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是真班禪？右邊是由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選定的。

19歲達賴和16歲班禪在北京.

世界各地不同的古老文明、宗教、文化中都有人相信，生命並非只有一次，世間所有有情之物不會輕易死去，而是會以另一種形式回到世間。如此生生世世，輪迴往復。 艾略特·史伯嶺（西藏曆史學者）：「在印度、在西藏，以前有這個傳統，有一個人是非常非常聰明的，在宗教範圍也是非常非常有天才的，有時候他們就說，他肯定是轉世的。」 公元13世紀，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教派首先創立了轉世制度。 艾略特·史伯嶺：「在第13世紀是頭一次，一個教派正式認定一個喇嘛是轉世喇嘛。他們就開始用喇嘛轉世的方法組織這個教派的形成。這個是新的，是他們以前沒有的。不久，所有的教派都開始用這個方法。」 公元14世紀，藏傳佛教大師宗喀巴創立格魯派。他的最後一位弟子，根敦朱巴是格魯派最重要的宗教領袖之一，也是扎什倫布寺的最早修建者。他被後人追認爲第一世達賴喇嘛，意思是「智慧的海洋」。 300多年後的1622年，拉薩哲蚌寺迎來了第五世達賴喇嘛。6歲的羅桑嘉措師從格魯派高僧羅桑卻吉堅贊。爲了感謝經師的教育之恩，羅桑嘉措將班禪喇嘛的名號贈予這位高僧，意思是「博學的大師」。 艾略特·史伯嶺：「第五世達賴喇嘛就把他的上師當作班禪喇嘛，而且承認了這位喇嘛的前三輩還是爲班禪喇嘛。所以事實上，頭一輩帶着這個名稱的是第四輩班禪喇嘛。」 在藏傳佛教的信仰中，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是最重要的兩位精神領袖。前者被奉爲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後者被看作阿彌陀佛的化身。 艾略特·史伯嶺：「他們之間的關係，有的人說這是老師和弟子的關係，但是事實上在政治方面，達賴喇嘛的地位高。達賴喇嘛是第一。」 一世一世的轉世喇嘛引領着青藏高原上一代一代的藏人保留下他們特有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 斗轉星移，又是300多年。到了公元1949年10月，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已經在拉薩潛心修行；年少的第十世班禪喇嘛正在青海等候達賴喇嘛的認證。此時，雪域佛國外卻已經是另一番天地。 *阿沛·阿旺晉美提議尋訪轉世靈童* 公元1989年1月30日，第十世班禪喇嘛圓寂三天後，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發出《國務院關於班禪大師治喪和轉世問題的決定》。「決定」包括：爲十世班禪喇嘛修建靈塔；舉行宗教悼念活動；尋訪認定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 據悉，提出這些建議的是阿沛·阿旺晉美。他是在中國共產黨治下官職最高的藏人之一，也是一位極富爭議的人物。 阿沛·阿旺晉美，1910年生於拉薩，曾任前西藏噶廈政府噶倫（長官）。1950年10月，解放軍開赴西藏途中，與藏軍在昌都（位於今天西藏自治區東部）展開了一場十餘天的軍事衝突，史稱昌都戰役。身爲昌都總管的阿沛·阿旺晉美自認寡不敵衆，下令藏軍繳械投降。 1951年，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簽署《十七條協議》。中國政府宣佈西藏「和平解放」。在那之後，阿沛·阿旺晉美一路平步青雲，不僅在歷次政治鬥爭中安然無恙，80年代更位居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不過鮮爲人知的是，在決定班禪喇嘛人選問題上,阿沛·阿旺晉美並沒有順從北京。西藏曆史學家茨仁夏加在《龍在雪域》一書中這樣記載：1951年在北京簽署《十七條協議》期間，中央政府要求商討十世班禪喇嘛人選問題。阿沛·阿旺晉美拒絕了。他態度嚴正地說，這是西藏內部事務，只有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有權決定。 李江琳（西藏問題學者）：「阿沛·阿旺晉美在這些年裏面一直扮演着一個角色，就是這兩邊的溝通。不管他這個角色是不是成功，但是他一直在努力這麼做。尋找轉世靈童，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爲轉世這件事情在1958年以後，所謂『宗教制度改革運動』之後，就被取締了。」 *脫下袈裟 換上毛式制服*

