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应美国亚特兰大侨学界邀请，在该市文化中心发表了他迎接辛亥革命百年的第二系列演讲——“祖国在危险之中”。

在亚特兰大的演讲是辛灏年继芝加哥演讲之后的第二站。亚特兰大侨界元老、老校长赵增义作为引言人，向与会者介绍了辛灏年先生的生平。赵增义说，辛灏年是中国大陆真正的知识份子，他不爱名、不爱利，只是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

辛灏年先生首先诠释了其纪念辛亥革命第二系列演讲的意义。他说如果去年的“三讲”，即：“谁孕育了辛亥革命”、“谁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和“谁背离了辛亥革命”，论述了辛亥前后的历史，那么此次的系列讲演，则重在现状，特别是今日中国已然面临的危机，以及这一危险现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辛灏年在演讲中详细论述了人民应该怎样站在民族、民权和民生，这样一个“三民主义”的立场上，继承并完成辛亥革命，以坚定的民主变革意志，既解决中国的危机，又为中国的民主和统一而奋斗。用辛灏年自己的话来说，则是“要民主统一，不要专制一统”。

辛灏年表示，他去年在多伦多、悉尼等地演讲，讲述辛亥革命的历史和中华民国的创建。今天，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祖国的现状堪忧，民权、民生在艰难的发展。“祖国，应该是祖先的土地，不是政权。”他认为，更多的大陆华人现在认为，中华民国才是祖国，尤其是许多80后的年轻人，都认为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

辛灏年说，一百年前我们祖国的危机，不仅为伟大的辛亥革命所解决，并由此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然而由于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得逞，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祖国又一次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中共的专制、腐败和黑暗，只能使晚清“望洋兴叹”，而当下中国的危险和中华民族的危机，比之晚清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辛灏年还说，二十年前，中国每年的“群体事件”（大规模民间抗暴）只有256起，到现在，已经达到每年25万6千起。

近年来，国内一些有良知、有胆识的知识份子，已经一再喊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连海外亲共报纸都不得不发表社论，忧心忡忡地称“全国性的‘叛乱’随时可以发生”。今年八月二十七日，辛灏年说，中共前总书记和一些原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以及一批中共上层知识份子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已经公开说出“中共的执政地位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辛灏年认为，其实，真正的危险却是我们祖国的危险。因为，中共六十余年的专制极权统治为中国境内各族人民所造成的仇恨和灾难，痛苦与不幸，已经逼使人民正在铤而走险，甚至已经引起民族矛盾的不断爆发。中国人民要实现民主变革的决心和意志，犹如“今日黄花”的北非国家一样，似乎就在眼前。所以，长期以来，中共为了恐吓人民“不要奢望民主，不敢想像革命”，就用“民主与革命”，一定会造成“天下大乱和国家分裂”的悖论，来欺骗、吓唬，镇压中国各族人民，绝不容许人民稍怀变革反抗之心。这也才是中共不惜花费大量的人民血汗来镇压国民以求“维稳”的来由。

由于中共自上而下不仅畏惧民主变革，将其当作自己的“死期”，更为了永久维护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而拚命地反对民主变革；且由于我们的人民，既想推翻中共，实现民主，又担心天下大乱和国家分裂；所以，我们才有责任，甚至还要有智慧，来告诉我们的人民：中国一定要推翻专制、走向民主，但是，“天下不会大乱，国家不容分裂”，而且要有信心，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统一；同时由于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对民主变革充满恐惧，所以，我们才要告诉他们，只有顺应民主的世界潮流，考虑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与前途，你们面对的才不会是“死期”，而是“重生”。

辛灏年解释说，正因为如此，他才要从民族主义问题讲起，他在亚特兰大开讲的副标题，就是“民族主义的使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第一位。”

辛灏年认为，九十年来，正是因为中国大陆人民放松了民族主义的警惕性，又丧失了应有的民族主义的精神和意志，才招致马列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入侵，成就了“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更造成了一家外国的坏思想，挟着中共刺刀的淫威，对中国大陆人民实行了六十二年的思想统治。以致一千数百年前，在五胡乱华时期的中国，“汉儿傍得胡儿睡、便以胡儿傲汉儿”的痛苦情景，竟然在此六十年间，变成了“汉儿做了马列孙，便为马列杀汉儿”的血腥和痛苦景象。

这个景象至今非但没有结束，而且近年来还在中共统治下持续地强化着，甚至连最近高唱的所谓文化改革，还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

辛灏年先生还说，由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了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敌对阵营各国家使用了号召“民族自决”的战争谋略；其后，共产沙皇列宁虽然对内实行民族镇压、对外却号召“民族自决”，借以发动世界共产革命，以颠覆他人国家；还因为近百年来，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偏颇和错误，甚至将民族主义直接解释成“现代世界的宗教信仰”，因此，民族主义作为一把双刃剑，就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造成了太多的不安宁状态。民族主义既成了要求民族解放者们的一杆旗帜，又成为鼓吹民族分裂的招牌。

辛灏年特别指出，海外某些华人民运人士，特别是那些保共改良派们，他们和晚清的保皇改良派一样，对中共有爱，却对中国无情，心系中共而不爱中国，反中国却不反中共；他们无意中国的“民主统一”，硬生生地将一杆应有的、正确的和进步的民族主义大旗，拱手让给了中共。而中共则乘机挥舞着虚假民族主义大旗，长袖善舞地施展着倒退的民族主义手段，在当今的国内煽动错误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在现下的海外统战我们的华侨，特别是中华民国的台湾，从而造成如今海外“爱国民主运动”日渐式微。

