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撣封塵：中共至死不會公開的絕密黨史
【人民報消息】筆者曾在《共產黨爺、子、孫三代「家譜」》一文中，通過對共產黨來龍去脈的追溯，釐清了共產黨與撒旦教和光照幫的淵源關係，揭示出共產黨「魔鬼世家」真相——
如果按照從上到下的輩份排序，撒旦教是共產黨的「親爺爺」，光照幫是共產黨的「親爹爹」，蘇共是中共的「親大哥」，而魔鬼撒旦是它們共同的崇拜和邪靈主宰。「魔鬼撒旦→撒旦教→光照幫→蘇共•中共」一脈相承，一魔到底。
如果說，前文已經超越時空，在血緣基因層面上把中共的魔鬼身世起了底，那麼，本文將從中共百年假、惡、暴歷史中，拎出中共自己私下都羞於啟齒，更至死都無臉面解密公諸於世的三件事略作呈現，從現實層面上，進一步揭示中共的邪惡本質。
中共一大「南湖紅船」實為賣春花船
在今年中共建黨日（7月1日）來臨之際，雖然當局大張旗鼓宣傳104年前在「南湖紅船」上召開的中共「一大」會議，但卻對「南湖紅船」的底細諱莫如深：那艘船是為客商提供性服務的「花船」。這一論斷，有相關文獻為證——
據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嘉區匯覽》刊文記載：
船娘者，以南湖擺渡為生計，農曆六月二十四荷花誕日與七月初七之七夕拍曲最為熱鬧。許家村「不重生男重生女」，女則操槳擺渡，徘徊宣公橋獅子匯，周旋鴛湖三塔落帆亭。
舊時，南湖最大特色是美豔船娘，搖船打槳、烹餚唱曲，多由妙齡少女充當。點竹篙、駕小舟，輕把櫓、哼禾謠。正如方志遠書法云：「出東廓門半里之遙，春水綠波，處處美人畫舫。」
南湖絲網船搖船婦，一般由老嫗與年輕美貌姑娘分工，統稱船娘。許多網船婦從外地購入小女孩，相依為命稱姆媽（實為老鴇）；平時以擺渡或導遊為生計，以漁家女風姿招徠遊客。中艙設草蓆與棉被枕頭，任由少女陪客品茗聊天或嬉戲玩耍，老嫗不問不聞。
船娘大多以不賣身為主，偶有不規亦生活所迫；如有中意者，均多給些船資或小費藉以「熱絡」。許氏船娘出嫁尚「紅顏伴白髮」。有的船娘迫於生計，煙花粉脂，淪落風塵。
另據「嘉興故事」網站，嘉興南湖的遊船及船娘聞名於滬上。上海《申報》1937年刊文介紹：「嘉興南湖的船娘向來是給一般騷人墨客所歌頌讚賞的，於是豔聲所播，遐邇鹹聞，凡來游嘉興者，無不欲盡一睹南湖船娘之丰采……（船娘）在二十歲左右的較多數……正是伊們的黃金時代，所以這幾天的南湖裡，那些年青的船娘又開始活躍了。只要人們走近南湖之濱，那麼就會有許多嬌滴滴的聲音追隨在人們的背後，殷勤地兜攬著生意，「客人，遊南湖去伐？」「坐船伐？」……
據移居海外的民運元老朱虞夫回憶說，他在1980年代聽到過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的親口講述。王會悟在「一大」籌備階段，按照李達的安排負責選擇會議地點及安全保障。
據央視新聞網《王會悟：保衛「一大」召開，紅船上的放哨人》一文，王會悟以北大師生旅行團的名義，安排13名代表住在上海的博文女校，開會地點選在李漢俊哥哥李書城租住的房子內。但會議進行到最後一天（8月3日），一名陌生男子闖進來遇阻，隨後離去。緊張不安的代表們在王會悟提議下，轉移到嘉興南湖，租了一條船，也就是那艘「南湖紅船」。
據朱虞夫回憶，王會悟說上海的會場暴露後，代表們急於找到安全之地。王會悟是嘉興烏鎮人，她在嘉興讀過書，對當地較熟。「突然想起黃曆6月末是『荷花娘娘生日』，各地客商都會去南湖玩，湖上的『花船』提供性服務，在那裡不會引人注意。」他說，王會悟於是去租了一條船，就是後來所說的「紅船」。
朱虞夫說，那其實就是賣淫的船，「它是『一船一鳳』，就是上面一個女人接待外地客商，南湖在黃曆6月間很是熱鬧」。在嘉興，過去的習俗仍有跡可尋。每到民間為「荷花娘娘」慶生時，扮作「荷花娘娘」的女孩常被男人抓傷皮膚。
綜上所述，所謂「南湖紅船」（花船），實際基本上就是陸地上的窯子；而所謂船娘，其實略同於窯姐兒。
因此，當我們說中共的誕生與世界上最污穢之地相勾連時，您是搖頭還是點頭呢？
也因此，當我們對為何中共官場「男官上位就思淫，女官思淫就上位」感到大惑不解的時候，是不是就此也找到了某種答案呢？
鴉片煙曾是中共的「衣食父母」
