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正在进行精采演讲。

【林丹】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决议同时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的态度是错误的。从此《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成为研究和评价文革的纲领和指导性文件，成为人们反思文革的紧箍咒。2006年，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中国《光明日报》发表社论，仍旧重复着《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老调。尽管中共一再压制文革的研究和宣传，但民间的反思却日益深入。从声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到追忆往事，抚慰伤痕；从反思狂热，忏悔罪责；到探寻造成我们民族灾难的根源。

2006年9月20日应《大纪元时报》加拿大西部分社，和中国研究与中国民主论坛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在加拿大卑诗大学，发表了题为“太阳最红的年代”的演讲。下面就请您和辛灏年先生一起回顾和反思那段“太阳最红，而人间最黑”的年月。

我与文革

【辛灏年】各位留学生和华侨朋友，各位前辈和人士：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文革史研究专家，对文革不具备专门的学问和细致的研究。所谓“术业有专攻”嘛！但我毕竟是一个半途出家的历史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史，和对中国现代历程有着深刻影响的世界近代历史，有着一定范围的知识，和一定程度的了解。而文革，毕竟又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部份，它的发生、过程与结果，不可能与中国现代史及世界近现代史毫无关系，更不可能与近现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与世界共产革命的两个祸首――马克思主义和已经崩溃的共产党俄国，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恶性传播，没有前苏联的扶植、命令和指挥，中国不会有共产党，不会发生共产革命，更不可能篡立一个马列中国，也就不可能出现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东西”。

其次我要说明的是，本人是文革的经历者。但我是一个“文革逍遥派”。当然，真要说到“逍遥”，那也是假的，成天提心吊胆，又怎么可能真正做到逍遥自在？所谓逍遥，就是没有参加造反，没有斗争过别人――不得不和大家一起参加斗争大会时除外；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背诵毛主席语录――必须和大家一起学习、背诵的时候我还得装模作样地学和背；只要能够不戴毛主席像章，就坚决不戴―― 必须别在胸前的时候我也不敢摘下来……。原因是，开始时，是别人不准我革命，因为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是黑五类；后来是我自己因为厌恶而坚决“不参加他们的革命造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对我的采访录――“逍遥派说文革”一文）。再加上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们大闹“革命”，而把我这等人忘却了，我便有了机会，认真阅读红卫兵造反派抄家、焚书、坑儒、斗民中间残存下来的“封资修”，再就是写作和拉琴，虽然也是“写了又烧，烧了再写”，原因是绝不敢保存下来。所以，我对文革和造反缺少感情，用文革造反派的话来说，就是“缺少某种革命精神”，却对我今日反思文革有利。因为我没有必须为自己的“文革行为”进行辩护或辩解的感情来由。另外，我们家虽也在文革中遭遇“家逃人散”，但毕竟还不是“家破人亡”。我的父母毕竟还是寿终正寝。我那个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哥，虽曾被造反派斗争得要自杀，但毕竟被家人拦了下来，后来还有很大成就。所以，从个人利害出发，我对文革的感受，也不至过于激烈。这自然能够使我相对地冷静一些。

我看了陈炯明的公子陈定炎先生为其父写的“翻案巨著”，便是全面地歌颂其父和全盘地辱骂孙文（顺便说一句，现在他的书成了中共“放言、放人”到海外大肆恶攻孙中山的“主要历史证据”）；我知道另一位国民党后人，一个很有历史修养、拥有丰富现代史知识的学者，在为其祖父作传时，凡是对的事情，便全属于他的祖父；凡是错的事，便全属于别人。这些都使我深知，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后人，在回忆甚至研究往事时，难免会感情用事。而一旦感情用事，就难免会有些不客观了，就不说有些人还不仅仅是感情用事那么简单。我以为，这也是我这样一个有文革经历的研究者所必须注意的，哪怕我只是一个“文革逍遥派”。正因为如此，我今天将努力不从感情、观念、观点出发来反思中共文革。我说努力，因为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对于共产党发动文革的空前罪恶行径没有看法，不深恶痛绝，那才叫不正常，也叫没有良知。

我将在今天的讲演中，勉力为大家勾勒出中共文革之所以发生、发动和为中华民族大造其孽的“来龙去脉”，也就是勾勒出一条文革的“基本线索和简单线索”。希望大家，不论是文革经历者，还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青朋友，都能因一条较为接近真实的历史脉络，而作出自己的客观判断，或进一步去作自己的研究。倘能如此，我就算是尽了心了。这是我的开场白，也是多馀的话。今天，我将围绕著文革讲十二个问题，就算是我个人粗浅的反思。

中共彻底否定文革了吗

【辛灏年】现在有一个理论，是说“因为中共彻底否定了文革，所以我们就不能完全否定文革”。我有些不以为然。就不说这还是毛泽东那句“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翻版，单单说在事实上，中共根本就没有彻底否定他那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我说中共之所以没有彻底否定文革，有这样几个理由：

1、中共与文革的关系―文革是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的

【辛灏年】我们首先要明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的。第一，中共为发动文化革命，曾先后由中共中央建立过两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个是在 1964年7月初，中共中央曾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从此，文化革命就首先在文化界展开起来了。我后面会详细说到。第二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则建立于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因为这次会议打倒了前文革小组的几乎所有主要成员，还揪出了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所以，中共中央才决定成立第二个文革领导小组，它的成员则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五个人，包括后来的所谓四人帮，都很快就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第二，中共正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发动文革的“516通知”，也是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也就是说，是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的。所以，不论文革是不是毛泽东发动的，在决议上，在程式上， 他都是由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决定发动的。所以，在谁发动了文革的问题上，无论如何也撇不开中国共产党自身。至于康生、江清、陈伯达、张春桥等人，都是共产党，更是文革期间中共的核心领导成员，而不是国民党或其他任何一个党的成员，我就不说了。