阿嘉仁波切小時候。

解說：1958年8月19日新華社《內部參考》發文，青海省宗教制度改革的內容之一是「逐步廢除『活佛轉生』制度」。 阿嘉仁波切（前青海塔爾寺住持）：「那個時候是叫做大躍進嘛，大躍進裏面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基本上把寺廟都關了，把寺廟裏面的高僧大多都逮捕，這些僧人都被迫去還俗，穿衣服去下地種地，或者是到工廠裏去當工人等等。」 阿嘉·洛桑圖旦，1950年出生於今天中國青海省大草原，父母是青藏高原的牧民，兩歲時由十世班禪喇嘛認定爲青海塔爾寺住持阿嘉仁波切的轉世靈童，迎請到塔爾寺繼承法座。 1958年，年僅8歲的阿嘉仁波切經歷了塔爾寺的劇變，親眼目睹了挎着機關槍的解放軍進駐寺院，批鬥、抓捕僧人。他自己也被迫脫下袈裟，換上毛式制服，戴上紅領巾。 阿嘉仁波切：「我們的袈裟就裁成一片一片，染成黑色，或者是染成深藍色，做成制服就穿。我當時穿的那些制服都是袈裟染了做的。從那兒以後，對我的生活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同時我也在往後的這些年代裏看到宗教如何受到衝擊，寺廟如何受到破壞等等，都親眼看了不少。」 * 毛澤東：宗教是一種毒藥 * 中國共產黨早在建政之初便清楚地認識到，西藏宗教上層人士在藏人中擁有巨大威望和影響力，必須爭取到他們的支持。 1954年，19歲的達賴喇嘛和16歲的班禪喇嘛獲邀赴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分別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常委會委員。 那次行程中，他們受到了高規格的款待，但是在表面的友善背後，年輕的達賴喇卻窺見中共最高領導人對宗教的真實態度。 1955年春，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毛澤東私下會晤了他，並親口對他說：「宗教是一種毒藥。」 達賴喇嘛在回憶錄《流亡中的自在》中寫道：「我覺得滿臉火辣辣的，忽然非常害怕。心想，啊，原來你是個毀滅佛法的人。」 幾年後，噩夢果然降臨。1956年，中共開始在藏區推行以「民主改革」爲名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運動。這些在內地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運動也讓藏區生靈塗炭。到了1958年，「改革」開始蔓延到宗教領域。 1958年，首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在一次祕密會議中說，對於宗教，「要看到它是會逐步削弱以至消滅的，並且要從各方面加以促進，使它削弱的（得）快一點」。 1958年7月通過的《關於改革宗教制度的決議》，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徹底改造宗教人員，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 李江琳：「藏傳佛教的組織化的系統非常嚴密，這一點中共從來都不喜歡的。在藏區它不摧毀這個以藏傳佛教爲中心的這種社會組織，它無法在那個地方立足，它就無法控制到基層，所以它必須會這麼做。」 * 99.9%的寺院被毀 數十萬藏人喪生* 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後，十世班禪喇嘛越發成爲中國政府倚重的統戰對象，幾度獲邀前往北京。就在他與最高領導人會面之際，中共的轟炸機正掠過他的家園。 1961年末至1962年初，十世班禪喇嘛在西藏、青海、四川藏區進行了半年的考察，眼前的景象令他大爲震動——所到之處滿目瘡痍、民不聊生，一切再不是他心中故鄉的模樣。 