前文說過：撒旦教是共產黨的「親爺爺」，光照幫是共產黨的「親爹爹」，蘇共是中共的「親大哥」。然而，「親爺爺」「親爹爹」管生不管養，只遺留給中共一堆歪理邪說，並沒有給中共留下任何活命的祖產；只有「大哥哥」蘇共最初給過小兄弟一些零花錢。後來呢，中共又靠著吸國民政府的奶水過日子。再後來，吃奶的日子終於因為被斷奶而過不下去了，為了活命怎麼辦？中共開始種鴉片。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斯大林為了牽制日本，利用西安事變力促中共與國民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中共軍隊被收編入國民革命軍，由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統一指揮。
自抗戰初期到1941年初，蔣中正持續給中共發放軍餉、槍支彈藥、軍需物質等，中共的盤踞地——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略有結餘，如：1938年餘10.3萬元（法幣），1939年餘8.4萬元。1940年撥款加外援佔財政收入的74.7%。
中共名義上歸順蔣中正，而事實上並不服從指揮，不忘顛覆中華民國之初心，借抗日之名行擴張之實；甚至勾結侵華日軍，不打日軍打國軍。1941年「皖南事變」後，蔣中正認定新四軍是「叛軍」，從1941年1月起，停止給中共發放軍餉。被斷奶後是中共，從1941年起，陝甘寧邊區財政陷入極端困境，當年虧空567.2萬餘元。
為了解決財政危機，1941年2月，毛澤東召見陝甘寧邊區財政部長南漢宸。毛說，擺在面前的路有三條：一是想法子弄錢，二是散夥，三是餓死。大家肯定都不想散夥，不願餓死，就只有走第一條路了。怎麼弄錢呢？最快捷的辦法，就是經營「特貨」（暗語「鴉片」）了。
據《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披露，按延安市主要物品價格比較，1942年12月小米1鬥為陝甘寧邊幣125元，特貨（鴉片）一兩則1400元。以此換算，特貨一兩值小米11.2斗，特貨一斤值小米5376斤。按當時糧食供給「標準每人每天吃糧一斤四兩，隻軍隊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兩」計，僅1000斤特貨即可解決一支萬人軍隊一年的口糧問題。
毛澤東拍板兒後，南漢宸立即著手實施一條比綁票更快的生財之道。一方面自種鴉片，另一方面統購統銷，並迅見成效。史料數據顯示：1942年，陝甘寧邊區財政收支盈餘10873萬元，其中特貨收入就佔40%，邊區財政靠特貨扭虧為盈。特貨不但解決了1942年的財政收入，結餘部分還支持了1943年春季的財政支出。
另據《財經史料》記載，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個半月，買了9260.5斤，平均每月約3000斤。1942年，買了3.12萬斤。1943年，買了3.6萬斤；1944年的銷量更多，約6萬斤。這些鴉片換來了陝甘寧邊區衣、食、住、行、用等各種物質。
南漢宸用「特貨」解了中共財政之圍，得到毛的特別賞識。有一次，毛的妻子江青見到南漢宸夫人王友蘭，拍著她的肩膀，豎起大拇指說，毛誇獎南漢宸幹的漂亮。
據台灣歷史學者陳永發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一書中說：1942年，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開始大量種植鴉片。晉綏邊區有河曲、保德、偏關、神池、寧武、五寨、平魯、朔縣、岢嵐等九地栽種鴉片。陝北分布更廣，「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國民政府地區外都有種植」。
1943年初，中共為統一陝甘寧、晉綏兩邊區的財經領導，成立西北財經辦事處，由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領導。從1943年起，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支出，主要依靠晉綏邊區支援。