2、毛泽东与中共的关系－毛是中共的领袖和主席

【辛灏年】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现在，一些文革的经历者和文革的研究者们，常常都把文革的发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却忘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第一，是他们忘记了毛泽东乃是中共的领袖，从1935年遵义会议算起，到1966年文革发动，毛泽东已经作了中国共产党的31年伟大领袖；从1945年中共 “七大”算起，到文革发动，毛泽东已经做了2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不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毛泽东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代表。也就是说，毛代表了共产党，共产党以他为代表。换句话说，毛泽东做的事，就是共产党做的；共产党做的事，也就是毛泽东做的。这是天经地义的，所谓“擒贼擒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文革后的中共中央当真要彻底否定文革，就必须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自身，起码是要否定文革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但这是中国共产党做不到的，也不敢做到的。因为，直到今天，他还在吹嘘自己一贯是“伟大、光荣、正确”。

第二，正因为如此，当邓小平要搞改革开放，而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否定毛泽东的时候，他只能说，毛是“三七开”。也就是“三分过，七分功”。到了1981年，他又忽然像是大梦初醒似的对全党说道：“我们决不能否定毛泽东同志。如果我们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就等于把我们党、把我们自己全部否定了……”，从此，他非但不再否定毛，甚至还要求把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到“毛泽东的科学思想体系里面去”。2006年，中共“光明日报”网站在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批判辛灏年的文章之后，又发表了一篇评“辛灏年现象”的文章，这篇大批判文章的作者，声嘶力竭地叫嚷说，“我们就是不能否定毛泽东，不能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毛泽东曾多次地发表过一个“最高指示”，他说，“我一生只做过两件事，一是打倒蒋介石，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如果把毛泽东发动文革彻底否定了，就等于否定了半个毛泽东，那就不是“三七开”，而是“五五开”了！就不说，中国大陆对历史的反思，也已经把毛泽东“打倒蒋介石”到底对不对的历史疑问，尖锐地摆到了共产党的面前。今天我就不说了。如果我说了，那毛泽东就是“十、零”开，就是“只有罪行，没有功劳”了。

所以，我才说，中共根本没有彻底否定文革。因为，他一是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二是更不能彻底否定共产党。因为否定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就连他们自己都全部被否定掉了！中共在实际上，是把文革藏进了保险箱里面。不是 “不愿显宝”，而是“不敢显宝”。因为，文革这个“宝贝”不仅可怕，而且会让他丢脸、丢丑，甚至会给他带来危险或危机。我们只有认清了这个要害，才能明白，今年虽值中共发动文革四十周年，中共非但自己不作“纪念”、也绝不容许中国的老百姓反思和批判的原因。倘使中共真是彻底地否定了文革，那还要把它藏着、掖着做什么呢？至于有些人在海外糊里糊涂地喊着要“纪念文革”，我听着也是有些纳闷的。因为，文革还有什么可以“纪念”的呢？对文革只能是反思、是研究、是批判、是否定，是接受这一史无前例的惨痛历史教训。

【林丹】文化一词，在维基百科中是这样被注释的。文化的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他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可见文化囊括了人类社会相当广阔和深刻的层面。可以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文革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它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为深刻，影响也更加深远。十年浩劫切断了中国人，与其历史、传统和文明，在文化上的联系，颠覆了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它对中国人心灵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文革的发动者为什么要以文化作为这场政治运动的发端呢?

中共将政治浩劫定名为文化大革命的缘由

【辛灏年】众所周知的是，文革确实是一场“革命”，因为，他革掉了太多的命。它不仅革了千千万万无辜百姓的命，而且革了许多共产党人自己的命。但是，中共这场 “史无前例的政治浩劫”，为什么又要被他自己称做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呢？它跟文化到底有没有关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1、文化从来就是共产革命的工具玩偶和一部份

【辛灏年】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中国共产革命是世界共产革命的一个部分。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国际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部分”。这个世界共产革命，在理论上早就由马克思提出了“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以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观念。在列宁十月“背叛”成功、并且篡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党主”专制的国家之后，文化就更是公开地被当成了共产党、共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玩偶。

早在1919年之前，列宁就已经规定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即“党的文学”和“党的文化”原则，规定了“文化和文学必须是属于党的”。他的著名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就为其后各国的共产党规定了“文学和文化必须由共产党来组织和领导，必须是共产党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是说，文化从思想到艺术，从主题到内容，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为共产党所“专有”，为共产党所“专用”，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列宁的名言，也是中共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文学是整个共产主义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1919年，列宁在前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文化协会的宗旨就是：“号召阶级斗争、鼓吹无产革命、规定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它的口号竟是：“恐吓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的行为则是：“打击敌对文学、批判自由文学、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队伍”。高尔基的名言就是：“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无产阶级文化的血淋淋的形象，就这样为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喊叫出来了。

后来，史达林根据列宁的教导，根据前苏联国内现实的需要，又具体地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及其必须 “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原则，进一步推展到了“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鼓吹阶级斗争、鼓吹无产阶级专政”的范围和高度。文化，在史达林的手里，终于完全地变成了“革命和专政的工具及玩偶”。

2、中共和毛泽东将文化当成诱发政治运动的阴谋手段

【辛灏年】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完全地继承了列宁和史达林的衣钵，在他们疯狂地发动中国共产革命和残酷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岁月里面，非但以列宁和史达林为榜样，而且创造性地把文化当成了可以任意使用、任意玩弄的的工具和玩偶，直到把文化当成他们发动历次政治运动以整杀人民、甚至是整杀自己党人的血淋淋手段。

