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这篇“万里谈话”直指中共执政非法、宣传野蛮、没有起码的伦理，还批评说，过去那么多年来，中共是中国动乱之源，自身的折腾殃及了国家和老百姓。中共不仅对老百姓没有道歉，而且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和对错误决策的修正。谈话在反思中共罪行、否定中共的同时，也主张通过重建政治伦理改变中国社会。

几位中国问题专家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万里谈话”没有采用内部上书、而是采用公开的方式历数中共罪恶，是因为这位老人看到中共不可能改良、无可救要的末世现状。这本身也是对中共摇摇欲坠的现状及必将灭亡的命运的直言。该谈话超越中共底线， 极大冲击中共。中共的缄默就是最大的反应，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默认，这也说明中共统治已经很衰弱，到了末路的末路。

专家还认为，“万里谈话”代表中共体制内一批良知尚存、本性还在的高官、党员的反思，这是在退党大潮不断向前推进、更多人们反思中共邪恶、选择未来新生的大背景下的现象，是精神觉醒、人性复苏、勇气回升的必然过程。中共已成为众夫所指，甚至在体制内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不骂中共的。“万里谈话”展现的是，公开唾弃中共已到了中共最高层、最要害部门。

圈内人士透露：谈话者是万里

据《动向》杂志总编、新世纪网站主编张伟国向大纪元证实，这篇谈话是北京有身份的人委托新世纪网站首发的，但委托人并未透露谈话者的真实身份。该文在网上热传后，引发多方关注和猜测。张伟国表示，他接触到的圈内人士的透露谈话者是万里，海内外知识界绝大多数人也都作如此判断。

无论从文章的用词语气和涵盖范围，还是从不同的消息渠道和自己的经验判断，张伟国都认为，这是万里的谈话。他说，万里在中共高层元老里一直是出手不寻常的、少有的敢于批评当局的人物。对于中共高层人物来说，选择用网络方式公开发表，这也是一种惊人之举，以前只有赵紫阳如此做过。

张伟国说，他对中共内部运作机制非常清楚，对如何解决中共的问题，用什么办法才能影响高层决策，非常精通。此时他没有按照内部运作上书，而是选择了公开，这足见他已经清楚看到中共的末世现状，用旧有的渠道和模式上书领导人，已经时过境迁、没用了。中共不可能改良，已是无救了。

另一方面，张伟国也指出，重视这篇谈话稿的内容、价值及其影响，应当比调查考证谈话者的身份更为重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位中共最高层元老。

他说，中共把中国社会、国民、政府绑架了60年，毒化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胞，三代人灵魂深处深受其害。像这位做到中共高层顶尖权位的老人这样没有被中共专制机器彻底腐化、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还能坚持自己的良知、并敢于公开发表出来的人，已是中共内的异类。

“这位老人认为，需要社会大众、各种社会力量反思。除了解决中共之外，还要解决整个国家、社会、文化、国民的伦理道德等问题。”

万里谈话：中共执政非法

这篇被各界认为的“万里谈话”开始就指出，“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

文中还批评，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中共中央机关至今没有挂牌办公，仍像非法地下机关那样运作。仍是党指挥枪，“党军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

张伟国认为，这位老人一开始就提出中共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的非法执政性，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讲话的立意不是为了延续中共的统治或者一党专制，他已经完全跳出了这样思考的领域。

时政评论家、中国过渡政府总统伍凡分析说，此处直指中共执政的非法性和独裁性，以及中共非法附体国家的事实。中共其实是窃取了中国的政权，并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这于情于理于法都是错误的。这里的潜台词就是说中共是非法的“黑帮”、“乱党”，其实中共本来就是一个西来幽灵。

中共不等于中国

这篇谈话中还说，“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

伍凡认为，这里也区分了中国和中共不同的两个概念，中共不等于中国。伍凡特别指出在“万里谈话”中有“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等句子。伍凡表示，这种国家在前党在后的措辞，在中共高层也属首次，“万里谈话”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其实是直接暴露了中共劫持中国、凌驾于中国和中国人民之上的事实。

野蛮的党文化宣传

“万里谈话”文中还说，“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 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

