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1947年生于北平（北京），其父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任普通文职官员。1949年，军长帅全军将士在湖北金口起义，编入中共解放军，每人发予“起义光荣”的证书。中共建国后，军长张贞授以高官，享受“统战”待遇。胡平家的大门也挂上“光荣军属”的红木牌。
1952年，解放军进行整编，将起义旧军人遣返，其父回到原籍河南省许昌蔡庄。不幸正赶上全国上下的“镇反运动”（镇压反革命），根据最高指示，各地公安部门都必须“杀一批，关一批”，胡平的父亲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无辜遇害。
直至1983年，三十一年之后，胡平的母亲才收到许昌法院的一纸平反证明书。当时误杀、错杀、乱杀多如牛毛，解说为“历史原因”，罪魁祸首仍供若神明，自然无人承担罪责，更无任何补偿。
胡平成长于四川成都市，小学、中学都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功课总是第一名，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全市名列前茅，曾连任小学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中学学生会负责人。
1969年3月，胡平与成都十九中的八百余名同学一起“上山下乡”，来到四川最南边的渡口市郊区（现为攀枝花市），胡平分配到总发人民公社总发大队总发三队。全村二十名下乡知识青年，十二个男生，八个女生。
护送学生下乡的唐老师向生产队长介绍胡平是学校里的最聪明的好学生。同时学校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向公社政工组移交了学生的档案，并着重指出胡平家庭出身不好，有思想言论问题。公社的干部顿时警觉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一到农村，知青们马上就发现这里的阶级划分是极为分明，原地主、原富农及各类阶级敌人连同他们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无情地被踩在脚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遭受著名正言顺的的歧视、奴役与蹂躏。
当年的“杀、关、管”,“地、富、反、坏、右”，胡平是系于最高级别，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可想而知，胡平下乡伊始便马上成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更可怕的是，胡平读书好学，关心时事，思想活动多了一些，经常发表一点言论。那个年头的最大罪名就是“思想反动”，有思想则反动，有言论则玩命。
1970年秋末初冬，成都市公安人员下乡调查一起凶杀案件，重点目标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此案与胡平毫不相干，却启发了总发人民公社的阶级斗争。11月12日，公社领导亲自主持召开“批判胡平大会”，主要罪状是家庭出身与思想反动。会上揭发胡平阅读并谈论黑格尔等西方反动书籍，散布 “抓革命，促休息”等反动言论。（毛主席语录：“抓革命，促生产。”）
批判会上一些社员挥挥拳头，喊喊口号，不过是逢场作戏，一些知青明哲保身表示划清界线，胡平都不在意，唯有几个多年的好朋友，没一个敢站出来打抱不平，让胡平十分伤心。
当天夜里胡平难以入寐，开始意识到他的处境是任何人都帮不了的，不再埋怨自己的朋友们，他也予感到还将有更大的祸患在等待着自己。胡平压下满腔的愤恨，第二天写了份“自我批判检讨书”, 以防政工组抓住不放，继续深挖。这是胡平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低头认罪”。
