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丽君编译报导）2026年3月，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法律——《民族团结法》。虽然官方宣称该法旨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国家整体发展；然而但国际观察家与人权组织普遍认为，该法律可能进一步削弱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及自治方面的权利，是近年北京加强同化政策的重要制度化一步。
法律通过与官方目的
中国人口约十四亿，其中汉族占绝大多数。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共有55个，总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8.9%。大陆宪法规定，各民族享有使用与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承诺在民族自治地区给予政策弹性，包括在经济发展与文化政策方面的自主空间。
不过，多名研究中国民族政策的学者指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这些权利往往受到中央政策限制，而新通过的《民族团结法》可能进一步改变原有制度平衡。
教育领域的强制转型：母语空间的萎缩
新法第15条明确规定，普通话（Mandarin）必须作为幼儿园至高中的主要教学语言。这项条文被视为将近年来在内蒙古、西藏及新疆推行的语言政策正式法律化。
教学语言的全面转向
过去，在内蒙古等民族自治区，学生可以用母语学习大部分课程，然而自2020年起，蒙古语教材被汉语教材取代，引发了大规模抗议。
语言权力的边缘化
在新法律框架下，少数民族语言不再被允许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在部分地区的学生每天仅剩一小时的母语课，且性质等同于“外语课程”。一旦教育体系全面转向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在公共生活中的使用空间将进一步缩小。
推动“互嵌式社会”：人口与空间的融合政策
除了教育政策外，《民族团结法》还提出推动“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这意味著政府将鼓励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城市与农村地区的交错居住。
马里兰大学教授周明朗（Minglang Zhou）指出，这种“互嵌式”的背后意图是在于打破少数民族高度聚居的传统社区结构。透过人口迁徙与居住模式的重组，政府试图消弭各民族独有的文化边界，并强化整体的国家认同。
法律震慑效力的扩张：域外追诉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民族团结法》展现了与2020年《香港国安法》相似的域外适用特征。部分法律条文为中国政府提供法律依据，可针对在境外被认定为“损害民族团结”的组织或个人采取法律行动。
跨境刑事处罚
该法律为追究海外相关活动提供了法律框架，理论上可能适用于境外组织、活动人士或言论。
法律威慑效果
这一条款在国际社会引发对跨境执法与言论自由的关切。此前，香港政府曾对海外活动人士发布通缉令，新法律也赋予了当局针对海外少数民族运动或批评言论进行追诉的权力。
少数民族权利面临新的争议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与学界专家对此表示强烈质疑。王松莲（Maya Wang）—— 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亚洲区副主任指出，些政策措施可能并非单纯追求经济与社会融合，而是在实际上对少数民族施加更强的同化压力。
哈佛大学学者热依汗·阿萨特（Rayhan Asat）的家属案例最能说明这种法律在实务中的影响。她的弟弟艾克拜尔（Ekpar Asat）曾是一名成功的维吾尔族企业家，但在2016年访美回国后被捕，并以“煽动民族歧视”等罪名被判刑15年。这类案例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民族政策在司法层面的具体体现。
身份与政治风险
批评者指出，许多人并非因具体犯罪行为入狱，而是因其民族精英身分、公共影响力或与海外交流有关。
文化延续的忧虑
阿萨特担忧，在高度严格的法律与政治环境下，年轻一代维吾尔人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去维持与传承自身的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
结语：官方与民间观点的分歧
尽管来自新疆的官员在人大会议上强调，该法是为了维持“各民族团结良好”的局面，并带来经济发展；但从法律结构来看，这显然是国家加强管控、追求大一统认同的具体手段。
与此同时，学界与人权组织则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民族团结法》可能并非主要用于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而是进一步强化国家对民族事务的管理与控制，并可能缩小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与自治方面的空间。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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