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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70後：我爲女兒移民 但移民轉變了我的價值觀
王允
2024年11月6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新移民播客
【開場白】各位好，這裏是播客《新移民》，我是王允。今天要講述的是黃女士的移民故事。
黃女士：我每天早上站在樓上，看著那個黑呼呼的天空，然後看著我樓下的這個街道上都是戴著口罩的孩子和家長，還有我的孩子，一個小小的身影走到馬路對面的學校的時候，我覺得心情都挺壓抑的。
【旁白】黃女士一家2016年移民美國。她說，當初決定移民的原因是爲了她的女兒。
黃女士：就是那時候有看到一些網上的文章，也是涉及到中國的地下水污染，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就是我孩子的這個生活環境是不安全的，然後不健康，我覺得他的環境不應該是這樣的。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說，我一定要給她換一個環境。
【旁白】因爲對居住地不滿，黃女士便想到去移民，並且順利實現了移民。這在2010年代似乎也是時代的紅利。而黃女士一家的經歷也是她那個年代趕上時代潮流的人羣的一種縮影。
黃女士：好像我們70年代的這一代人，我們還是比較幸運的，就是前面的幾十年的這種運動我們沒有趕上。然後，現在中國的這種因爲體制的限制，它經濟發展到頭了，經濟在往下衰落，我們也沒有趕上。所以，應該說在那一個有限的窗口期裏，我們這一代人挺幸運的。我們是天津的，我們在天津上的好的中學，然後又上了好的大學，我們畢了業之後呢，可以做一個自己的生意，我們到了外資企業，歐美企業。所以，我們應該是賺到了我們人生的那桶金吧。所以，做移民也是挺自然而然的，我總感覺好像就是水滿了就可以溢出來了，因爲那個桶它不適合裝你和你的孩子，所以我們就出來了。
記者：所以你們主要是爲了孩子。當時，你孩子是小學讀幾年級？
黃女士：我們移民的那一年，孩子是讀五年級。
記者：環境污染是大家都面臨的問題，你爲什麼想到了移民，你當時爲什麼沒想過去南方，比如說深圳這種地方，它的環境也挺不錯的，那爲什麼就想到一定要移民呢？
黃女士：當時呢，我是在歐洲企業在中國的分公司，我們主要生產各種各樣的運動用品，休閒運動用品。這個公司主要在中國是搞代工的。我們也曾經檢測過一些工廠，他們的毛巾看著非常潔白，非常顏色鮮亮，但是檢測過了之後，你會發現它的那個染料使用不規範，是有些危險在裏邊的，不合格。所以我說我不想在這兒呆，我就想給她換一個正常的環境，我覺得正常的孩子的生活環境不應該是這樣，那究竟哪兒是對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走出去。
記者：那爲什麼想來美國呢？
黃女士：冥冥之中吧，我一直對美國還是有憧憬！
【旁白】在整個2010年代，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數量都處於高峯。根據美國EB-5投資移民行業協會的數據，2016年，中國大陸居民向美國遞交投資移民申請（EB5）的申請率以及通過率在所有申請國家中佔比均超過80%，高居榜首。黃女士一家正是這80%中的一例。
記者：那這個過程順利嗎？我們知道，其實投資移民也存在一些風險的，當然也算一個比較有效、比較快速的通道吧。
黃女士：我逐漸在尋求信仰，所以我有的時候喜歡說感謝神。我覺得在這個移民的這條路上，我們走的還是挺幸運的。我們找到的是一個比較大型的移民機構。我們的這個案件就一直非常的順利。
