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靳欣採訪報導，2月14日，記者電話採訪了高智晟律師，就他在發起中國民衆的絕食抗暴行動後，近日的處境及進展，並就目前社會上對高律師事件過程中，揭示出來的一系列現象產生的一些疑惑採訪了高智晟律師。

我現在可能是全人類壓力最大的一個人

高智晟律師首先談到了他目前承受着來自中共政權的巨大壓力。他舉例說到：你比如說我的侄子原來在部隊裏，本來花了不少錢，有關的打通環節我知道花了不少錢，名字都公佈了，轉了自願兵留在部隊上工作，結果有一天突然有人問他，你是不是高智晟侄子，那孩子在部隊上一提我的名字他感到驕傲啊！當天晚上人家告訴他你緊急復原回家吧，原話告訴他，「你叔叔現在做的事是很危險的。」

我爲什麼說這個過程呢？這次我把這孩子帶到了北京，帶到北京以後，找到一個地方去打工，就是做民工，孩子今天去打工，第二天，就是今天（2月14日），他的老闆就被派出所叫走，到現在都不放人，就說它對於你的這種「關照」，它的這種野蠻和下流你根本想像不到，任何卑鄙的小人都想像不到它會做什麼，它全能想到。所以我們國內的這個維權抗暴的聲勢，他的持續和範圍的壯大，必定要刺激當局採取更加野蠻和下流的手段，所以這個方面希望國外的朋友也予以應有的關注。

現在外界看到的往往都是我剛強的一面，但是這次朋友陪我回陝北的時候，他們看到了我的另一面。我在寫我的家人，我的母親的時候，常常是淚流滿面，昨天我們一些朋友在一起，我們談到了我的壓力問題，我現在也是公開講，我現在可能是全人類壓力最大的一個人，我們目前所面對的，是一個最不守規則，最殘暴的這麼一個龐大機器。像昨天郭飛熊想到大學城去拜訪一個大學教授，郭飛熊還沒有趕到，他們已經十幾個人趕過去，手裏拿着鐵棒在這個大學教授的家門口等着郭飛熊，而且郭飛熊還沒有趕到前，警察就多次敲開這個大學教授的門，而且敲進去就說要查查看郭飛熊來了沒有，事實上他們完全清楚郭飛熊沒有來。所以我們面對着這麼一個外部世界難於想像的這麼一個，完全把整個國家劫持了之後，從這個劫持的國家獲得了能力之後，又來利用它的一切邪惡來壓制人民，壓制不同聲音。

所以在昨天的文章裏我們也強調了，絕食決不是我們的一種享樂性的追求，實際上我們是真的沒有了任何辦法。國內現在有些聲音說，你現在發動了這樣的模式，是不是這個依法維權就被放棄了，我說凡是法律能發揮點滴威力的，我們仍然是寄希望於法律。但是法律完全不能發揮作用的領域，我們也不能採取完全的一種放任和無謂，那就是最後的一種方式，用自己的身體。

絕食維權抗暴的最大價值是什麼

現在持續的，我們賦予這種絕食抗議的過程一些長遠價值，一個是資源的整合價值，各種力量的整合價值，比如目前法輪功羣體在這方面的一些作用，事實上目前法輪功羣體在國內的一些作用是外部世界沒有看到的，他們持續的在讓我們感動着，他們是沒有階段，沒有說是跟我們一樣，我們做事還有個有始有終的問題，他們每天都是在這樣做。白天他們和普通人一樣去忙於生計，晚上的時候他們奔走於各個農村和各個城市之間去講真象去。這個對整體中國的和平轉型以及整個喚起中國社會中國公民對中共邪黨的這個本質認識和積極認識，這種作用在歷史上不可低估。

這些正在發生的歷史是我們應該珍惜的，我們必須抓住它，現在爲什麼最近各方面，包括這次這個絕食行動的逐漸的協調，它不是一個誰選擇了這樣一個對象，說是由法輪功羣體來選擇，而是他們自身的力量，和他們自身業已形成的這個資源基礎，使得他們在這個歷史階段成了這樣的角色。我個人主張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個人不要有任何心裏方面的一些桎梏，就是如由誰來整合，誰來組合和誰來提供溝通基礎的問題。

