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播客《新移民》，我是王允。 【旁白】郭彩红今年50岁，因残疾行动不便；她和儿子王晨旭、以及有智障的女儿正暂居德国海德堡的难民营。此时离他们2024年3月进入欧洲已近一年，但他们走线的痛苦历程尚未结束。 记者：当时你们为什么会到德国呢？ 郭彩红：因为在那个克罗埃西亚难民营我的身体还有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所以我就来到德国。 记者：那现在目前德国对你们是一个什么态度？ 郭彩红：现在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听证，现在正在递交材料中，结果还没有出来。 【旁白】在进入德国前，郭彩虹一家曾在克罗埃西亚、荷兰等国多次停留，这对她们十分艰难。但即使如此，郭彩虹依然说，她义无反顾。 三聚氰胺奶粉的受害者 记者：首先你们为什么想到要离开中国？ 郭彩红：这个是因为那个三鹿奶粉，因为我女儿从小吃那个三鹿奶粉，她得了肾结石，政府出台的赔偿方案我不同意，然后就进行了维权，遭到政府的一系列打压。 【旁白】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是2000年代末期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受害者众，其影响也延续多年。2008年9月，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确认含有三聚氰胺的三鹿等品牌奶粉导致大量婴幼儿肾结石病例。 记者：2008年9月份政府承认了三聚氰胺的这个问题，然后给你女儿的赔偿方案是什么？ 郭彩红：当时没有出赔偿方案，他只是公布了免费治疗。 记者：所以后来通过免费治疗，治愈了吗？ 郭彩红：没有治愈。政府公布的是免费治疗，但是下面的医院就是不执行这个政策，所以我们又去河南省卫生厅去上访。上访完了之后，那个医院才开始免费。然后政府又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属地治疗，不让我们在那儿住院。 记者：这之后你们又做了什么？ 郭彩红：大概在2008年12月份，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结石宝宝维权团体，就是结石宝宝之家，我开始（参与）集体维权。我参与集体维权之后，就接触了公盟。公盟是以集体诉讼的形式去法院。但是政府就是一直在分化这个（群体），不让进行集体诉讼。 【旁白】公盟全称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是新公民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许志永等人于2003年创建的，以维护公共利益、监督国家权力为主旨的民间机构。 记者：公盟给你们代理，这个诉讼发起了吗？ 郭彩红：发起了，公盟一直从石家庄新华区中级法院，一次次递交这个起诉书，但是这个法院都不立案。或者说是立了几个案也不开庭。 【旁白】2010年，结石宝宝家长代表赵连海因为维权活动被中国政府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半。或许是因为看不到希望，结石宝宝维权群体的活动逐渐淡化。而郭彩红很快发现女儿出了新的问题。 郭彩红：她两岁多的时候，我就发现她的行为异常，就是特别多动。在五岁的时候，我女儿的癫痫症状发作。 记者：那么你认为这就是由于三聚氰胺导致的是吗？ 郭彩红：对，因为之前的动物试验明确地说它（三聚氰胺）有神经方面的毒害。 王晨旭：我可以帮她补充一下，我是16年上大学的，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学会了查论文，我就帮我母亲查这个东西。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科学文献，大多是外国的，比如说伊朗的一些医学院，当时就已经能很清楚地解释三聚氰胺为什么能够带来神经毒性。 想把女儿带出国 【旁白】更可怕的随之而来，2018年，三聚氰胺事件十周年之际，郭彩红的女儿被确诊为智力障碍。 郭彩红：其实当时在女儿确诊的那一刻，我就想把她带出来。但是这五年，为什么到现在才出来？因为我在国内把我所遭遇的一切写成了一本书。 记者：你说你那个时候就想把女儿带出来。你能说一下是怎么想的？你们当时为什么想到出国呢？ 郭彩红：因为我女儿，我觉得我女儿在国内不知道会受什么样的伤害。从个人层面上来说，我是想给女儿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从整体上来说，是我想发表这本书。另一方面，我想揭露三聚氰胺的长期危害性。因为当时家长只是担心这个事情（长期危害），结果这个长期危害全部发生在我女儿身上。 记者：你为什么认为出国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呢？ 郭彩红：因为我看到西方社会比较有法律、有保障、有人权，我在中国得不到，我女儿和我都得不到这个东西，所以我想把女儿给带出来。 记者：但是你们当时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你怎么认为你可以出国呢？ 郭彩红：嗯，我当时想把房子卖了。我不是有房子嘛，我想把房子卖了，带著女儿出国。 记者：你是2024年3月出来之前书已经写好了。为什么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想出国？ 