記者：你們全家的這個投資移民總共花了多少錢，然後你們總共前後花多少時間？
黃女士：我們應該總共花了50萬的投資移民款，我們是向中介交服務費，還有一些律師費等等的，加在一起，因爲這些財物是我老公經手的，然後要我說的話，大約再增加十萬美金吧，也就是60萬美金。
記者：大概是2010年那段時間，我們知道有一大批的人移民，通過EB5，我在這邊也看到一些這樣的移民機構在做。除了你前面提到的，是因爲你個人對孩子的生存環境的擔憂，有沒有受到這股移民潮的影響？比如說受到你周圍的同事或朋友，就是你那個圈層的人的影響？
黃女士：更多的是我先生在職期間，他到北京讀那個EMBA，就是去那個學院接受高等教育，就是在那個圈子裏，他的朋友們就是考慮移民的和辦理移民的非常多，然後美國的這個機會也是在那個圈子裏出現的。我們就是很快的就抓住了它。然後我先生，當他把這事告訴我的時候，我可以說在幾分鐘之內，我迅速地就說，我要去，因爲我這個人的性格可能是這種，不喜歡拖泥帶水，我只要能說服我自己的話，我就沒什麼好猶豫的。所以，我當時的直覺就是馬上做了這個決定，所以沒有猶豫。我在當時和到現在都始終相信我的這個決定，對我家，特別是我家的下一代，必須是有利的，一定是有利的。
記者：但是，畢竟你們從一個很熟悉的地方、很舒服的地方，要遷居到外國，這個時候你們內心就沒有猶豫和掙扎嗎？
黃女士：真正說產生了一些猶豫的時候，是在我真正拿到了美國移民局批准的移民紙的時候，涉及到我什麼時候可以帶我的小孩去美國登陸、正式生活，那個時候我覺得大約有一個月左右的掙扎吧。我有印象，當時我在這一個月期間，內心是非常掙扎的，因爲我們每個人我覺得可能都希望在自己的安逸區裏，然後面對挑戰的時候，多多少少都會退縮的。
記者：能否介紹一下，你當時在天津這樣一個優渥的生活條件讓你有點猶豫的具體細節？
黃女士：我和我先生，我們都是在天津的名校畢業的，畢了業之後，我們就投入到外資進入中國的這個大潮裏。所以，從我95年畢業，然後一直到我2016年從中國離開，我的從業生涯始終在歐美的外企裏，而且那些年外資在中國的經營是挺好的，政策也好，然後市場的競爭也沒有那麼激烈，所以除掉薪資之外，給我們的bonus獎金，或者說各種福利吧，都是非常好。
記者：那您先生呢？
黃女士：他跟我挺相像的，當然他比我的職位，還有薪酬就高得多得多。
記者：你是否方便說一下，當時你們夫妻兩個年薪能達到多少？
黃女士：我想想啊，我當時的年薪應該大約在40萬人民幣左右，然後我先生比我高得多，他應該是100萬以上。
記者：然後，你們有幾套房子呢？
黃女士：房子也不少。民用的住房我們有投資，應該是有四套以上吧。然後，我們還投資了商用的寫字樓裡面的辦公房，我們也有兩套。
記者：你們覺得那個時候移民是不是恰倒好處？是不是最適合移民的時候？
黃女士：我當時的考慮，初心是非常簡單的，就是從我的女兒的角度，就是她最適合來到美國，能夠最好地適應美國的語言等等的年齡，我知道她五年級的這個時間是挺好的。那就我自己和老公來說，事實上真的並不是離開中國最好的時間，雖然我知道2008年奧運會之後，中國政府搞大型的投資，然後拉動了很多所謂的不是很必要的、產能過度的產業，中國的經濟好像從2008年之後就開始更加的有隱患。但在2006年的時候，對我們兩個人供職的外企和我們所在的那個產業、行業來說，我只看到了更多的來自於國內的競爭，這個是真的，但是呢，它整個的獲利空間，還有它的這種發展的勢頭還是正常的。
記者：當時你們除了對這個環境，尤其是女兒所感受的生活環境不太滿意之外，對中國社會整體的感覺還好嗎？就是中國還是一個很好的社會和國家嗎？