辛灏年说，正是上述种种原因，才促使他在近三年间努力学习和钻研民族主义的理论，投笔写作“祖国在危险中”一书，试图从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将当代中国境内各族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使命，和中国必将来临的伟大民主变革联系起来，找出一条既能够完成民主变革、又能够防止“天下大乱和国家分裂”的正确道路。他说，虽然他只是万家之言中的一家之言，但是，和许多志在中国民主统一的朋友一样，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统一，为了埋葬还在践踏我们祖国的“共产专制制度”，他给出了自己的想法和理想，以“请国人选择”。

在亚特兰大的演讲中，辛灏年论述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民族主义？

辛灏年认为，多年艰苦和独立的研究告诉他，要了解什么是民族主义，就必须了解“主义”的由来，“民族”的来由，民族与个人的关系，民族的心理及其核心价值。这样，才能了解民族主义的概念、界限、要害和有无；才能理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星球主义乃至宇宙主义之间的根本关系。

第二、为什么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

辛灏年说，要想明白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明白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感情为基础的。他生动地解释了感情是人类的一种心理状态，是人类生活、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普遍基础，然后他才指出民族感情就是构成民族主义的基本心理状态，并且旁征博引地予以证明。其次，还要明白民族主义与民族的两种感情状态的关系，一种就是正常的民族感情状态，它会产生理智的民族主义；一种就是极端的民族感情状态，它会造成非理智的民族主义。接下来，辛灏年先生论述了民族主义与民族之两种相反属性的关系，论证了同一民族属性中的良性分裂和恶性分裂的种种来由。他对中国历史、欧洲历史和中东历史所下的功夫，还有他对西方近百年来错误民族主义理论的辨析和批评，使他对这一纯粹的理论问题，解释的生动、准确、贴切，而又逻辑性极强。

第三、中国需要怎样的民族主义？

辛灏年以大量的历史典故，说明我们只能要真民族主义，不能要假民族主义；只能要好民族主义，不能要坏民族主义；只能要进步的民族主义，不能要倒退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一直以来“出卖民族、不要祖国”的中共所搞的民族主义，既是假民族主义，又是坏民族主义，更是倒退的民族主义。

因为，中共直到今天，仍然把民族主义当作统治和统战的工具，对内煽动不正确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外统战台湾和华侨；而他要的并非是中国的统一，而是中共的一统；反对的是中国的进步民主统一，痴心妄想的仍然是倒退的“专制一统”。

第四、当代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共同民族主义使命是什么？

在这一部份讲演中，辛灏年提出并诠释了“进步统一”这样一个概念。并且用“天候地理驱使中国走向进步统一”，“敌国外患迫使中国走向进步统一”和“文化文明促使中国走向进步统一”的崭新理论，论证了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哪些才是进步和应有的统一，哪些则是倒退和黑暗的一统。

而由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所创建的“大中华民国”的进步统一，由蒋介石领导北伐所达成的大中华民国的进步统一，以及在1946年由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所共同推动的大中华民国的宪政进步统一，则历史性地昭示了当代中国民主进步统一的使命之所在。而这个“民族主义的使命”，就是为实现中国的民主统一而奋斗。换言之，则是“完成辛亥革命，重建大中华民国”。

因为，只有大中华民国，才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建立的、要走向民主和统一的进步现代国家；才能在政治上完成进步的民主统一，摒弃倒退的专制一统；在文化上走向中华民族之优秀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统一，拒绝马列文化对我们各民族文化的专制一统；在民族关系上实现自由平等的统一，不要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统一；在两岸关系上成就大中华民国的进步统一，而不是小中华民国的进步分裂…….

辛灏年凭藉丰富的历史知识，扎实的史学功底，大量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历史故事，伴随着其深入浅出却又入木三分的解析，使他的演讲内容生动、丰富，非常具有感染力。辛灏年总结说，伟大的辛亥革命，造就中华民国的统一，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统一。

最后，辛灏年说道，非常可悲的是，今天的中国各族人民，非但不能如期所愿地实现中国的民主进步统一，相反，由于中共六十余年来的种种倒行逆施，不仅使中国出现了巨大的专制倒退，而且使中国日益遭遇民族分裂的危险和地区分裂的危机，境内各民族普通人民的民生，就更是在中共专制统治集团的层层残酷盘剥之下而痛苦非常。

因此，我们中国各民族人民都面临着的三大难题，就是——民族解放的难题，民权解放的难题和民生解放的难题。他感慨又痛心地说道：“真的，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危险之中”……。

辛灏年特别谈到文化和文明的统一。他说，某些大陆知识份子，不敢骂共产党，他们骂儒家。辛灏年记得，小时候对于四书五经，他是偷偷摸摸的看的。儒家最主要的经典，“仁”涉及政治的统治和民族的关系。儒家胸怀天下，所有的道都可以相并而行。儒家思想在仁之下有四个字：亦即“善、道、德、义。”

善，是没有压迫、剥削；呼唤善者，可以拥有天下，可以去掉残暴。道，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家呢，需要靠道来治理。德呢，德多则德不孤，必有邻，所以相比中国大陆护照，台湾护照可以去各国。国家有否道德？辛灏年认为不在高楼大厦，而无德者，则必然灭亡。义，辛灏年说，国家在义不在利。共产党讲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却又欺骗台商什么“双赢”。

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中，辛灏年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将一个学术性很强的讲题说得深刻而生动，他的如珠妙语令场下听众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而他在演讲中表达出来的对自己祖国那份深沉而无私的爱，又深深地触动了所有人的心。

演讲结束后，很多听众都不愿离开，围绕着辛灏年先生要求合影，并期望与他继续探讨未来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与方向。一位已有九十五岁高龄的前“飞虎队”老将军，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流着眼泪对辛灏年说：“你，真的是把学问做通了。”……

（大纪元记者泽霖亚特兰大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