所以我們更多的寄希望於外部世界，就是一直是過程當中，我們賦予他這種整合資源的這種功能，我們承認或者說順從這種整合資源的功能。第二個就是更多的讓外部世界，外國政府、外國的議會和外國的整個文明世界知道中國今天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昨天晚上德國的媒體，新西蘭的媒體在我這坐了有兩個多小時，在外國人眼裏，中國僅僅是一個不民主的政府，僅僅了解到這一點是不夠的。所以我告訴他們，中國不僅僅是一個不民主的政府，而是一個完全反人類、反文明、反道德的這麼一個反動的政府，如果你認識不到它的本質的話，就影響到一系列你跟它打交道的規則。所以，一個是我們的絕食過程，另外一個呢就是在絕食過程中如何使絕食過程成爲一個向外部世界講真象，講今天中國現實狀況的這樣一個過程。

大家所謂的支持高律師，這是大家對我本人的一種尊重，但應該說這個事都是我們自己的事，是每個中國人自己的事，所以都當成自己的事去做，相互支持。我對海外的要求四個字足已：「持續擴大」。你知道現在的絕食維權抗暴的最大價值是什麼？最大價值在於人人都參與得了，再一個是範圍的廣闊，大家就圍繞着這兩個價值去做工作。

中共制度是罪惡的癥結

對於目前有人對高律師上書中揭露的，中共警察迫害法輪功中出手如此之恨，完全超出人類對正常人性的理解能力的現象，高律師解釋：這裏面的罪惡的癥結是這個容許人壞，而且毫無制約的這麼一種制度。根本的癥結在於這種制度。因爲我在各種場合都講過，人類在人類文明的初始，人類都了解自己，就是人性是需要制約的，必須要有規則制約的，但是中國的制度，對於給這個制度服務的人的人性，它是不受制約的，所以從更大的角度上來講，爲這個制度服務的人也是受害人，也成了受害人。你想人性受到了如此不道德，如此野蠻的損壞，他們也是受害人。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技術上的，在鎮壓法輪功的技術上，它是有任務的，它把這種任務量化到了具體施暴者的報酬和升遷，全部聯繫在一起。就是說你如何達到目地，無論採用什麼樣的野蠻手段達到目地不在我的過問之列，但是呢我只考評你的結果，你要是達不到這個結果，你的報酬你的升遷都將和你沒有緣分。

還有一個主要的問題，就是迫害者和施虐者這個羣體他們是沒有信仰的，你更不能指望他們去理解信仰者的這種信仰價值、精神境界，另一方面沒有信仰的人，他是不管以後如何的，更不管身後如何，這也是我們在和法輪功羣體的接觸過程中，以及他們在受迫害的這個殘酷現實當中我們經常思考的一些問題。

我的問題上中共高層在進行鬥爭

記者提到，目前很多人對高律師還能享有一定的自由度感到意外和疑惑，高律師談了他的理解：現在國內的主流看法就是說，胡溫本身對鎮壓法輪功是持一種不支持的這麼一種態度，因爲現在中國的主要政治責任、歷史責任目前階段性的要胡溫來負責。目前他們對未來解決法輪問題上來講，他們二人是有些期望的，有些期待的，這是國內目前知識界意見就是這樣看的。如果他們把我要給抓了的話，國內目前認爲，他們可能自己認爲也就失去了、斷送了和法輪功通過協商方式解決問題的渠道，所以他們現在願意維持讓我享有適度自由的這麼一種狀態。

另外一種說道呢，就是說就我的問題，去年年底中共高層包括政治局內部也是鬥爭的很厲害，要抓我的人想法倒是簡單，就是像這樣的人必須儘快抓起來。那不抓的人的道理說的也很簡單，就說畢竟我們現在喊的是要依法治國，現在全球尤其是國內的老百姓都知道就是高智晟實際上是代表了對法制追求的這麼一種良心，所以他們認爲如果把高智晟關起來的話，實際上等於關住了中國人討論依法治國的這種願望。以後你再說什麼，老百姓也不會相信你的所謂依法治國還是真實的。儘管你現在也不是真實的，但老百姓認爲高智晟要是現在沒被抓的話，當局爲將來可能的法制途徑還是留下了活路。

所以可能是多方面的因素。還有一個說法就是他們的權鬥因素，北京的一些大學教授也在頻頻和我們接觸，有些大學教授和高層的接觸比較頻繁，他們提到高層還在鬥爭，在我的問題上進行鬥爭，所以他們說最終在我的問題上還沒有最終確定拿我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