根本無法在中共國境內合法上映。面對這條徹底封殺批判性社會寫實題材的威權紅線，許多年輕一代電影創作者雖未全面妥協，卻被迫將視野從公共結構轉向個體命運，試圖在嚴密審查鐵幕下，尋找記錄個人故事的狹小空間。
靈寶工作坊的野蠻教育，高壓剪輯下的精神殘酷
這場由《衛報》記者現場直擊的文藝掙扎，發生在中共國河南省中部小城靈寶。每天上午9點，青年電影工作坊課程準時展開。學員們被分派任務，瘋狂拋出各種創意、撰寫劇本，接著便投入一整天高強度的拍攝與剪輯。12小時後，20名滿懷抱負卻已精疲力竭的年輕電影人，擠在簡陋的臨時工作室裡，默默看著自己的心血作品被無情拆解。
在觀看一部描述幾名男孩在街頭遊蕩、騷擾流浪狗的兩分鐘短片後，36歲的課程負責人、獨立導演南鑫面色凝重地公開批評：「內容還是太貧乏了。我完全沒有在裡面看到任何深刻的思想。你們拍出的東西，讓我根本抓不到頭緒，不知該如何解讀。」面對這般嚴厲甚至刻薄的打擊，台下年輕導演們展現出驚人的克制，面無表情地全盤接受負面回饋。
接下來是更多短片放映，以及接連不斷的尖銳批評。南鑫像機關槍般連珠炮似地指出：「太陳腔濫調了」、「毫無用處的對話」。這位自學成才、15歲便輟學的導演，臉上帶著頑皮微笑，似乎頗享受親手「摧毀與解構」學生作品的過程。但他向《衛報》記者強調，這種極端嚴苛、不留情面的全盤否定，並非惡意，而是為了幫助這些「溫室裡長大」的年輕人真正成長，適應外界毫無文藝溫情可言的殘酷現實。
南鑫一年舉辦多次此類工作坊，每期約10天，吸引多達20多名學員。學員每天僅需支付極低廉的50元人民幣（約合5.49英鎊），有時更少，便能參與這場地下文藝試煉。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2022年低成本長片《釣魚》（Go Fishing）。該片以河南靈寶為背景，講述闊別十年的老友重聚故事，曾入選多個國際電影節。影評人讚譽它精準捕捉「表面平庸枯燥的日常」，這種刻骨銘心的迷茫與平庸，「已構成整整一代中國年輕人的共同命運」。
核心價值當政治凶器，2016年惡法斷絕海外生路
然而，這部在國際上獲得好評的電影，至今仍未能在中共國境內合法上映。其根本原因，正是無法取得「龍標」——由中共國家電影局掌控、擁有生殺大權的公映許可證。中共當局駁回了南鑫為《釣魚》提交的龍標申請，官方給出的拒絕理由竟是該片「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種將政治教條凌駕於藝術之上的做法，無情扼殺了獨立電影人的心血。
中共的審查體制近年來全面收緊。過去，電影僅在國內公開上映時才需申請龍標；但中共全國人大2016年通過的電影產業促進法，明文規定影片若要參加海外國際電影節，也必須事先取得龍標。這項法律等同賦予中共「跨國審查」的權力，任何企圖繞過國內管制、在國際舞台揭露社會底層現實的創作者，都面臨政治清算。
配合當局對中共國一度蓬勃的獨立電影節生態實施的毀滅性清剿，雙管齊下，對整個中共文藝界造成深遠衝擊。1990年代中共局部對外開放後，大批電影人開始在國家計劃經濟之外獨立發展。倫敦國王學院電影研究教授克里斯·貝里接受《衛報》採訪時指出，那段時期，民間創作圈對「公民社會」、「公共領域」等現代民主思潮產生濃厚興趣與反思。
然而，這股自由探索在2012年習近平掌權後迎來拐點。貝里教授直指，這些批判性思想隨即被中共官方定性為「有害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必須徹底清除。在這種意識形態極端收緊的倒退下，2000年代初期曾大量湧現、敢於直面社會結構性弊病的寫實主義電影，如今在中共國已幾近絕跡。一位因恐懼當局騷擾而匿名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向《衛報》控訴，現行審查標準毫無規則可循：「你永遠不知道具體標準是什麼，最終結果往往取決於某位審查員的主觀喜好。只要他們覺得有問題，整部電影就會被直接斃掉。」
