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反解释”
除去尖牙利爪的狼，总觉得绵羊猛于虎。
长期接受中共教育的中国人不太清楚共产党军队对士兵实行铁腕专政的内幕。在中共的宣传中，解放军的政委指导员仅仅做些“宣传鼓动、思想教育”工作。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还会处决士兵。当然，在和平时期这类措施很少用。但在战争或者其他“对敌斗争”时期，“执行战场纪律”、“公审”等杀人措施是共军当局约束部队必不可少的手段。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严厉的镇压措施作后盾的话，共军政治干部们那些宣传教育基本是无效的。解释代表们都是志愿军里中、高级政工干部。他们很清楚，关键时刻最有效的说服教育方法还是杀人或严惩。
朝鲜战争中，中共以极端漠视人命的铁腕将成百万的中国青少年驱赶到战场上去。志愿军部队在寒冷饥饿肮脏和疾病的折磨下苦撑度日，每天都有大批人员悲惨死去。一上火线，当局更是硬逼着“人海闯火海”。整连整营的部队瞬间伤亡大半，战场上处处可见成片倒毙的中国人尸体。悲惨恐怖的环境致使大批志愿军士兵逃亡。在火线上，经历九死一生后，少数人抵达了战俘营。在本方境内，还有大批士兵开小差当逃兵。志愿军总政治部主任杜平的回忆录中透露说，他甚至远在中国的丹东也看到了成群结伙的逃兵。而当时能够返抵中国的逃兵仅是极少数侥幸者。更多的逃兵只能在朝鲜境内逃亡。
中共军队向来以枪毙加恐吓来制止逃兵现象。已有多位志愿军战俘提起过部队里枪毙逃兵的案例。例如战俘王遵铭回忆，志愿军12军31师为了阻止士兵掉队开小差，先是警告士兵们说周围有很多土匪，一旦掉队就会被土匪逮住杀掉。部队并且有意枪杀了两名逃兵并把他们的尸体摆在行军路线上，旁边挂一盏马灯并贴上 “掉队的后果”的告示以恐吓其他士兵。另一位志愿军战俘高文俊则叙述了两个案例。一例发生在他所在的180师。有一名士兵故意开枪打伤自己的脚以图逃避上火线。结果他被处决，该连指导员也被撤职。还一例是他听战俘营中一位姓诸的战俘所说的。诸说他们部队里有不少士兵逃入附近的乡村去当女婿。战争消耗了大部份朝鲜的青壮男性，所以志愿军士兵很受当地妇女欢迎。志愿军各部队经常突击搜查周围地区以抓回逃兵。他们部队有一次捉获了四名“逃兵女婿”。部队随即召开 “公审大会”将他们当众处决。
对共产党来说，来到中立区“印度村”的这些反共战俘比上面那些逃兵更该枪毙。他们不但投降而且还进行反共活动。依照革命老传统，对于这批人根本用不着多废话，把其中的一部份毙掉，其他人马上就愿意返回祖国了。可是今天在中立区里，这革命传统被废了。共军政工干部们既无铁腕镇压的力量可用，能否把人动员回国就全看其货真价实的“说服教育”功夫了。但他们那糟糕的成绩单向各国证明：共军政工干部们最不能胜任的工作，恰恰就是说服人。
由于过去太过依赖专政铁腕去“说服”士兵，共军政工干部们不很在意自己话语的可信性。他们沿用着冷漠生硬、居高临下的教训式语句，他们的论据充斥着各类谎言。他们习惯于自己在台上信口雌黄而士兵在台下静静聆听的场面，从不预期听众会当场挑剔和反驳。进入中立区后，他们显然对失去专政铁腕力量后形势的严重性存在误判，因而这套党式“说服教育”的恶习基本没有得到任何调整。面对着不再畏惧的战俘们，他们竟然继续使用老一套的欺骗和恐吓手段。那些以谎言和威胁为基础的演说不但彻底地失去了说服力，更加强了听受者的鄙视与对立情绪。除了招致猛烈恶意的反击之外他们不可能获得别的结果。他们在“印度村”的惨败，其实是先天注定的。
反共战俘们不再恐惧