1927年，当史达林直接领导的中国共产革命遭遇失败之后，前苏联为了能够重新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首先在中国所做的，就是发起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们首先提出了 “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文学为第四阶级服务”的口号。然后就为紧密配合史达林一再交给中共的三大革命任务――“发动武装暴动、号召土地革命、建立认前苏联为祖国的苏维埃政权即“苏区”，和旨在分裂中国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在上海建立了直接由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 “左联”，宣誓自己是“胜利不然就死”和要“进行血腥斗争”的文学，甚至创作小说来公然号召“杀光国民党，以造成一个赤色的天下”。请大家参阅共产革命作家胡也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及其他共产派作家的作品，就会一目了然。

上个世纪40年代初，中共和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准备夺权打天下，同时还在理论上划清了“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即要求“革命作家”都要歌颂“不抗战、假抗战和正在全面准备内战的延安”，却要暴露和鞭鞑“正在坚持领导艰苦抗战的重庆”。大家有闲暇的时候，可以读一些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共产派作家们的 “革命作品”。至于四十年代末期，当“毛管区”的共产党正在发动“打天下”的内战时，共产党又是怎样发动他们那些自由地生活和创作在“蒋管区”的革命作家们，在理论到创作上，利用一切形式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黑暗统治和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要发动内战”的。对此，只要翻一翻中共御用文人所写的“文学史”，就会一清二楚。

50年代，中共和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要用“文艺来为他们复辟专制、架构共产专制极权制度服务”。为此，他们便用文艺来“教育”人民必须“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籍以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更用文艺来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籍以达到他们要用 “阶级性来取代和消灭人性”的共产革命目的；特别是用文艺来进行所谓的“革命传统教育”，迫使文艺家们大量地制造具有历史欺骗意义的文学艺术作品，如著名的“金陵春梦”、“青春之歌”、“红岩”等等。与此同时，还密切地将文艺和毛泽东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政治运动相结合，使文学和艺术成为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他们的残暴革命和残酷专政，歌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工具和玩偶，从而欺骗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扭曲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灵。

60年代，中共提出“文学要反映阶级斗争的现实”，为毛泽东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作证”，几乎将所有的文学和艺术都批上了阶级斗争的血淋淋外衣；同时开始大面积地制作“造神文学”，即神话毛泽东，树立毛泽东在天上和地上直至在全世界的绝对权威，以为毛泽东要夺回在党内失去的权力制造革命舆论，对此，我将在后面详细地予以说明。至于文革中的文艺发展，就不必说了，一句“三突出”的革命创作方法，倒真的是将马克思、列宁和史达林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创造性地发展到了“人间的顶峰”。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有一句最高指示，叫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因为他认为小说“刘志丹”歌颂了刘志丹的陕北红军，而贬低了他。其实，共产党和毛泽东早就在利用文化为他们的“夺权和专政”服务了。特别是“解放后”，文艺更是成了共产党和毛泽东整人和杀人的“革命法宝”之一。从1949年直到到1976年毛泽东死，他利用文学、利用文艺来打击“阶级敌人”，打击那些不够听话或听错了话的的“文艺走狗”，打击曾在“解放前”为他们大效犬马之劳的共产派、即所谓左派文艺家们，早已为无数文艺家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所证明。至于以批判电影“武训传”、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文艺界的右派、批判“中间人物”论、批判“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批判电影“桃花扇”、电影 “早春二月”等等为手段，来寻找借口，借以在党内和党外引发整人害人的政治运动，同样是举不胜举。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实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所仅见。

3、文化终于成为中共发动文革的借口与突破口

【辛灏年】文化（包括学术），在中共和毛泽东手里，终于成了他们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换言之，文化一如既往，成了中共和毛泽东借以发动政治运动的有力工具和阴谋手段。还是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在学术上：1963年，投机的戚本禹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批判李秀成文章。戚开初只是认为中国正在“防修反修”，于是他就想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证，以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他当然是想投机，直到今天，中国类似的学术文化人仍然是大有人在。文章发表后，他受到周扬、翦伯赞及史学界的强烈批评，戚甚至已经准备写书面检查。未想，年底，毛妇江青居然亲自找戚谈话，说“ 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扬了你，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 ”。显然，他在有心投机、未敢邀宠之间，被正要寻找借口和突破口的毛泽东惊喜地发现了“他的存在和意义”。

1964年，戚本禹发表第二篇论文，干脆明确地提出了叛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彭德怀到赫鲁晓夫，他都大批特批，其势汹汹，顿时在学术界引起纷乱。

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开始遵旨在理论上搬开发动一场文化革命的绊脚石。学术界的大批判风由此而全面兴起。

1965年 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公开批判翦伯赞，要遵旨打倒历史界的拦路虎。

1967 年4月1日，文化革命开始后，他“终于”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开始公开影射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第二年，刘少奇终被打为“叛徒、内奸、工贼”，戚不可谓功劳不大。因为“叛徒”问题，恰是毛要整杀刘少奇的籍口和重心。而且也正是有了叛徒这个罪名，毛才将由刘少奇借安子文之手所控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彻底打翻，并由此而抓出了六十一个共产党叛徒所组成的“叛徒集团”，即刘少奇的所谓嫡系人马。至于开始曾批评过戚本禹的周阳、吴唅和翦伯赞，吴和翦均在文革中遭遇了批判和斗争，并因此被逼自杀；周扬则在文革中被首先斗争和打倒……

在文艺界：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点名批判了孟超的剧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了在报刊上公开批判文艺学术界不抓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这显然是一个信号。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写了一个批语，说：“文艺界的人数很多，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实际上则是文艺界的文化革命已经开始。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并立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一步发动了政治批判。文化革命的批判和斗争已经在文艺界展开。