麻木迎合與戰術去政治化：體制對靈魂的集體扭曲
《衛報》的現場報導深刻揭露一個令人窒息的現實：許多從中共國各地遠道而來參加靈寶工作坊的年輕學員，在中共長期洗腦與高壓統治的潛意識影響下，竟麻木地表示自己對當局的「創意控制與審查制度」毫無怨言，甚至展現出驚人的冷漠與順從。24歲的工程系畢業生韓西竹（Han Xizhu，音譯）接受《衛報》記者採訪時，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的創意視野「完全沒有受到任何限制」。他表示：「我真的沒感受到什麼缺乏自由的感覺。」
韓西竹夢想拍攝像伍迪·艾倫《安妮霍爾》那樣輕快、聚焦個人情感的電影。他甚至主動迎合體制，自我設限地說：「電影不一定非要討論那些宏大主題，或強行與社會和體制連結起來。」這種從「社會結構」全面退守到「私人情感故事」的集體轉向，無論創作者是否意識到審查的潛在影響，都暴露了中共威權箝制的深層威力。匿名獨立紀錄片導演清醒剖析：「現在在中共國，把目光投向外部的宏大社會結構極其困難且危險。因此，很多年輕人只能被迫聚焦家庭故事和個人情感。」
當公共討論與底層苦難成為政治禁區、動輒遭封殺時，年輕一代只能在自築的精緻牢籠中，採取「戰術去政治化」策略，拍攝私人小品以求存活。
內部審查員棄暗投明，憂鬱症恐觸碰社會傳染紅線
在這群聚集河南靈寶的年輕學子中，24歲的徐帥（Xu Shuai，音譯）去年毅然辭去北京一家劇院的穩定工作，主因正是無法再忍受中共體制內那套毫無底線的文藝審查。他原本的職責正是充當當局的「內部審查工具」，負責評估何種內容能搬上舞台。徐帥向《衛報》坦言，這份工作全憑猜測，為了保住飯碗，每天都要親手扼殺無數創意與靈魂。在中共高度神經質的審查下，禁區包括性、自殺、任何對政府的批評，甚至帶有日本元素的內容。他無奈控訴：「我每天都在殺死新的創意與靈魂。」
逃離這個閹割創意的體制機器後，徐帥如今拿起鏡頭，聚焦自己最關切的生命課題——抑鬱症。他相信，在壓抑的威權社會中，真實記錄同齡人的心理困境，能讓銀幕上的患者不再感到孤單。然而，即使是這種聚焦個體精神的非政治題材，在中共眼中仍是危險禁區。徐帥擔憂表示：「我其實根本不知道在中共國到底能不能公開討論憂鬱症。」因為官方極度恐懼此類描寫一旦傳播，將引發年輕世代對現實不滿的集體共振，甚至造成「社會性傳染」。儘管如此，徐帥仍堅定要打破禁忌。在工作坊與同行共處的時光，讓他重拾創作信心，擺脫過去自認拍的是「狗屎」的悲觀心態。
儘管年輕創作者靠低成本數位設備與手機勉強維持創作衝動，但導師與業界人士並不樂觀。北京獨立電影製作人郭曉東指出，中共目前對短片相對寬容，純粹因為短片體量小、傳播範圍有限，難以形成廣泛社會衝擊。而在安靜角落，南鑫對《衛報》記者給出冰冷預警：「這些孩子現在只拍幾分鐘短片，體量太小，所以還不會有政治麻煩。但一旦他們跨出去拍真正意義上的劇情長片，中共那套密不透風、摧毀人性的審查制度，將瞬間成為他們的終極惡夢。」中共透過黑箱「龍標」與跨國執法，意圖徹底掐滅自由思想的種子。若無法獲得西方自由世界的強力支持，中國青年創作者將永遠困在北京打造的窒息枷鎖之中。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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