據《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披露：特貨在晉綏邊區對外貿易中占有「絕對地位」。1943年起，「特貨七八年來成為西北支持財政，穩定金融，周轉貿易之槓桿」，「解決了財政經費的百分之七十上下」。
「花藍的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唱一唱。來到了南泥灣，南泥灣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來好風光，好地方來好風光，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
許多中國人都很熟悉郭蘭英演唱的這首《南泥灣》，它以動人的旋律歌頌中共自稱的「延安大生產運動」，曾在長達半個世紀裡，唱徹中國大陸。然而，善良的中國民眾卻很難想像得到，那花籃裡飄出來的，竟是罌粟花的香味。
1944年，曾擔任過毛澤東警衛的張思德，參加「大生產運動」，在安塞縣燒木炭，9月5日，因窯洞塌方而被砸死。
張思德死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為他舉辦追悼會，毛親自出席並講話。毛稱讚張思德是「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比泰山還要重」。這篇講話後來被冠以《為人民服務》的標題，在中國大陸廣傳。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張耀傑，以親自到南泥灣考察的經歷證實說：「據當地政府官員講，南泥灣本來是延安地區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359旅用極其野蠻落後的方式砍伐燒荒後，種植了大片的鴉片，《為人民服務》中的張思德，就是在燒製煙土的過程中被活埋在窯洞裡面的。」
1840年的鴉片戰爭，銘刻著中國人恥辱的記憶。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之初，即開始立法禁絕鴉片。然而，在1940年代初，國難當頭、國軍將士在抗日前線浴血奮戰之時，中共竟然冒中華民族之大不韙，不僅大量種植鴉片，燒製鴉片，而且源源不斷銷往國統區。中共此逆天之惡行，直接產生了如下五大效應：
1. 嚴重腐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黨政軍官員；
2.敗壞了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士氣；
3.禍亂了國統區正常的經濟、社會秩序；
4.中共從國統區換來了大筆資金和物質，渡過財政危機；
5.為中共在抗戰勝利後顛覆中華民國儲備物質。
因此，有人說「沒有鴉片就沒有共產黨」；也有人說「靠鴉片過日子的中共就是鴉片的化身。」這說得簡直太地道了。
中共的同志「臺灣共產黨」是「台獨」的始作俑者
「對於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我們決不容忍、決不姑息、決不手軟，謀『獨』挑釁越變本加厲，我們的反制懲戒措施就會更加堅決有力。」這段話，引自中共喉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長期以來，中共一直以這樣的腔調，高喊著兩岸統一，搶佔民族大義的道德制高點，儼然扮演了愛國者的角色。殊不知，台獨的始作俑者，正是與中共同屬魔鬼世家的一個分支機構——「臺灣共產黨」。
按照中共官方的敘事：「台獨」最早起源於二戰以後，以1946年創辦「臺灣雜誌」、1947年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為標誌性事件；以廖文毅為代表人物。但實際上，台獨在1920年末就已悄然登「台」亮相了。這樁歷史公案還得從頭說起。
前文說過，光照幫是共產黨的「親爹爹」。光照幫有「七大政治綱領」，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正是脫胎於這「七大政治綱領」。而七大綱領之一，就是「消滅國家」建立「大同世界」。因此，共產黨一開始就是一個國際性的顛覆各國政權的恐怖組織，其在世界各國都設有秘密分支機構。
