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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書治要》諫書的匡政著作(圖)




《群書治要》是輯錄前人著述作諫書的一部匡政著作。

【人民報消息】《群書治要》是唐貞觀初年,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受命於唐太宗李世民,以輯錄前人著述作諫書的一部匡政著作。

《群書治要》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擷取經、史、諸子百家中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匯編成書。「上始五帝,下迄晉年」,以「務乎政術,存乎勸戒」為宗旨,從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書,剪截淫放」,博采典籍六十五種,共五十余萬言,歷經數年,於貞觀五年(631年)編輯成書。目的在於尋求治國理政的要領,因此用《治要》作為書名。

亡佚千年 重現中土

因為當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達,加之唐末戰亂,致使此書至宋初已失傳。非常幸運的是,此書經由日本遣唐使帶到日本,從此被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為圭臬,成為學習研討中華文化的一部重要經典。

根據日本人細井德民為《群書治要》寫的「考例」中談到,「慎重考察我國(指日本)歷史,承和、貞觀年間(『貞觀』是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年號,相當唐幹符二年,即公元875年),禦前屢次講解此書,距離現在幾乎有一千年了,而(中國)宋代和明代的儒家學者沒有一個提到的,可見此書(在中國)已經散失很久了。」

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贈諸藩主和各位親臣,這就是今天流傳於世的天明本《群書治要》。寬政八年(公元1796年)尾張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長崎海關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轉達中華。近藤氏以一部存長崎聖堂,一部贈諏仿社,三部贈唐商館,由中國商人攜回,《群書治要》重回東土。

嘉慶七年,鮑廷博輯《知不足齋叢書》,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書治要》。其後,《群書治要》入阮元輯《宛委別藏》。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曾將《群書治要》重新排校出版,《群書治要》得以傳世。

書成的由來

魏徵是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史學家,因直言進諫,輔佐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的大業而青史留名。魏徵在《群書治要》序言中,闡述了《群書治要》書成的由來。

魏徵在序言中寫道,「聖上您生來富有才智,有著生而知之的聖明智慧,本性和天道相通,行為和神明接近。用自己含而不露的美德潛移默化地改善了社會風俗,教化出前代國君沒有教化出的良好社會風氣;克制自己,利益他人,完成歷代帝王所不能完成的偉業。北方異族的地域都歸入大唐的版圖,遠至海外的日本也都學習穿戴我朝服飾。天下和平安寧,人民生活美滿。然而我皇並不因此而沾沾自喜,態度謙恭溫和,處處以堯舜為榜樣,言行有依有據,完全考察古聖先王的常道而行事,不只在平靜的水面上照看自己的容顏,更要從古聖先賢的教誨中得到治國的大道。」

「皇上認為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內容繁多,百家的學術非常駁雜,想深入研究和完全掌握這些典籍,以此窮究天地萬物之理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而且收效甚微;即使全部閱讀,泛泛瀏覽雖然很廣博,但卻不得要領。因此,就下詔讓臣等採集摘錄各種書籍,刪除削減淫濫迂腐的內容,使古聖先王的傳世典籍得以彰明顯揚,發揚光大。」

「聖上的目的是為了得到治國理政的方略。我們從群書中選取重要的文段,這都是出自皇上的主張。我們力求摘取書中的精華內容和深刻思想,學習聖賢宏大深遠的志向,力求全面搜集古人治國的綱領,而不是侷限於某一個方面。」

《群書治要》從六經開始至諸子百家的著作,時間跨度上自五帝,下至晉朝,全書原本編為五冊,共計五十卷。

《群書治要》蘊含大量名句、格言、警句。唐代道家修煉得以廣泛弘揚,求道訪道者非常之多。太宗扶持正教,不計教派。歸正儒學,遵崇道家。這在《群書治要》的摘選內容上可以體現出來。

名傳海外 影響深遠

《群書治要》傳入日本,得到日本皇室的重視。根據日本島田翰著的《古文舊書考》稱:「《續日本後記》載:『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開成三年,公元838年),天皇禦清涼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稱廣公讀《群書治要》。』」日本《三代實錄》雲:「清和天皇貞觀十七年四月,天皇讀《群書治要》。」由此可知,《群書治要》在唐文宗時已傳入日本。至唐僖宗時,日本清和天皇任然「與大臣共研讀之」。日本嘉元(日本九十四代天皇年號)四年(公元1305年),《群書治要》「以右大辦(日本官名)三位經雄卿本書寫點校畢」。

日本人林信敬在《群書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裡寫道,「承和、貞觀年間(約公元834~876年),社會呈現安定繁榮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借助這本書的力量所成就的。因此大凡領導人民、侍奉國君的人是不能夠忽略這本書的。」

林信敬還提到,《群書治要》首先讓我們明白治國的大道,而後才能夠明白政治上的舉措;先讓我們明白設立教育的目的和初衷,然後才能明白學習的方向和歸宿。從深奧的訓誥、典謨到雄辯博大的史書、諸子百家著作中,把關於治理國家、勸誡君臣百姓的內容都一一選出,而沒有遺漏。

鑒覽前古 貽厥孫謀

魏徵認為《群書治要》不同於以往的《皇覽》諸書,它匯集了全書精華的片段,並命以新名。一律保持原書的體例,以便見本知末,明白事理的起源和結果。並且像丟棄春天花朵只采摘秋天的果實一樣,刪除無關緊要的內容,輯錄下經世治國的道理。一書之中,選錄的內容結構完整;一件事情錄選的內容全面完整。

魏徵對《群書治要》有一段意味深長的總結,「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弘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

大意是,用在當今,可以用它作為學習古人經驗、處理現今事情的一面鏡子;流傳將來,可以提供給子孫後代作為吸取經驗教訓的寶典。把其中的內容加以引申,可以解決各個方面的問題。本著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的原則,希望發揚光大自古以來的優良傳統美德,簡便而且容易照做。借鑑古聖先王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可以不用急促就能夠自然快速取得治國的成效,從而奠定王朝的基業,開創以道德仁義治國的大道,建立可以持久和廣大的功業,如同天地一樣恒久地守持正道而為人們觀仰,讓日用日新的美德,如同一面金鏡高高懸掛,光照後世。

唐太宗讚《群書治要》

唐太宗在讀《群書治要》後,在《答魏徵上《群書治要》手詔》中寫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繕寫《群書治要》十余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鑒。

貞觀九年,唐太宗再次總結閱讀《群書治要》的感受說,「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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