回到日喀則，他奮筆疾書，花了五個月的時間，寫就一份報告呈交國務院。全文七萬多字，人稱《七萬言書》。這份報告對中共十幾年來的治藏政策提出嚴厲批評。毛澤東看後大爲光火，稱這是一枝「毒箭」。十世班禪喇嘛從此被軟禁，文革期間又幾次被揪鬥，在鐵窗背後捱過了近十年的漫長歲月。 到1976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之時，藏區6400多座寺院99.9％被毀，數十萬藏人死於炮火、饑荒、監禁、迫害…… 1977年，十世班禪喇嘛獲釋。他沒能返回西藏自己的寺院，而是被規定必須住在北京。他同一位漢族女子結了婚，恢復了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再次成爲一顆政治明星。 不過，他並沒有完全停止對當局的批評。他在世間最後一次公開發言時說：「由於你們在西藏解放時期的努力，使西藏有長足的進步，西藏人民不會忘懷。然而你們也在西藏確實犯了很多錯誤，我們也永遠不會忘懷。」 *政治形勢急轉直下* 80年代，中國共產黨對治藏政策進行了一定的反思。1980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訪問了西藏。 李江琳：「由胡耀邦主導，召開了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實際上是對從1950年中共進藏之後，到1980年那段時間西藏所發生的一切進行的一個糾偏。」 達賴喇嘛的二哥、流亡印度的嘉樂頓珠在自傳《噶倫堡的麵條商人》中回憶說，班禪喇嘛圓寂後，鄧小平希望達賴喇嘛本人來北京主持悼念儀式。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帶來一封親筆信，請他轉交達賴喇嘛。可是噶廈政府以準備時間不足爲由拒絕了。真實原因是他們擔心達賴喇嘛被北京劫持。嘉樂頓珠說，他認爲鄧小平的邀請是真誠的。他對這次錯失的機會感到失望。 2015年底，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對美國之音說，當時，他本人也提出了幾項要求，中方拒絕了。 達賴喇嘛：「已故班禪喇嘛圓寂後不久，我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想派一個代表團、一個宗教代表團去爲他做一些宗教儀式，這是我們的傳統。中國政府拒絕了。所以這件事沒能實現。過了一段時間，我又聯繫他們說，想就尋訪轉世事宜派一個代表團。這件事也沒能實現。」 1989年十世班禪喇嘛圓寂後不久，中國又發生了一連串事件。3月，西藏接連爆發示威，拉薩戒嚴；4月，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天安門事件」；6月4日凌晨，這場運動以血腥鎮壓劃上了句號。 李江琳：「『六四事件』導致中國黨內的改革派可以說是全軍覆沒，趙紫陽被軟禁，江澤民上臺。『六四』之後中共政策急劇地向左轉，至少在政治上向左轉。西藏戒嚴了一年，到1991年5月份才解除戒嚴。基本上中國大的格局、大的形勢變化，大致上塵埃落定。江澤民鞏固了權力，這個時候他騰出手來，處理西藏的問題了。」 *恰扎仁波切獲中共領導人青睞* 1991年4月6日，十世班禪大師轉世尋訪小組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尋訪工作會議。 阿嘉仁波切：「這個小組大概有個四五十個人吧，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黨的幹部部分，一個就是所謂的藏區高僧大德。幹部部分呢，就是跟藏傳佛教有接觸的這幾個省。這幾個省的第一把和第二把書記參加；第二個部分呢，由高僧大德組成，藏區這些比較大的仁波切啊，還有有名望的人啊，同時中國佛協的一些有名望的人。 我記得我還擔任一個祕書長啊什麼的，這樣的一個職務吧，不過是開會的時候做個樣子，發表一下意見啊，拍拍掌啊，點點頭啊，舉舉手啊，這些而已。」 班禪喇嘛的經師嘉雅仁波切任擔任組長。在他圓寂後，扎什倫布寺住持恰扎仁波切成爲尋訪小組的第一把手。顯然，在中國官方眼中，他是一位「政治過硬」的僧人。 