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共和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组织领导阶段。只是这个文革命领导小组的领导者们，不合毛泽东的意，还是刘少奇的人。

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公开免去了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也就是说，在文化界已经有“走资派”率先被免去了“官位”，被打倒了。

1965年11月10日，在毛的亲自策划和江青的直接介入下，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开始直接将文化大革命引向了残酷的政治斗争。明眼人都看出来，又一场残酷的政治整杀就要漫天漫地地发动起来。

1966 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剪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幷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人民日报立即开始揭发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民间连儿歌也编出来了，到处都在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坏蛋是一家……”文化可以被用来“运动群众”发动文革的巨大“优势”，已经充分地展现起来了。

1966年 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同意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江青在2月2日至20日，于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3月19日，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同意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该“纪要”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不仅表明了毛泽东要把这根“黑线”全部拉出来，更反映了毛泽东要以文化为突破口，发动一场 “政治浩劫”的决心。

4、文革本身就是一场“革中华民族文化之命”的革命

【辛灏年】历史的事实是，文革从开场到结束，中共始终继续文革前十七年“否定民族历史、批判民族文化”的做法，继续在马克思“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外族反动思想教条之下，号召“破四旧、立四新”，公开地、疯狂地和史无前例地否定、践踏、焚烧和毁弃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从黄帝陵到孔庙，从宗教庙宇到文物古籍，绝大多数都遭遇了文化革命的毒焰，它们几乎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破坏无馀。他们在全国各地“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仿古工艺品；砸毁文物，烧戏装、毁道具；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 以北京为例，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北京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在80年代的第二次文物普查中，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绝大多数毁于文革中。被毁的文物古迹中，最严重的是古代建筑、各种塑像和石刻石碑。共计有200多座古建筑被拆毁、拆除，700多尊佛像被砸毁，120多块被毁弃……。” 与1871年巴黎公社反扑刚刚重建的法兰西共和国（第三）的造反暴动中，曾大肆地抄砸焚毁巴黎的文物古籍、宫殿庙宇相比，毫不逊色； 说它是一场“要革中华民族文化之命”的革命，非但毫不虚夸，而且空前绝后。

5、文革疯狂地革掉了无数中国文化人的性命

【辛灏年】毫不夸张的是，整个文革期间，共产党和毛泽东，还有他们亲自指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对文化的破坏、毁灭和对文化人的斗争、批判和迫害上，不但继承了文革前十七年一贯是“绝不手软”的做法，而且将它发展到了历史性迫害的顶峰。既使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更使文化人遭遇了亘古未有的残酷整杀。由此，文化人成了文革中受害最深、最长和最惨痛的一群。多少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演员被活活迫害而死，多少无辜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因被强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而惨遭批判和斗争。仅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就有200名艺术家被迫害身亡。三、四十年代为共产党打天下曾“功勋卓着”的共产派文化人几乎被一网打尽。被共产党封为“人民作家”的老舍、人民演员的舒秀文、上官云珠等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只能含恨诀别人间。安徽的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虽已被逼自杀，尸体还要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勒令“脱光解剖”，要“寻找向台湾国民党发报的发报机”……。据此，难道说文革还不是一场革了太多中国文化人性命的“文化大革命吗” ？

今天，当文革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的时候，竟然在海外的“纪念”中，出现了“对文革中那些被迫害至死的普统人没有必要研究”的说法，和整个文革虽然“死伤巨万”，竟“只有被迫害者、而没有迫害者”的“研究”，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我似乎骨哽在喉、不吐不快的是：与文革中任何一个被迫害至死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化人相比，则文革中的任何一个“革命造反有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显得无足轻重。就不说千千万万同样遭遇了迫害和逼杀的学者、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这些“普通人”了。

【林丹】文革由少数人发动的政治运动，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全民运动。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被卷入了其中。十年文革，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著文革的伤痕，每一个家庭都被打上了文革的烙印。可以说文革改变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文革的发动者敢于以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作为代价，来发动这样一场政治运动呢?

中共发动文革的“表面政治籍口与内在政治原由”是什么？

1、表面政治借口：“外亦有修”和“内亦有修”

【辛灏年】中共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表面政治借口，就是因为“外亦有修、内亦有修”，和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所谓外亦有修，就是指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否定了史达林主义，放弃了阶级斗争，要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搞“三和一少”。于是，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 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曾联名对前苏共中央发表了9篇公开信，即评论员文章。因此，中苏两党和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当然在实际上，一是在史达林死后，中共和毛泽东要和前苏共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二是赫鲁晓夫在前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否定了史达林，造成了中共党内对毛泽东 “个人崇拜”的危机；特别是毛泽东的“三面红旗”遭遇全面失败之后，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势力，显然对他采取了“逼宫”的行为。

所谓内亦有修：毛鉴于上述情形的出现，终于苦思冥想地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人和官僚资产者阶级”的崭新政治概念。

1964 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首次提出了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说法。他说：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找到了“罪名”，而且找到了“治罪”的方法，即崭新的“革命概念”。这个方法和概念就是指：既然外部和内部都出现了修正主义，所以，就要在“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制的前提条件”之下，要继续发动革命。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号召群众起来打倒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即“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十七年间，因共产党在全中国的罪恶统治，而造成的“党和民”之间的深刻矛盾，及其不容爆发的冲突，竟然成了毛泽东要继续革命的“发动力”。也就是说，在“革命的对象”已经摆在毛的面前时，毛终于找到了“革命的力量”，并找到了“革命的契机和主题”。更何况，他那个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的大方向”，既然早就是共产党“革命专政”的主体内容和根本目标，谁还敢公开反对呢？