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產黨於成立，同年12月正式加入第三共產國際；1927年，第三國際決定，在日本共產黨指導下成立台灣共產黨，因為當時台灣屬日本殖民地，依據第三國際「一國一黨」原則，台共受日共領導，台共的正式名稱是「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
1928年4月15日，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一照相館樓上正式成立，建黨大會上通過了林木順執筆的「政治大綱」，大綱的重心在於提出了「台灣民族」、「臺灣革命」的概念，並將其總結歸納為：台共領導的革命運動，終極目標就在於追求「台灣獨立」；由此遂奠定台共「台灣民族」、「臺灣革命」、「台灣獨立」的三大主張。在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追求台灣解放的政治史上，檯共是惟一提出主張「台灣獨立」口號的政黨。
樹有根，水有源。「台灣獨立」這個由台灣共產黨提出的口號，在共產黨的理念中是能找到淵源的。
按照正統的共產主義理論，共產黨的終極革命目標是消滅國家實現「世界大同」。很顯然，共產主義革命不可能在世界各國同時完成，而只能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搞定。也就是說，民族共產主義是世界共產主義的前提和路徑。這正是「台灣獨立」綱領的政治背景和思想根源。
一戰以後，在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民族自決」成為當時勢不可當的大趨勢。列寧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有「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的理論構想；後來列寧更明確地提出：「為了動搖帝國主義的根本，必須催生殖民地革命，同時完成階級和民族的雙重革命。」這樣，「民族自決」的實現，就成為了共產黨的革命目標之一。
列寧在思想體系上仍然承續著馬克思的國際主義原教旨，由此才形成「殖民地革命」的理念，希冀全世界所有受壓迫的人民分頭揭桿而起，各自追求獨立，令帝國主義顧此失彼，以減輕共產主義孤島蘇俄的壓力，促進共產主義革命在全球的最後勝利。
列寧的構想就是「最高提示」，也成為當時共產國際的基本路線。1927年，日共接受第三國際的「1927綱領」，表示支持「殖民地完全獨立」的主張，上述林木順執筆的台共「政治大綱」,就是以日共領導人渡邊政之輔等人的草擬稿為藍本的。
1928年10月，中共欲在台灣發展勢力，令台灣籍黨員返台，建立「中國共產黨臺灣支部」。1931年，台共以翁澤生為首服從中共領導的一派取得台共領導權，服從共產國際和日共的謝雪紅被開除出黨。此後，台共新中央通過激進政治綱領，提出進行同時反帝反資的全面性「社會革命」，否定了原有單純的「殖民地革命」。然而，這個與中共走到一起的新台共中央，卻從未否定過「台灣民族」、「台灣獨立」的原有主張。
事實上，在1928至1943年之間，中共也仍遵守第三國際的路線，從未對「台灣民族」的獨立問題有過任何異議。台共勢孤力單，不過曇花一現，但無論1920年台共的台獨與後來的台灣當局的台獨是否有直接的源流關係，台共畢竟是台獨的始作俑者。
由此可見，所謂「台獨」，其始作俑者竟是中共自己的同志！不過它當時叫「臺灣共產黨」。這個名稱，在國、共雙方長期使用的政治辭典中，現在幾乎已經完全遺忘了。
然而，國、共兩黨對這段歷史公案的遺忘原因是不一樣的：國民黨可能是真遺忘，而中共卻是「選擇性遺忘」。
結語
眾所周知，「偉、光、正」是中共給自己貼在腦門兒上的標籤。本文所呈現的三個歷史實例，徹底撕下了其「偉、光、正」欺世盜名，還原了中共「偽、胱、症」的原型。
來源：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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