阿嘉仁波切清楚地記得1991年，他代表青海出席中國政府紀念統治西藏40週年慶典時發生的這樣一件事。 阿嘉仁波切：「中央代表團的團長是李鐵映。李鐵映爲首的很多人在臺上。在那個地方舉行這個活動的時候，就有兩個兒童，兩個都是藏族的，一個穿着小男生的藏衣，一個穿着小女生的藏衣，兩個人手拿鮮花上去給中央團團長獻花。獻完花以後呢，李鐵映就很神氣地，把這個花一拿來以後就往下扔，就扔到臺下來了。大家都感覺到這個很不正常嘛，很奇怪，這個中央團團長突然把獻給他的花扔到臺底下來了。當時我也不是在前排，可能在三排、四排左右吧，這樣能看到前排的這個恰扎仁波切就第一排裏頭稍微靠邊一點的地方。那麼這個花就扔給他了。他當時拿到花的時候，全場就開始鼓掌。」 當天，阿嘉仁波切在另外一個場合又碰到了李鐵映。李鐵映握着他的手這樣說： 阿嘉仁波切：「這次這個轉世靈童問題啊，請你要配合，千萬不能在這裏頭跟中央要唱對臺。你也看到這是一種神的感應啊，反正是一種加持力吧，我的這個花也身不由己地扔到恰扎仁波切那兒去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你必須要配合中央的這個說法，叫恰扎仁波切來主持這個情況，你們不要去參與。」 *中央政府介入並非歷史定製* 中國官方沒有料到的是，隨着尋訪進程的推進，恰扎仁波切的「反骨」越發顯露出來。抗命的原因是，雙方在誰擁有認定轉世的最後決策權上有着不可調和的分歧。 阿嘉仁波切：「開會的時候，中國政府的態度比較清楚，意思是什麼呢？這個班禪大師的靈童最後的選定是中國政府要定，因爲這是一個政策的問題。」 北京的態度很明確，班禪喇嘛的轉世認定必須遵循歷史定製和宗教儀軌，承認中央政府的最高權威。可是在恰扎仁波切看來，既然是遵循「歷史定製」，無疑只有藏人的最高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才有最後決策權。 英國記者伊莎貝爾·希爾頓在《尋訪班禪喇嘛》中記述道：恰扎仁波切在會上說，如果不能由達賴喇嘛來認定轉世，他本人將辭去尋訪小組的職務，讓中方自己去處理這件事。 北京和達賴喇嘛究竟誰擁有靈童轉世的決定權？什麼才是轉世認定的「歷史定製」？ 從公元13世紀轉世制度創立以來，轉世始終是藏人內部的事務；各教派也逐步形成了一些既定的宗教儀軌。 艾略特·史伯嶺：「有時候是前一輩喇嘛寫下，我的下一輩是在哪裏出生的，是什麼樣的人。」

達賴

阿嘉仁波切：「還有一種是去看神湖。我們拉薩不是有拉姆拉錯神湖嘛，會看到一些各種各樣的現象。還有一種是有些住持，其他的一些高僧大德，尤其是跟他有佛教上弟子和師傅、師弟關係的這種傳承師傅來定。」 這樣的狀態持續了400多年，直到公元18世紀初，崛起的滿清王朝渴望將勢力擴展到西藏；而此時的西藏，內部羣雄割據，外族虎視眈眈，也急需大清帝國的保護。 從1720年起，滿清朝廷幾次派兵幫助西藏趕走外族入侵，並藉由出兵的餘威，開始在西藏駐軍並設立駐藏大臣。至此，千百年來遺世獨立的西藏在事實上被置於清朝的統治之下。此後，特別是在乾隆年間，身爲「保護者」的清政府加強了對西藏各項事務的控制，其中包括喇嘛轉世事務，成爲控制者和統治者。 不難看出，中央政府的介入並非出現在轉世制度的源頭，歷史定製本就無從談起；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介入喇嘛轉世事務代表的是一個被傷害的弱小民族一段屈辱無奈的歷史。 *和達賴喇嘛密信聯絡* 公元20世紀末，一個聲稱「解放」了西藏「百萬農奴」的強大政權同樣想要左右這個民族的信仰。 在這場政治與信仰的較量中，恰扎仁波切選擇了後者。他開始派信使從西藏到印度暗中和達賴喇嘛聯絡。他發誓，一定要找到真正的班禪喇嘛，哪怕爲此搭上自己的性命。 達賴喇嘛：「有一個和恰扎仁波切關係密切的人，還有另一個人，他是一位流亡藏人。他回西藏，他們兩個有機會見面。他捎信給我，告訴我他們在做什麼。」 1993年2月20日，恰扎仁波切在寫給達賴喇嘛的密信中說：「我們現在處在別人的強行控制下，如何聯繫，請予指示。」 1993年8月，他又寫信說：「望昭示班禪靈童的特徵、父母、方向等等。」 根據中國官方文件，這一來一往的書信共計近30封。 另一方面，北京也在通過自己的渠道和達賴喇嘛取得聯絡。△ (轉自美國之音，所有圖片翻拍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