2、内在政治原由：“天无二日”和“国无二主”

【辛灏年】如前所述，苏共二十大批判了史达林也否定了史达林，特别是明确地提出了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个人崇拜现象，将列宁死后，前苏联所出现的残酷专制，归咎于史达林的个人独裁和残暴的史达林主义。甚至直到今天，在俄国历史学界谈到前苏联的罪恶历史时，竟仍然将苏共的罪恶全然并于史达林一身（参阅《共产主义黑皮书》，英文版名：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 哈佛大学出版社）。

苏共二十大刺激了中共和毛泽东，几乎是同时爆发的“匈牙利事件”更是刺激了神经已经紧张的毛泽东和中”。于是，一场也要反对个人崇拜和更要维护个人崇拜的斗争，伴随着一场要拼命维护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斗争，就在风云际会之间，悄悄地、却又是激烈地表现出来了。

为汲取苏共的教训，中共于1956年召开的“八大”提出了要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在中共党内也要反对个人崇拜；连第一个喊出了“毛泽东思想”、第一个对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理论的刘少奇，也在报告中屡屡提到了中共要反对个人崇拜。而，在第二年、即1957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则相反地公开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还是需要的。”毛与刘、邓开始了“针尖对麦芒”。幸的是毛泽东。他的疯狂的大跃进，把他的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拖到了绝境。中国大陆在1959到1962年间，据官方统计，竟然在毛的三面红旗之下饿死了整整4300万无辜人民。而且“绝非天灾，全是人祸”（请参阅丁抒的《人祸》一书）。

1962 年，在北京那个连县委书记都能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上，倒了“三面红旗”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被迫做了检讨；自1959年起，就已经担任了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终于在全国人民高举毛、刘“两张画像”和高喊“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的“两个万岁”声中，不仅成了一国并立的“二主”；而且，六四年，他还把毛主席自己说的，“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的“最高指示”，已经口头传达到了全国各基层党支部。

其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面根本不向党的主席毛泽东汇报工作，对他的“最高指示”置若罔闻；中央组织部已经完全被“后来挖出来的党内叛徒集团”所掌控，北京市委被刘少奇的得力干将彭真弄得毛不仅“连水也泼不进”，而且“连针也插不进”；中共中央的绝大多数委员、全国各省委、直辖市的第一书记，几乎全部为刘所安插……。连李大钊的儿子李保华被任命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刘少奇都要亲自乘火车将他送到蚌埠，“以示关爱”……。本来是毛泽东要发动的“四清运动”、即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被第二夫人王光美的“桃源经验”，扭曲了原来是“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人”的毛式四清大方向……。 此时此刻，毛除掉“知趣”，带着伟大领袖的名号和红太阳的的美称引退政坛养老，就只有决心与刘少奇政治集团“拼死一搏、以决胜负”了。好在毛泽东手里有的是宝贵的“历史经验”；有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党人为他所造就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伟大领袖”的崇高地位和神秘形象；更重要的是，曾专门领导共产党地下工作的“白区工作模范”刘少奇，对毛从未放过手的“地上的军队”，几乎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 一场巨大的政治内讧，显然已经到了非爆发不可的时候。

中共敢于发动文革的“历史经验”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发动一场名谓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浩劫”，并非没有历史经验可以汲取。

1、中共拥有列宁史达林制造暴乱内讧的成功历史经验

【辛灏年】第一、毛泽东深得列宁的政治谋略，即布尔什维克的夺权经验――“用小组织搞乱大社会”。因为一个有坚定目标、坚强信念、严密组织、大胆谋略、并敢于不择手段的“小组织”，相对于一个思想分歧、信念犹疑、组织松散、没有策略，并且不善策划阴谋、不敢不择手段的大组织和大社会来说，这个小组织常常是难以想象地充满着“战斗力量”。而它对大组织和大社会进行战斗的拿手好戏，就是先搞乱它，再征服它，就是“乱中夺权”。列宁用这个办法，对内搞垮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人数众多的孟什维克派，更搞乱了二月民主革命成功后的整个俄国社会，并终于在他所一手制造的大混乱中，推翻了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所创建的“俄罗斯第一共和国”，夺取了政权。

中共和毛泽东的革命，不仅在列宁和史达林的把手教唆之下，深暗其理，大获成功；而且，毛泽东的所谓“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革命体会，就更是得到了列宁的“真传”。所以，毛泽东在为了对付刘少奇的“大块”党内力量时，也决心要如法炮制。“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就是毛要发动文革、摧毁党内多数派的重要由头之一；建立一个以他为首，以毛妇江青为“狗”（江青曾在法庭上高叫“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和以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野心家为核心的阴谋小集团，就是他所建立的一个严密坚定、犹如“黑帮”式的“小组织”；然后就是以“策划阴谋和不择手段”来搞乱对方的阵脚，搞乱自己的党，直至搞乱整个社会，则是他的具体战略；再就是不顾一切牺牲地直奔自己的夺权目标，便是他以“小组织”进行血腥战斗的又一次“革命实践”……。毛泽东正是用这种手段，打倒了蒋介石；现在，他还要用这个手段，来打倒刘少奇。何况他毕竟还有一个“全党全国之伟大领袖”的光环在身，更有林彪所统帅的军队作后盾呢！