郭彩红：刘成昆事件——前财经记者刘成昆写了《出乌兰记》，被伊利奶粉公司指控影射他们，然后被判刑；还有一个是谭秦东医生，他写了几篇关于鸿茅药酒的科普文章，结果被鸿茅药酒跨省抓捕。这两个事件让我非常恐惧。所以，一写完我马上就出来了。 记者：你怎么和家人讨论这个出国的事情？你儿子已经成人了，他已经工作了，是吧？然后你丈夫又是怎么看待你这个决定的？ 郭彩红：我丈夫在我写完之后，我告诉他我要出来，他是非常支持的。他觉得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所有的孩子，是比较有意义的。 自信的母亲 记者：那你儿子呢？ 郭彩红：当时我没跟他说太多。当时他在纽西兰，我就让他回来帮我，因为我自己也走不了，所以我让他回来帮我。他回来才知道这个事情。 【旁白】郭彩红决定要出国的时候，她的儿子王晨旭正在纽西兰打工。他母亲出国的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记者：当你听到她还有出国的计划时，你的想法是什么？ 王晨旭：因为我母亲自己对这个计划非常自信。只是她觉得自己的行动能力可能不能完成这个计划，除此之外，她认为这个计划是完美的，也没有什么别的风险。因为我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我的英语水平，包括使用各种西方常用的软体，都非常熟悉。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障碍，也没有什么挑战。我就说「好，那我就带你们出来」。 记者：但是你母亲制定的这个计划是经过香港，然后飞到波黑。毕竟你母亲是残疾人，你妹妹也不方便，这个时候你自己是怎么考虑这个风险问题的？ 郭彩红：因为我很清楚我们来这里就是申请政治避难的嘛，然后我就想的是，从中国到香港到波黑是坐飞机嘛，这是没有什么风险的，然后到了波黑之后，其实我觉得个人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包括住宿啊，包括交通方案我都已经查询好了。就是把它当成一次旅行。 【旁白】2024年3月，郭彩红和儿子、女儿抵达波黑。他们的目的地是荷兰，因为郭彩红说她想去那里的海牙国际法庭寻求司法公正。但他们很快发现，去荷兰的行程，远远不是他们想像中的旅行。他们在克罗埃西亚就被警察抓捕了两次，被迫在当地申请了国际保护。 记者：这个时候你们申请了国际保护，这个申请顺利吗？ 王晨旭：我们用英语交流，交流起来是非常有障碍的，最后他就非常简单暴力地给我讲，我们要么马上把你遣返走，要么你就在这里进行国际保护。就这样申请了这个保护。类似于是被迫的。 记者：这个时候你们就想到了要前往荷兰？ 王晨旭：对，我们一直的目标就是荷兰。因为没有护照，只能通过步行的方式，没有签证。 误入野猪林 记者：那从克罗埃西亚，你们后面又去了哪几个国家？ 王晨旭：就是经过斯洛维尼亚、义大利。 记者：这个过程容易吗？还是很艰辛？ 王晨旭：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嘛，那个地方就是群山连绵的，还是非常艰辛的。 记者：你能描述一下吗？你怎么推著你母亲走？因为有时候可能有山路，还是都是沿著公路在走？ 王晨旭：不会走公路的，因为山区里面那些公路都是高速公路，我们就走的是山路。山路走得非常非常慢，有一段山路五公里，我们就走了五个小时。因为那山路的话，只是小碎石子的话还可以，我就把轮椅反过来推，就是拖著她，这样她不会跌倒，你明白吧？就等于拉著这个轮椅，反著拉。如果坡度非常大的话，我就会背著我母亲走，或者是我扶著她慢慢走。 郭彩红：有一段森林完全是没有人的，人迹罕至的森林；还误入了野猪林，差点碰到野猪，都听到它的叫声了，所以当时都是非常恐惧的。当天晚上我们又住在那个森林的边缘。 记者：那这个时候你女儿是怎么一个表现？ 郭彩红：我女儿她也非常恐惧。他们两个，我看著他们两个睡，我就没有睡觉。我就一直坐在那里，我就是觉得自己像一只老鹰似的在保护著我的孩子。 【旁白】通过陆路，郭彩红一行三人于4月抵达了荷兰，但他们这才发现，国际难民的申请受欧盟《都柏林公约》（Dublin Convention）的限制，屡次向荷兰法院申请都没有得到宽限，并于年底被荷兰政府强制送上飞机，返回了克罗埃西亚。而在那里的难民营，他们又经历了一次生死的考验。 郭彩红：楼里的卫生太差，本来我是在那儿打算申请的，但是结果第二天、第三天，我儿子跟女儿身上被虫咬了，屋里臭虫，还有蟑螂。我儿子被咬后就有过敏反应，马上起包，就是起水泡。我们晚上就不敢睡觉。......​​哎呀，我都想自杀，但是就是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我是带著女儿自杀呢，还是不带女儿自杀呢？ 没有回头路 记者：这个时候你们在克罗埃西亚处境这么糟糕，那你怎么看你母亲的这个移民决定？你有跟你母亲讨论过这个事情吗？ 王晨旭：我肯定对她这个比较冲动，或者说是在恐惧的驱使下的这个行为，是有点不开心的。但是家庭也没有不合，因为生活中还是需要我去照顾她们两个。 【旁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郭彩红母子三人又被迫离开了克罗埃西亚，抵达了德国。 记者：就你目前的状况来讲，你会后悔当初要出来的决定吗？ 郭彩红：我不后悔。因为我走的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但是我是放弃不了我身上那种责任。在欧洲国家，虽然是困难一点，但是最起码安全是没问题的，没有恐惧。△（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