“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伍凡指出，“万里谈话”此处直指中共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党文化舆论宣传的虚假和野蛮。他还认为，中共这种连基本事实都不符合的宣传手段是根本无法欺骗老百姓。

中国的灾难 “没有不起因于中共折腾的”

“万里谈话”文中坦言，“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

伍凡指出，此处直接指出中共是中国乱象和灾难的根源。其实现在老百姓早就把中共号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耻笑的对象。现在的流行语是“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中国才会好”。

中共无起码的伦理

“万里谈话”文中说，“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 ”

“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 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 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

“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张伟国认为，这里谈到篇谈话的主题，就是主张通过重建政治伦理改变中国社会。作为一个人，政治团体，执政党，讲话要有信用，有诚信，遵守、兑现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基本的现代文明准则。中共从60年前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曾经给中国老百姓乃至于整个世界，都作了非常漂亮的承诺，但至今从未兑现过任何承诺，甚至也不承认自己曾有过承诺。这把中共和社会的关系彻底颠倒了。最近中共自己的喉舌所作的民意调查，那些官员和御用知识份子的社会信誉都不如妓女，这反应出中共统治中国社会整个信用破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所有无赖流氓最黑暗的黑社会的手段，已经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这无论对于中国历史、还是人类历史来说，都是罕见的。

伍凡指出，一个人要重德，作为一个政党，不仅要有志向和抱负，更应重视伦理道德，有志有德方能成正事，否则什么都无从谈起。中共没有道德伦理，它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所以中国人民也不会让中共有未来。

无民意基础 苏共亡党

“万里谈话”文中还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

“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

“万里谈话”中还说，中共曾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社论、评论、声明，向全中国人民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可是后来都被修改掉了。“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伍凡指出，“万里谈话”这里间接的指出中共必然灭亡的命运，正像前苏共一样的下场。中国古人有很多类似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等等。对于中共这样根本就是欺压和凌辱老百姓的政权来说，灭亡是必然的。大家都知道，中共现在的处境就是，中央四分五裂，完全失去控制，中层绑架高层一起走向死亡，中共用任何手段垂死挣扎的企图都是无效的。

对历史、良知的一个交待

这篇“万里谈话”中还引述一名病重的元老的担忧，“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文中还提到一名在八十年代初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元老，曾对他表示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能为中共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是遗憾没有推动中共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还有一个是胡乔木，七十年代末在一次中共党内讲话时提到“政治伦理”。

“万里谈话”中说，“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份历 史责任。”

张伟国还表示，“我猜测，像他这样一位有强烈抱负理想的，60年都没有被完全腐蚀掉的中共元老，当然不愿意就这么样离开这个世界，可以把他的这篇谈话理解为他对历史、后人，至少是自己良知的一个交待。”

张伟国：超越中共底线 极大冲击中共

这篇全文有近万字的谈话目前在网上流传，引起很大反响。张伟国认为，这篇谈话对中共进行的分析和评论振聋发聩，分析中肯、深入、直指要害，可以看出，这是对中共腐败制度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研究的一个老人的反思。

他说，这位老人很了解中共内部政治运作机制，他的这篇尖锐的谈话，表面上使用了中共那一套讲话的方式、语言、行话、术语，用圈内人听得懂的话表达，对中共内部的触动会很大。他的谈话，可能外面的人看上去觉得很保守，但实际上句句都很到位，没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大家都能看出他击中了中共的要害和最怕。中共体制内不管哪个派系的，都知道每句话背后的潜台词。

“这篇文章足以给中共一个沉重的冲击，对于中共内部不同的政治派别应该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于中共体制内良知尚存的开明派，或者犹豫不决的人士来说，这篇谈话是一个很难得的答疑解惑式的反思，以及具有鼓舞作用的思想精神支援。只要良知尚未完全泯灭，还有一点点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会有深刻的触动。对于那些坚持中共一党专制的死硬派们，这也是一个相当有杀伤力的动作。”

张伟国指出，“对于中共高层人物来说，这篇谈话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他已经看到，中共已无药可救，中国社会也是滥透了，也正因为这一点，他的讲话不少地方越出了中共的限制，对中共性质的定位和批评，都大大地超出了、从根本上超出了中共所能容忍的范围。”