第二、如果说刘、邓要接受史达林的教训，毛泽东则要吸收史达林的经验。因为，刘、邓为自己这一路“开国功臣”着想，必须防止毛象史达林那样，也对他们进行一场“大清洗”，从而将他们这些共产革命家也推进共产革命的地狱；而毛面对着刘家党试图对他 “抢班夺权”，便一定要以史达林为榜样，来一场“大清洗”，以消除眼前的危险和“身后”的危机――毛当然担心自己死后，他的这班人马对他会象赫鲁晓夫对待史达林一样。好在史达林为毛早就准备好了对付自己人的整杀经验。这就是史达林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动的那一场“政治大清洗”。

为了验证毛是如何接受了史达林的政治经验的，我以为有必要将史达林的政治大清洗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样，我们才会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过程，特别是对什么才叫做共产革命，有一个更加明晰的历史性认知。

一是史达林大政治大清洗的时间范畴。史达林对内的政治清洗，应该说伴随着他上台和掌权的整个过程。但被称为“大清洗”的岁月，也就是高峰期，则是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间。

二是史达林政治大清洗的表面理由即导火线。一个是暗杀事件，即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另一个是史达林借口希特勒有可能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前者使史达林有了对内大抓阶级斗争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由头，后者则使史达林有了为保卫苏联而必须肃清内部叛徒和特务的理由。

三是史达林政治大清洗的内在原因。说白了，就是史达林要“清除异己”。因为，史达林接列宁的班，首先用的是欺骗的方法。他在和那些资历与自己不相上下，甚至有些人比他更拥有接班的影响、地位和权力的时候，他曾狡猾地提出了“列宁的事业，不是一个人可以接班的，而只能由我们集体地来继承”。这在当时，不仅对接班可能产生的争执甚至内讧起到了缓解的作佣，更为史达林在此后各个击破和走向独裁埋下了基础。正因为如此，史达林才一步一步地在对苏共党内的清洗中，夺取了最高的权力，但也因此而制造下了党内的不满，甚至是同伙们的长期抗争。三十年代，当史达林的独裁权力终于已经完全稳定下来时，他便要展开一场大清洗，来解决他的宿敌，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了。

四是大清洗的对象、手段与结果。首先是对内：史达林制造了一个“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恐怖中心”和“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即莫须有的“托派”。犹如毛泽东后来所制造的“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一样。为了清洗这个“中心”和“集团”，史达林将1917年俄共“十月革命”时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的四个人处决，将六人中仅存的托洛茨基开除党籍。托洛茨基后来虽然逃到了墨西哥，却仍然于1940年被史达林派人将他暗杀。

史达林还将自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四名委员处决；另一人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被迫自杀，七人中惟有莫洛托夫和加里宁两人幸存。

史达林对他的中央委员会也进行了大清洗。1934年参加苏共第17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几乎所有这些人或被处决、或遭迫害而死于狱中。这个比例与毛泽东清洗他的中央委员们颇为相似。但史达林用的是硬刀子杀人的手段，毛泽东则用的是软刀子杀人的手段，毛的中央委员没有那末多被公开处决和迫害至死。

史达林没有放过他的军队。红军五位元帅中的3位，15位陆军将军中的13位，九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长中的50 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元，全部16位元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均在清洗中被撤职。著名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处决。原因是史达林要借机将参加过共产革命，曾为共产党推翻“俄罗斯共和国”卖过命的，原沙皇俄国的旧军官们，斩尽杀绝。这一点，中共和毛泽东早就在抗美援朝中和后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全部做到了。而且在文革中，被饿死的彭德怀将军，被活活打死的张学思将军（张学良之弟），被逼迫跳井的陶勇将军等等，其数目也相当可观。中共文革尚未解密，确切的数字还无法出台公布。

在大清洗中，共产革命元勋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曾当面向史达林、伏罗希洛夫和叶果夫曾提出愿意“认罪”，条件是希望政治局保证他们及其亲人不被杀害。虽然史达林表面上答应给予他们这个保证，但是事后他们和他们的亲人还是被关押和枪毙。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布哈林也同意以家属不受害为“认罪”条件，但他的妻子还是被关进了劳改营。毛泽东在文革大清洗中的狠劲，与史达林如出一辙。

其次是对外。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前苏联，虽然富农“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这是史达林曾亲自宣布的。但是，1937年7月30日，即在史达林的政治大清洗最疯狂的时候，前苏联的秘密警察还是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他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个命令后来成为前苏联秘密警察镇压人民的“依据”。史达林用重新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来保卫他的政治大清洗能够顺利进行，以免他对内部的大清洗，可能造成外部“阶级敌人”趁机造反甚至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大好机遇。对此，发动文革、旨在对中共党内进行大清洗的毛泽东心领神会。他在文革中，始终都是把大抓阶级斗争、持续地残酷镇压“新旧阶级敌人”当作大事来抓。我在后面将会专门谈及。

在大清洗中，前苏联秘密警察根据史达林的旨意，是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计划杀人数字）来屠杀少数民族人民的。同时，前苏联的上级军官们，也是按照一定的统计数据，来下令当地的秘密警察关押和处决一定数量的“反革命分子”的。这一手，毛泽东早已学会。他在 1949年以后中共所发动的历次运动中，都曾亲自规定杀人的比例数字。在文革中，他更是变本加厉。

史达林死后，在前苏共准备召开第20次党代会时，苏共党内有一个特殊委员会曾下令内政部统计史达林在大清洗中的杀人数目。结果，这个来自苏共官方的统计数字指明，仅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史达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令。后来，一个重要的俄罗斯人权组织公布了前为苏联遭遇政治迫害者的名单，这个名单中，共纪录有 1,345,796个俄罗斯人的名字。相比之下，毛泽东在文革中杀人的“成就”要比史达林大得多。

2、中共拥有大胆嗜杀和制造内讧的双重历史经验

【辛灏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有一句“最高指示”，叫做“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古代线装书中所纪录的“皇帝杀功臣”的故事，特别是历代流民造反“大造内讧、大开杀戒”的经验，非但知之甚多，而且身体力行。