黃女士：因爲常年在中國，就是國內受到的那些教育，全部都看到的是「偉大、光榮、正確」，這些教育都是大好的河山，都是英明的領導。在學校裏呢，老師也都是權威。當時的那種教育和社會資訊的情況下，事實上我是沒有特別多地去獲取一些和主流聲音不一樣的信息。但是偶爾看到的時候，我會看一些，比方說像北京的地下水污染的情況也挺觸目驚心的。當時有一些新聞報導，因爲我記得那時候在中國還是有一些調查記者，那時候社會的能見度還比現在要高一些。我當時最基本的判斷是這個環境是不對的，就是一個國家，國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特別是我們下一代，因爲民族的未來就是下一代，我們的後代都生活在一個充滿危險和有毒、有人在加害的這種環境中，我不知道這個社會出了什麼問題，但是我知道這個社會病了。
【旁白】選擇移民，也就選擇了一種新的生活。黃女士一家在經過短暫的糾結後，也開始了對這種新生活的適應。
記者：然後到了美國，當時有沒有想過你們到美國之後，經濟上如何立足呢？
黃女士：當時的想法是說，我可能會在最早的幾年，先幫助我的女兒去適應社會，然後適應學校的學習。然後呢，如果我能夠再慢慢脫離出來，並且我家有這種經濟方面的需要的時候，我就可以在時間上看一看有沒有就職的機會。所以，當時就是這種情況。最後的情況就是，我始終就是在家裡做家庭主婦，然後我的女兒，就是我幫助她，然後我們兩個人在這裏相依爲命，就成了我過去這些年的一個主旋律。一直到我先生疫情前來。就等於是我家裡一直是我先生在保持他的收入，而且收入非常好。所以，我們現在在美國就是以他爲主來經營他的一些私人業務，然後我幫他做一些輔助工作。
記者：您先生辭職過來，主要還是因爲家庭團聚麼，而不是說他在那邊的事業有問題？
黃女士：都有。確實是都有，一個就是家庭團聚，家裡已經分開了好幾年了，然後這種狀況我們共同都覺得，最好還是找合適的時機結束（這種狀況）。然後呢，確確實實在疫情前後的那個時期，習近平已經執政很多年了，當他執政的一些風格、方式也已經都顯露端倪了，川普那個時候又開始發動了貿易戰，中美那時候已經開始有點劍拔弩張了。所以當時我先生的企業，還有包括我原來供職的企業，我後來聽說到的，都在那個時候開始比較顯著地有一個掉頭了。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先生決定從公司辭職出來，因爲他覺得公司最好的年代和他最好的年代都已經差不多了，結束了，可以是時候說再見了，所以就這樣了。
記者：你在推特上給我發簡訊的時候，你第一句話就講到「睜眼看世界」，並且「三觀扭轉」，這個能介紹一下嗎？
黃女士：出了國之後，到了美國，我當時幫助我家的小孩，她要學一些歷史，所以我會用Youtube這些網站幫助進行一些搜索；然後上面會有一些推送，而我自己主動搜索輸入的第一個關鍵詞就是周恩來，然後我看到了很多很多有關他的視頻，就是一些專家學者的，包括一些史實，這些在YouTube上都會有。然後「六四」也是我後來自主輸入進去，想查一下它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整個就是哇，世界完全被顛覆。
記者：這對您認識的變化產生了什麼影響呢？
黃女士：我這人可能因爲是個理工女，我比較在意的是我想看到事實，然後當我對於我所看到的事實有信心的時候，我纔在這個之上做一些總結、結論之類的。所以，幾年之內，在Youtube這些網站上面看了各種各樣的內容，就是關於中國過去的建政，也包括建黨以來的歷史，然後也看一些專家、學者的評論，我逐漸形成了對於共產黨的一個結論、一個評價吧。我覺得這個政黨是一個通過謊言扭曲事實，而且更重要的它還會顛倒黑白，顛倒事實，然後對人民進行洗腦，（通過）教育一代一代地強化這些。他們對於網際網路的管制也更加嚴格。所以他用各種各樣的手段，保持人民對他們的這種所謂的忠誠度。那我覺得，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都像奴才一樣，他沒有對事實的認知，沒有一些基本的、正常的思考的話，我覺得這樣的民族可能從某種意義上它應該會消亡的，至少從文化上它會消亡。所以從一個民族延續的角度來說，我認爲國民應該是要保持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健康、比較開放的資訊，還有思辨等等這些個機會，這些環境。