“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这是任何党组织的首要任务，对胡平的整治也只能有增无减，开始划归另类，责令与地富分子一起干活，在严厉监视之下，胡平已身陷半劳改管制。
胡平深感父亲的阴影与他的命运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了。以前，父亲的概念对于胡平是十分模糊的，母亲从来不提父亲的事，这是全家最忌讳的话题。只是在胡平面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姐姐向他吹了点冷风。姐姐高中毕业时，高考成绩优秀，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所志愿报考的大学都不敢录取。
家庭的不幸，社会的不公，让胡平真知灼痛地感受并早先认清中共专制的伪善。尤其在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红岁月”，荒谬、疯狂、残暴愈演愈烈，整个大陆沉沦到历史最昏噩的时代，到哪去说理？胡平决心反抗，但暂时还不能以卵击石，当务之急是要先跳出火坑。
与胡平同屋的姚革，是胡平最好的朋友，同是十九中老高三的同学，又是学校同一个造反派组织的老战友。姚革出身好，生产队培养他当兽医。胡平被批斗的前后，大队和公社的干部多次找姚革谈话，警告他必须站稳阶级立场。姚革在公开场合不敢再与胡平亲近，暗中还是相互交流肺腑之言。
一天深夜，胡平悄悄向姚革倾吐了心底的悲愤，面对终将来临的灭顶之灾，胡平斩钉截铁地说：“长痛不如短痛！”姚革听得心惊肉跳，他深知胡平在乡下将会越陷越深，也只有这条血路可以逃生。在那天理丧尽的日子，幸好还有人情尚存，姚革大义凛然，含泪愿为朋友拨刀相助。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轰轰烈烈的驱逐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运动一开始，就遭到民众的不满与抵制，由于农村条件艰苦，众多的下乡知青患重病或受重伤，无法继续承受农村的重体力劳动，在社会的压力下，开始允许知青办理“病退”“残退”回城。虽然政策允许，但胡平之类就是有病，也是在劫难逃，必须付出最大的代价。胡平先想到抬水泥电线杆时将腿砸伤，但实施起来很难掌握分寸，腿的用处实在太大，实在舍弃不得。犹豫来，犹豫去，设想了很多方案，下了好几次决心，事到临头又都放弃了。翻来覆去摸着全身上下，最后还是决定牺牲左手，相比易于操作，只要在轧草时，左手往前多伸一点，一下子就大功告成。然而最难的还是要做得天衣无缝，并且必须要有一位有公信力的目击者做证。
胡平与姚革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认为要先拉开与批判会的间隔，以防反遭指控预谋逃避“上山下乡”。从70年底至71年9月，胡平一直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等待时机。
1971 年9月12日，是个周末，十九中的先进知青代表梅耀农上区里开会后来村里串门。梅耀农曾是成都“8-26”造反派十九中分团团长，下乡前是十九中革委会副主任（主任都由工宣队代表担任），他出身红五类，在农村表现积极，被树立为四川省光荣模范下乡知青典型，后提拔为渡口市委副书记。
胡平看着梅耀农跳步走来，顿悟天赐良机，给一个暗示，姚革心领神会，盛情拉住梅耀农，要他“宵个夜”再回去。
晚上八点多钟，胡平边砍柴边烧火，姚革舀开水灌热水瓶，趁梅耀农与另外两人不注意，故意将热水溅到胡平的右臂上，胡平赶紧用砍刀往左手上砍，先砍了一刀，不够狠，又连砍两刀，然后大叫一声，胡平的左手顿时一团鲜血，梅耀农与其他两位同学赶紧围过来，不知如何是好，姚革立刻拉着胡平往外走，喊着快送干校医务室。
走出厨房的院子，胡平攥着砍伤的左手大拇指说：“哎呀，不成，没砍断，要补火！”
姚革跑回到住房，匆匆把骟猪的手术刀找了出来，揣在兜里，马上跟着胡平奔向干校。