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贫下中农出身的朱元璋，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拔除“接班的蒺藜”，才干出了“火烧功臣楼”的“壮举”，几乎将大明朝的开国功臣们屠杀一尽。毛泽东在做了“开国的主席”之后，不仅早已在一步步地“杀功臣”，诸如打击高岗反党集团、打击彭德怀反党集团等；而且在文革中，发动群众斗跨、更斗死了太多的“开国老干部”们……

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就是利用韦昌辉杀掉了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然后又自己动手杀掉了韦昌辉的。这与毛泽东先利用林彪除掉刘少奇，然后再自己动手“逼迫林彪从天掉下来”，并无两样。至于中共和毛泽东所发动和领导的那一场现代农民造反，实际是“流民”造反，以及他们那个在欧洲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下，因在中国造反成功所篡立的北京洋教政权，又是如何兼收并蓄地吸取了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们，和欧洲共产革命历史上诸如法国的巴贝夫革命、法国的巴黎公社造反，以及俄国列宁的十月背叛，所共同拥有的实行残酷嗜杀与制造血腥内讧经验的，我今天就不再细说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还包含着毛泽东自己从事和领导中国共产革命的残忍历史经验。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中国共产党服从前苏共和史达林的命令，在中国发动工农革命，发动武装暴动，篡立“认苏联为祖国的苏维埃政权”，甚至为了分裂中国而篡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毛泽东自己就曾遵照前苏共的命令，在他亲自发动的“富田事变”中，一次就残杀过自己党人达十万之多。至于其时在史达林的命令下，他们在江西“苏区”和所有的“苏区”，即“前苏联通过第三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占领和夺权的地区”，杀AB团，杀托洛斯基派，杀社会民主党，就更是令人瞩目惊心。特别是后来，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这一长达四年的杀人整人运动中，共产党对自己人的迫害和杀戮，与后来毛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没有两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贝聿先生着的《中国左祸》及《谁是新中国》一书的相关章节）。中共领袖王明，就在他的《中共五十年》这一本书中，指斥毛泽东在延安发动的“整风”，就是毛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只不过，延安整风的第一个打倒对像是他王明；而文化大革命第一个要打倒的，则是曾帮助毛泽东打倒了王明的刘少奇。

毛泽东在他所学到手的和曾亲自创造的历史经验中，得出了两个无往而不败的经验：一个就是“谁狠谁赢”，另一个则是“谁敢搞、会搞阴谋，谁赢”。这两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都用上了，也全部都用“对”了。刘少奇输就输在他与毛泽东相比，还不够“狠”、也不够“阴”。

3、中共拥有“欺骗群众和运动群众”的重要历史经验

【辛灏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还有一个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历史经验。这就是他比列宁和史达林更具有“欺骗群众和运动群众”的丰富历史经验，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这与中国自辛亥之后的复杂历史进程，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巨大欺骗性，有很大的关系。

我只想简单提及的是：1935年北京的“12．9”运动，根本就不是一场“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而是共产党阴谋策划和公开发动的一场“抗日救共”运动。即 “抗日是假，救共是真”。不过是借口抗日，以实行自救（可参阅《谁是新中国》一书的相关章节）。这个运动的最高策划者，就是刘少奇。刘正是因为这一历史的 “大功劳”，才获得了共产党“白区工作模范的光荣称号”。问题是，太多幼稚的青年学生，不仅被他们欺骗了，而且被他们大大地“运动”了一番，甚至影响深远。

在1937至1945年的“大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共产党的党用文艺家们，虽然创作了太多美丽豪迈的抗日文艺，诸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等，但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却“不是决心从蒋抗日，而是决策日蒋火并”；“不是游击战，而是游而不战”；“不是抗日和真抗战，而是不抗日、假抗战和谋扩张”；“不是要消灭日本侵略者，而是要与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出卖正在浴血抗日的大中华民国” ； “不是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坚持抗战，而是大种鸦片在359旅驻地的南泥湾”――既要毒害日本占领区和中国大后方的本国人民，更要用卖鸦片的钱来『揍国民党』”（参阅佛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虽然花篮里的鸦片“香”遍了南泥湾，“香”遍了陕北，甚至“香”到了“解放后”和全中国大陆，甚至一直 “香”到了今天的台湾和海外……。人民不仅被共产党欺骗了，而且被共产党“运动”起来，“歌颂中共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人民还被共产党“运动”起来，人人（包括民运人士在内）都会诬蔑、指骂曾为国、为民殊死抗战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竟然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之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全面投降之夜，明明是共产党立即在“毛管区”发动了内战，却又是共产党从此在“蒋管区”长期地发动了“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中共的党史学家们早就学着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异口同声地赞颂道：“1945至1949年的三大学生运动，不仅是我党点燃的烈火……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而且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役的直接配合……”。但是，当年的年青学生们，还是被他们大大地欺骗了，更为他们热烈地“运动”起来了。我那个一九四八年考进北京大学的大哥，后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南开大学名教授，当时就是“三菜一汤白面馒头”吃得饱饱的之后，便跟着共产党的地下党们上街“反饥饿”去了（可参阅《谁是新中国》一书的相关章节和国内更多反思1945至1949中共学生运动的着述）…… 还需要我把类似的例子再举下去吗？1949年之后直至文革前，共产党和毛泽东历次“运动群众的成功历史经验”，我看就不用说了吧！

朋友们，千万不要小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这些重要的和丰富的“历史经验”。正是这些历史的阴谋与谋略及其一再地大获成功，才造就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敢于发动文革以拼死一搏的“胆量”和“决心”。