記者：您得到這些結論，您覺得跟您搬遷到美國之後，您所看到的、經歷的，甚至是你女兒學到的一些東西有關嗎？因爲我們知道，就是我看到的華裔社區有些家長就說，他們很多時候是跟著他們的兒子、女兒在學習。我很感興趣，您是否覺得您從您女兒受教育的過程當中也受益了。
黃女士：確實是，我女兒的這個成長是我成長的主線的一部分，比方說，我需要幫我的女兒學習語言，學習歷史，在跟她學習的過程中，我就瞭解到了，比方說美國的獨立戰爭，然後美國的立憲，然後無代表不納稅等等。我都逐漸的在看到，我覺得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大的畫軸，就是通過我女兒在美國的學習，這個大的畫軸在我眼前逐漸的展開，而且越展開越大，然後我發覺這個世界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過去在中國受了幾十年的教育，在歷史方面的話，給我的感覺就是這個中國的歷史就是一個朝代更替的歷史，這個朝代結束，另一個朝代開始，然後每個朝代結束的原因就是因爲官逼民反、民不聊生，然後人民就起來造反，一直到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事實上是不是站起來了？我嚴重認爲是讓中國人民全部都趴在地上。但是，它的整個歷史的敘事就是這樣的。所以那些年做學生的時候，我對歷史非常不感興趣，這個有什麼意義呢？這麼單調。
【旁白】在幫助女兒學習歷史的過程中，黃女士不僅自己的歷史思考得到了啓蒙，同時，她也窺見到了中美不同的教育方式對青年人的影響。
黃女士：另外，我一個明顯的感受就是在中國，老師相對來說對學生就是權威，同時我的作用就是要把我權威所理解的內容全部灌輸到你的那個身體裡面、你的頭腦裏。可是在美國呢，從五年級一直到上了高中，我小孩今年上了大學一年級，他們的那種教學的方式更多是開放式的，讓你開放式地進行小組討論，讓你從五年級就可以做一些題目的科研。人都是有才華的，每個人可能都有才華，如何能夠激發出這種才華來呢？我確實覺得自由的環境是一個基礎，反而在一個壓制的，一個密不透風、嚴絲合縫的一個體系，看似很穩妥的，實際上就是灌輸了一些知識，這個對青年人的創新、火花我覺得可能用處就太有限了。
記者：您之前提到了和國內父母、家人交流受挫後重建親情，剛纔您也提到，和您父親在交流的時候，說到你出國，或者在歷史問題上可能有一些不同（觀點），那這影響到了親情的狀況嗎？
黃女士：事實上就是，很早的時候這些交流就受到了阻礙，他根本不愛聽這些事，而且他的脾氣很容易......，就是平時溫和，說到這些事的時候就會暴躁了，那後來呢，就不再說這些事了。這之後呢，就陸續發生了很多的一些社會熱點話題，真的就是在逐漸撕裂我和我家裡人，還包括我先生和我的家裡人。比方說，那時候發生過香港的反送中，後來還發生了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在我的腦海裏，就這幾個經典的事兒，是我和我先生，特別是我先生和我的家裡人產生分歧，就是挺激動、挺衝突的時候。我的老父親在電話裏把我痛罵了一通。有的時候他就挺黨化的，他說你到了美國，你就是美國的蓬佩奧。至於說我和我家裡人這種關係的重建，應該說在那些年裏，我們始終處於一個都很敏感的狀態，然後我不想再多說這些傷害他們老年人情緒的話了。所以這一年半期間，我和媽媽就始終保持非常好的這種噓寒問暖等等的這種交流。我覺得我就是通過這些年，我看到中國共產黨在他建政的歷史上，它不斷在不同的年代裏造成各種家庭的撕裂，各種族羣的撕裂。但是，我不想讓共產黨一手導致的這個結果在我家裡，在我的身上再出現。