渡口市下放干部集中营就在村边，走出村口，一片漆黑，四下已无人影，路过水渠旁，胡平蹲下，把左手放在一块大石头上，连说：“得补，得补，得补一刀！”姚革掏出刀子站在水里，又拣起一个石块，把刀按在砍伤的手指上，用石头往下砸。第一下砸得很轻，姚革还下不了这个狠心，第二下也砸得不够有力。胡平有些着急： “不成，再来！再狠点！”
石块砸的第三下，拇指往上一跳。因为下边的大石头不平，所以还有一点皮连着。血冒出的更多了，胡平满意地说：“这下成了。”
姚革把大石头上的血迹用水冲掉，收起手术刀。刀子沾着朋友的鲜血，十指连心，心如刀搅。
过了桥就到了“五七”干校。干校的人马上找来医生，在医务室给胡平的手上打了一针，医生颤抖地用纱布把断指包好，急切地说：“赶快叫车，马上送到大河医院！”
干校派了一辆吉普车，胡平与姚革坐在后边，一名干部与司机在前。司机抄近路要穿一条小河，平时一踩油门就过，可是此时却在河中心打滑，耗了一个多小时。胡平咬紧牙关，一波三折，还需把消息传开。
干部找来附近的一些老乡，终于把汽车从小河里推了出来。
在大河区医院的急诊室，一位姓王的外科医生值班，王医生胖胖的北方人，小心翼翼地擦干净伤指，唏嘘地说：“只有截肢。”
胡平暗喜，却哭丧地说：“大夫，您受受累，不能给接上啊？”
王医生说：“你的心情我理解，我告你实话，这种断指再殖的手术，我们这类医院没有一例成功的。”
胡平伤心地说：“大夫，反正都断了，您就看着办吧。”
王医生抬着胡平的左手，轻轻地捏了又捏，说：“你是知青吧，这么年轻，多可惜呀，我试试吧，你的骨质还比较柔软。”
又来了一位姓赵的麻醉师，活泼的天津人，在胡平的胳膊上打了一针麻药。胡平踏踏实实地躺在手术床上，几个月绞尽脑汁策划的苦略终将完成。胡平侧着脸看见医生把一根长钉子从拇指上端往下钉了进去，不久便昏睡过去。
送到病房后，胡平半醒过来，看着包裹的左手，悲喜交集，似乎抬头是岸。但是拂晓之时，左手突然剧烈疼痛，忍无可忍，一时后悔莫及……
第三天，医生来查房，医生打开纱布看了看胡平的手指，笑咪咪地说：“啊，没有发炎，哎，可能接好了。”
护士叫来王医生，王医生似乎不太相信，捧着胡平的左手，仔细地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最后兴奋地喊道：“活了，活了，肯定接活了！”其他人也激动地祝贺这第一例断指再殖成功！
这倒是给胡平泼了一盆冰水。胡平躺在床上，暗自盘算，这岂不是前功尽弃，白遭了一茬罪。胡平一肚子苦水不断涌向心头，几次想破坏手术的成功，但一看到医生护士们慈爱欣喜的目光，他再也下不了这个狠心了。
天意不可违。胡平想来想去，还是全身为上，出院之后就说断肢再接，筋络不通，拇指不能活动，谁无同情之心？
王医生在医院碰见女知青陈小玲，兴奋地讲述了胡平的手术成功。陈小玲的母亲正巧是十九中的语文教师刘福春，文革中被整得很惨。文化大革运动初期，全国各地的中学校园是最血腥的，胡平非常同情学校里被批斗与折磨的老师，1966年11月，胡平第一个贴出大字报，呼吁所有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一律平反，并串联牛棚里的班主任郝老师，里应外合，一举把关进牛棚的老师全部解放，在胡平的鼓动下，“牛鬼蛇神”写出《造反宣言》，理直气壮地发动了一场解散牛棚的“革命行动”。当时这是何等敏锐与勇敢的壮举。
伟大领袖大救星最喜欢的一盆大菜“阶级斗争”，就是把一批人放进锅里，再用民众当柴草。那个年月，上从中南海，下至小街道，哪个“单位”不设 “牛棚”？一切不顺眼的人，都冠以“牛鬼蛇神”，“牛棚”可以任意虐待刑讯，称之为“群众专政”，是“史无前例”的一大创新，元首元帅党徒百姓，皆可随便打入棚中。而当年敢于提出解放“牛棚”的，全国并无多人。
陈小玲极力称赞胡平，请王医生多多关照，也希望王医生给胡平开一个证明，让他可以办理“残退”回城。王医生满口答应。
陈小玲找到胡平的病房，辛酸地拉着胡平的手，悄悄地说：“你要因祸得福啦。”
过了几天，陈小玲又来看望胡平，焦虑地说： “医院可能听了你们公社的人说了点什么，王医生变卦了，说上边有指示，不准随便给知青开证明。”
在医院住了一星期，回到生产队，胡平请假回家养伤，队长感叹地说：“为口伤身呀。”