中共敢于发动文革的“政治保险”

【辛灏年】毛泽东在整个文化革命期间，自始至终地和同时并举地抓了“两件大事”。一个就是路线斗争。他曾一再地发布最高指示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他更是一再地要在他的党内号召、发动和进行“路线斗争”，并声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个，就是他曾一贯地、更早地、甚至是持续地号召过和实行过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高唱“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为什么？

第一，因为只要一谈及党内的路线斗争，毛泽东就是“一贯正确”。这就使他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大搞路线斗争，以斗垮斗倒斗烂刘少奇，带来了“胜利的先机”。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1935年毛泽东做了中共的核心和领袖之后，曾有过几次大的路线斗争，但几乎每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和路线斗争的胜利者。在1935年元月的遵义会议上，在党内两条不同的“逃跑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的逃跑路线占了上峰，毛因此而拯救了党、拯救了他们的“革命”，更因此而成为党、特别是军队的领袖。在大中华民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当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真抗日路线”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假抗日路线”发生激烈争执时，又是毛泽东的“假抗日路线”获得了胜利，由此毛泽东不仅保存了共产党，而且发展了共产党，尤其是扩张了共产党的地盘。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为未来的那一场人民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因此虽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大灾星”，却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救星”。毛泽东曾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洋洋得意地夸口自己当年不准八路军和新四军真抗日乃是如何英明正确的谈话，已经成为历史的证据（参阅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庐山会议回忆录》）。毛泽东在这两大路线斗争中的胜利，都救了共产党的命，更造就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特别是第一次他让周恩来从此服从了他，第二次他则让刘少奇成了他最重要的打手。所以，就党的历史、党的命运、毛的历史、毛的“功绩”和毛与刘少奇的“主从关系”来说，只要一谈路线斗争，刘少奇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或者说，刘的腰杆子是硬不起来的。这就为他发动一场要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一定的“政治保险”系数。

第二，对毛泽东来说，另一个“政治保险”则更为重要。这个政治保险，就是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从来也没有放松过的“制造阶级斗争、调节阶级斗争和狠抓阶级斗争”。因为，有一点是必须明白的，如前所说，就象史达林在发动对党内的大清洗时，必须同时残酷镇压共产党外的“阶级敌人”、实际上的无辜人民一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目的，虽然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却绝不容许共产党的“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直至对他和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制造不安和危险。因此，史达林为了保证对内政治大清洗的成功，便在他自己曾宣布“已经消灭了阶级的前苏联”，重新制造出了一大批阶级敌人，以供他“杀害”，籍以稳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毛泽东则要在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大抓阶级斗争的同时，进一步地和更疯狂地提出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为“一抓就灵”，即只要敢于大肆进行“阶级屠杀”，全中国就谁也不敢“乱说乱动”了，这就自然会为他发动文革作了“政治保险”。

因为，他绝不能在打倒了刘少奇的同时，竟让共产党和他自己的专制统治也被人民乘机推翻。这是他必须顾虑到的，也是他必须严加预防的。更何况，毛泽东一向拥有制造阶级斗争和调节阶级斗争的成功历史经验呢！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艰难的卫国战争中，就曾为了说服他的党徒不抗日、假抗日，求扩张，大出卖，曾经大谈“民族斗争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和“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的理论，以为他的共产党在全民抗战中，“决策不打日寇、专打抗日的国民党”，和“决策日蒋火并、绝不帮助蒋介石抗日”，在党内扫清了思想障碍。他因此曾大获成功。……

所以，1962年，当中国大陆人民刚刚才从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只因毛泽东已经有心要发动一场政治浩劫以整杀刘少奇，毛就开始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此后，一直到他死，特别是在文革恶浪起伏、社会血腥弥漫的那些岁月里面，毛泽东更是一贯地、连续地和从未放松过的高喊“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贯地、连续地、极其残酷地和一次又一次地将无数无辜的人民按杀在他那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屠刀之下，以确保他对党内发动路线斗争的绝对胜利和全面成功。对此，在我讲到“中共发动文革的谋略和过程”时，再详细谈及。

【林丹】有人说二十世纪人类有两大悲剧, 一个是法西斯的暴行, 另一个就是文革浩劫。今天希特勒已经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文革的发动者 - 毛泽东的画像，却仍被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他的遗体仍躺在纪念堂里；他所领导的中囯共产党仍然是中国人民的统治者。

2006 年，在文革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之际。中共当局下令严禁举办各类纪念或反思活动。不仅从报刊上，您见不到任何回忆或反思文章，就是在，中国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上，您也查不到任何，有关文革的资料。中宣部明令，不批准有关文革的书刊出版，不安排有文革内容的影视作品播出。

三十年过去了，文革留给人们的创伤尤在，但疼痛却似乎已消失。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失去了文革再次发生的土壤，我们应该向前看。然而回顾文革结束以来的这三十年，类似的悲剧并未中断。1989年的北京6.4天安门大屠杀，震惊世界。1999年至今，对法轮功的镇压，正是一次文革的重演。全民揭批，检举株连，其手段与文革何其相似；严刑威逼，活摘器官，其暴虐比文革更加凶残。如果说文革是毛泽东个人的过错，那么文革结束的这三十年来，中共的领袖换了一代又一代，为什么类似的悲剧还在不断地发生呢?

观众朋友们，请您带着这个问题，继续关注我们下期的透视中国节目,在下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2006年9月20日辛灏年先生在加拿大卑诗大学发表的演讲，“太阳最红的年代”的第二部分。

(此文由辛先生重新撰写，内容较演讲更丰富完整。欢迎转载，请勿删改。转载请注明新唐人《透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