記者：這八年當中，你所看到的美國社會，這個自由社會當中，或者說你說的開放社會當中，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事例，讓你覺得和中國產生了很強烈的對比？
黃女士：那我想就是，如果我舉一個例子的話，我跟您說，我經歷了那一年的哈維颶風。因爲我們當時住的那個小區，相對來說離水庫比較近，然後會有泄洪的可能性。所以也會有這種官方的網站給你發布你離那個洪水區域的邊界在哪裡，你家的位置是在什麼樣的風險位置上。然後呢，另外我也能夠看到，就是我們按計畫泄洪的那個水庫，它的那個水位是漲到了什麼樣的位置。而且呢，也有我們每一家門口所處的這種海拔的位置，和這個放水的水庫現在的警戒水位的位置，它都有一個對比，然後這些個都是在當時哈維颶風的時候就不斷更新。後來就開始有軍人上門了，跟你說你現在需要撤離了。所以，當時我們在那天早上，我和小區的鄰居們都撤離了，撤離的時候，我們腳下都是齊大腿深水。這一路上，大家互相致意，雖然那時候心情都很沈重，但是大家都是互相會說一些個安慰呀，還有就是禱告的話。然後等到水退了之後，真正就開始災區重建的時候，因爲當時很多的義工他們在進進出出。這些義工的作用就是誰家如果有淹水，然後他們這些義工就組織起來，派上兩個人，三個人，到這家去，把他那個牆壁的下側淹水的地方去給他打開。所以這些個義工們就是在做這些事。當我看到這些義工非常誠懇的，沉默的進進出出工作的時候，我突然有一個時刻，就是那個共情的感覺非常非常的深，然後我覺得真的是他們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值得愛的人。然後在這種大災的過程中，就是有教會，有學校，還有其他的一些機構，包括社區裏這些義工們，大家鄰里守望，互相幫助，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畫面。
記者：其實我們覺得在大災的時候，中國老百姓也能夠表現出相似的一些行動，比如說在汶川大地震的時候，其實也是八方支援啊，大家也很願意伸出援手，這看起來好像美國和中國老百姓也沒有什麼差別。
黃女士：那我覺得還是有些差別。第一個，我感覺就在汶川地震的時候，我們說中國的這種公民社會還是有一定空間的，所以那時候我知道有像艾未未，包括像韓紅啊等等，反正就是各種各樣身份的人都是可以某種形式出現在災區，以某種形式做出自己的一些貢獻。但是，在最近的這些年裏，至少從媒體上能夠看到，能夠深深地感覺到中國公民社會被壓縮的程度可以說是太大了，幾乎就是被壓縮的快沒有了。尤其以疫情爲樣板的話，所有的居民，成千上萬、上億的居民，你都同樣受到一個大白的指揮。就是我沒感到有這種自己組織的力量。但是，在美國的話，整個給我的一種感覺就是社會基層的那種自我組織力量非常活躍，非常有經驗，所以包括教會、學校、機構，然後包括鄰里，很多吧，我感覺整個這個社會的救災體系，多少有一些給我感覺像一個網狀的結構，就是一個人他從上面落下來的時候，這個網不知道哪一個位置上會抓住你，或者說是承接一下你，不至於讓你狠狠的摔到地上。但是呢，越到近年來，當我看到中國的那些情況的時候，我覺得不太存在這種情況。
記者：你在給我的信息當中，你提到一句入籍，然後說涉獵總統大選，這一點對你的重要性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也讓你產生了和中國的一個對比？
黃女士：我是去年年初入籍的，到現在將近兩年吧。我可以在這個社會裏經歷、可以體驗，然後最最重要的是我的孩子，我的下一代，她在一個比較正常的社會裏，她可以自由獨立的，成爲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我覺得這個是我最大的一個祈求，應該是我最大的一個盼望。那我們既然是這樣的一個路徑，那我們就歸化成爲美國公民，我覺得這也應該是非常順理成章的，因爲我認同美國社會倡導的這些價值觀，我也感恩美國社會給我們提供的這些環境和基礎。