胡平正中哲言。但胡平奋不顾身，并非仅为个人的口舌之欲，纵观迷迷茫茫凄凄惨惨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层出不穷的殉道难者，胡平扬言：“总是祸从口出”。不世之士，不平则鸣。1979年，狮子大开口，胡平在北京大学为亿万之钳口写出了《论言论自由》的长篇檄文，发表在北京“民主墙”民办《沃土》杂志上，如一声春雷在“北京之春”震响。1980年，也正是这张不毛之口，在北京大学的人民代表竞选大会上，舌战群儒，喷发出不同政见的异彩，在北京的文化知识心腹之地，成为新中国首位非党委指定的候选人当选。北京大学区的竞选运动因胡平的出场，引起世界的关注，而胡平高票当选人民代表，也使人民领袖们胆战心惊，引以为戒。
胡平回到成都，家对面就是西城骨科医院，医院里也正好有跟家里人熟悉的医生，他们对胡平的医疗非常热心，而后当胡平请求开一个证明时，就都吱吱呜呜了。在中国开假证明历来是相当普遍，惟独给胡平开一个真的证明，就真是不简单啦。
天无绝人之路。胡平转来转去，找到四川省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他爽快地写了几个清晰的小字：“丧失对掌功能，不宜重体力劳动。”
拿着省医院的证明，再去骨科医院，骨科医院的大夫仔细端详了省医院的证明后，打消了顾虑，也给胡平开了一个证明。
胡平明知自己的特殊身份，必须多几个证明才有把握。他又回到大河区医院，正巧碰上那个姓赵的年轻的麻醉师，他同情也多情，治病也救人，心血来潮开出第三张证明，意味深长地用天津腔说：“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给胡平又打了一针奋发剂。
半年的努力，胡平拿到省医院，专科医院，区级地方医院的指残证明书，已是无懈可击。第一关，先找生产队，黄队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农，似乎早已心中有数：“不能干重活，就放羊吧。”
胡平说：“放羊可以，可是收了工以后，生活也是很难一个人自理呀。”黄队长也算心慈，别别扭扭地还是同意放了胡平。
第二关就难办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屈，是整胡平最凶的一个，当即回答：“不办！”以后再找他，干脆闭着眼睛不答理。在他这整整拖了一年。
在此期间，区里几次招聘中学教师，胡平的条件最好，但由于出身问题，始终没人敢办。党的好干部总是可以大义灭亲，村里的小学校缺老师，眼睁睁地瞧着一个个依然贫下的农民的子女失学，也绝对不能让胡平去代课。
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多个日日夜夜呀，胡平磨来磨去，最后老屈也知道挡不住，勉勉强强盖了一个章。
大队之后又要去公社，好不容易过了公社这一关，最后又栽到渡口市知青办。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钱大胡子，精明老练党性强，他什么理由也不说，就是故意压着不办。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当时返城的知青越来越多，已是大势所趋，惟独在胡平的头上，一道一道的党棍，都要略表忠心，还给胡平更多的“再教育”。胡平得天独厚，难怪异乎寻常。
幸好胡平的姐姐的丈夫的同事的亲戚老邓，是渡口市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的负责人，复员办与知青办在同一院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老邓问钱主任为什么压着胡平不批？钱大胡子的道理很简单：“胡平的家庭问题很复杂。”老邓不遗余力，大胡子终于高抬贵手。
好事多磨，哭笑不得，沥血辱痛周旋了两年多，1973年10月胡平才拿到“回城证”。此时，村里的其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早已全部走光了。一支残指，四顾茫然，早起晚归，孤影自拔，胡平下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