张伟国：中共的不敢回应 就是最大的回应

张伟国指出，这位老人不会在乎中南海知道其谈话，而且肯定会让他们知道。而且他对形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他知道，中共不敢对自己施加很大的压力，更不敢软禁他，如果没有基本判断，当年就会像赵紫阳一样牺牲掉了。

这篇“万里谈话”已经在网上发表、热传了10天，中共当局没有像当初孟伟哉退党时那样的辟“谣”，而是保持缄默。张伟国认为，对于这篇谈话，中共的不敢回应就是最大的回应，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默认。中共不敢有任何反应，因为一反应就是最好的公关宣传，那就热闹了。中共对此避之尤恐不及，根本不敢挑衅、批评，甚至讨论，不敢碰，只能尽量让人不谈、让人淡忘。

“这也说明中共统治已经很衰弱，穷途末路，管不过来了。管外面都管不过来了，更不用说里面了。中共越来越下三滥，完全违反人的伦理。对于一般的人，他可能会打压，但是对于这样树大根深的元老级人物不敢轻易下手。”

伍凡：自责是基础 退党才是出路

伍凡指出，“万里谈话”中对中共罪行的反思、对中共的绝望、对中共摇摇欲坠的现状及必将灭亡的命运的直言，同时也是一位良知尚存、人性没有被党性泯灭的老人呜乎哀哉的自责愧疚忏悔和对公众的一点交待。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事业”到头来发现是虚假的、错误的，那种悲哀、痛悔和自责是非常巨大的。

伍凡表示，他相信这位老人的自责是真实的。这也代表了中共党内一部份早期受共产主义邪说迷惑、到晚年方认清一些事实的人士的心声。他们尚未泯灭的良知促使他们说出这样的一番感慨，这也是他们作为曾经的最高领导层中的一员对于人民的一点交待。

他指出，但是，自责只是一个基础，真正要对己、对民、对国有利的话，就要认清中共根本无法改变的事实，要放弃所有的幻想和曾经的错误情感寄托，勇于退出中共，真正走向新生。

伍凡说，他希望“万里谈话”对于万里本人和与此相关的诸多高层内的元老们是一个迈出这一步的起点。

高大维：退党大潮冲击中共高层 要害部门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高大维表示，这篇谈话表达的不是一个人的心声，而是中共体制内一批良知尚存、本性还在、没有完全迷失的高官、党员的反思，是道德良知的自省。也是在“九评”、退党大潮冲击下的精神觉醒、人性复苏、勇气回升的必然过程。

高大维表示，中共已成为众夫所指，甚至在体制内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不骂中共的。退党大潮触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共高官也都在以各种方式寻找后路。中共党政军高层很多官员干部，偶然间得到退党传真、听到退党广播，相当一部份人主动通过热线电话等方式跟我们退党中心联系，了解更多情况，有的化名退党，甚至用真名退党。

“我们收到的电话包括一些中南海打出来的，很高级别的官员，还有中央高层主要领导人办公室打过来的电话，中央政策研究室有部份人集体学“九评”并研究。国务院官员也有声明退党的。中直机关、总政、军委、警察、公安、二炮、导弹部队等这些中共要害部门也有很多打电话询问情况或以化名甚至真名退党的。他们在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后，出于为自己和他人考虑、以及为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他们选择了退出中共的道路，以求良心得到救赎、生命获得新生。这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了。”

高大维指出，这些体制内的人士，他们虽是既得利益阶层，但了解真相后发自内心的自省，了解越深就越痛苦，良心每天受谴责。当他们退出中共后，便感到身心轻松，精神解脱。

伍凡：高层弃共公开化 劝党员弃暗投明

伍凡也指出，“万里谈话”是在退党大潮不断向前推进、促使人们反思中共邪恶、选择未来新生的大背景下的现象。这显示了中共已到了末路的末路，它的不得人心、众叛亲离已到了高层弃共公开化的程度。

他说，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定它根本不会弃恶从善，无论谁都无法改变它。因此劝告所有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中共党内人士尽早弃暗投明，剥掉党皮，退出中共，从里到外真正做一个干净的人，这样才能真正对己、对民、对国有利，是拯救自己和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