記者：所以，可不可以說，你入籍更重要的是你認可了他的價值觀？
黃女士：是的，我感恩這個社會，然後我也認可他的價值觀，所以有的時候我在心裏就會說，我對我的所謂的那個故鄉到底有多少的眷戀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現在的那個故鄉，他整個的那個樣貌，確確實實不是我心目中應該的故鄉。我記得余英時先生曾經就說，這個中國應該是一個文化中國的概念，而不是一個所謂地理疆域的概念，所以他就認爲他身上有這些個中華文化的傳承，他走到哪裡，他就是中國。我當時就覺得這句話對我印象特別深刻。那我現在回頭看我自己的這個故國的話，當我想到這種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在那片土地上都已經被消失、摧毀，面目全非的時候，我確實覺得那個不是文化中國，那也不是我心裏非常值得留戀的那個中國。所以我在價值觀上，在感恩上，我願意切換我自己的歸屬，我覺得我還挺自然的，心裏也沒有什麼不好承受的。
記者：你認同的美國價值觀，你能用幾個簡單的詞來概括嗎？
黃女士：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權、友愛、寬容，我覺得是這些吧，都包括在這裏吧。
記者：您說涉獵總統大選，是指你參與到總統大選的競選當中，幫助競選的過程當中嗎？
黃女士：我是這樣的，因爲我是去年初入籍的，然後我覺得我當時在公民宣誓的時候，我知道美國公民是有比方說服兵役的義務、有納稅的義務，參與選舉的義務，所以我想當我宣誓的時候，就是我宣誓了這些東西，我希望在我以後的時候，就是要把它實現出來，我希望參與，然後也希望發出我自己的一個小小的聲音，然後，我也希望藉此能夠給我的下一代，能夠建立一個比較正面的華人家長的樣子，而不是說政治不談不談，然後社區的這些活動不參加不參加，我不希望是這樣，我希望我能夠多多少少去涉獵這些，然後讓我的孩子在下一代，他們也會更多的去投入這些事兒。所以，我們今年就會參加總統的投票選舉。
【旁白】2023年似乎是黃女士生命中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她們一家不但入籍美國，同時，她也發現自己生病了。
記者：您提到說您生病了，然後去年開始你就在治療當中，你又提到你在尋求信仰。這兩件事情有關係嗎？
黃女士：我是去年下半年的時候，被確診是乳腺癌的。當我追求信仰的時候，並不是因爲我生病了，然後我纔去信仰的。我這個信仰的來源呢，其實是來自於我在孩子五年級的時候，我開始幫她涉獵美國歷史、世界歷史的時候，然後也在逐漸關注我們過去生活的中國是什麼樣子的時候，我逐漸形成的一種價值觀。因爲我發覺這個世界上和歷史的進程，推動它的因素真的是非常多，宗教真的是特別主幹的一個推動力量。
【旁白】黃女士說了好幾次「價值觀」。對她來說，移民所改變的不僅是生活的國度，還有她的價值觀，包括宗教信仰。
黃女士：當我依靠了我的這個宗教信仰的時候，我現在回頭再想的時候，我首先總是在乾的是我在數算恩典。我數算，我雖然現在得了這個病，但是神給了我各種各樣的恩典，包括我非常好的家庭，然後包括神在冥冥之中指導我，指引我，從那樣的地方，來到正常的一個國家。
【旁白】在談話的最後，黃女士告訴我，她的病在今年已經停止了靶向治療，正在進入監測期。△（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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