反共战俘们的身份首先是逃离恶政的受害者。对恶政的恐惧感始终存留在他们的心中。因此他们在一开始和志愿军代表们遭遇时是很低调的。1953年9月11日，首批反共志愿军战俘被移交给印度监管军。这时的战俘们心中充满忧虑。他们首先感觉到的是营地离中朝军队大兵团那样贴近。不远处的山头上共军哨兵的身影清晰可见。这些景象不可避免对他们形成强大的思想压力。其次他们并不信任印度监管军。他们早已了解印度在国际场合下对抗美英等西方国家，处处袒护中共得种种事例。他们把印度看作“共匪尾巴”，总觉得印度军队迟早会与共军合谋把他们劫往北方。而初抵印度村时见到的第一幕景象，更加印证了他们心中不祥的感觉：配备机关枪的印度军队戒备森严，如同押送重罪犯人。他们从卡车上下来后便被印度兵围住，然后一个一个地被带往登记处，前后两人相隔将近30米。他们来到登记桌前登记，还要按手印，再被送进铁丝网门。登记时搜查措施非常严密，刀具锐器尽被没收。收音机也不许带入。更让战俘们感到意外是的几十个穿着整齐的志愿军和人民军军官以及共方媒体记者也在现场。共军“首长”们悠然地坐在铁丝网后面，威严地扫瞄着每一个在他们面前经过的战俘。共方媒体记者还前出到登记桌前去抄录战俘的资料。此情此景使战俘们心情十分沉重。大部份战俘默默地由印度兵带进了营地。但少数战俘把眼前的情景误以为营地已由印军和共军“共管”了，因此死活不肯入营。几辆卡车上下来的战俘紧紧抱在一起，说什么也不分开。幸而印军官兵态度和蔼理性，持续耐心地劝说着。战俘中年长持重者也过来帮助安慰。他们方才接受了安排。
随后几天，入营的战俘逐渐增多，人气渐旺。各分队战俘每入一处营区后立即在里面升起青天白日旗。随着旗帜成片迎风招展，营区反共的气氛亦日渐升高。后续来到的战俘们见此情景也不再像头几批人那样惶恐了。而已经入营的战俘们也以唱歌、呼口号、鼓掌等形式欢迎他们。令他们的士气振奋。一些战俘主动挑战在现场观察的共军人员。断断续续的叫骂声开始发出。原先悠然坐在铁丝网后面观察的共军“首长”们坐不住了。脸上出现了难堪与不安的表情。紧接着石块开始飞向他们，隔着单层铁丝网已经不安全了。于是印军将他们请到距离较远相隔两层铁丝网的地方继续“观察”。到了9月17日以后，现场形势完全转变为众战俘朝着共军人员“人人喊打”的局面。“杂种”！“王八蛋”！“不要脸”！“有种的给我进来” ！以及更加粗野的叫骂声不绝于耳。共军观察人员退到了更远的地方。即使这样仍然很不安全。石块如阵雨般飞向他们。狂怒的战俘们一度汇成汹涌的人潮，猛烈地压向铁丝网。大有挤破铁丝网扑向共军观察人员的势头。使得印军大为惊慌。
中央社记者林静在现场目睹这一切，发回这样一段报导：
“现在向匪徒怒骂和扔石头已成为每天匪徒到场“参观”时的必有节目，这一批家伙硬着头皮，由俄制吉普运来，一经过接近义士们营地的道路，便要挨骂挨石头下车走到指定的地方，因为距离远，而且沾联军观察员代表和记者团的光，石头是扔不到了，挨骂是仍免不了，这些厚脸皮的匪徒，也只好当作没听见，阴沉沉的坐立不安，可能失掉知觉。
等到他们坐车离营时，熟悉他们必经道路的义士们，早在靠近的铁丝网内，站好队，也准备好石头，车子过一部，石头便如雨下，于是匪徒们的车子，只好保持二三十码距离，一窠风溜走。
有一次我和合众社美联社记者共坐一部吉普。我们故意把车子停在附近路旁，看到那“溜走”吉普车队中匪徒抱头鼠窜的狼狈样子，又可怜又可恨，甚至连第一辆坐着捷克波兰两中立国观察员的小轿车顶上也当当作响，我等他们走后，向同车同业说：“你们马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我们把车子开得很慢，向义士们招招手，马上换来的是一片掌声，我认为我应该把这件小事告诉台湾读者，你们知道，这该是如何热烈的同胞爱。
战俘怒打“战友”
共产党的“解释代表”从一开始就对战俘们不怀好意。按照停战协议，解释并不是劝说战俘接受遣返，更不是逼迫战俘们回国。解释是对那些想回国却心存疑虑的战俘阐明“不迫害归国战俘”的政策以便消除他们的疑虑。但是共产党的政策千条万条，恰恰没有“不迫害归国战俘”这一条。他们到这里来“解释”的目的，正是要把战俘弄回国去迫害。所以他们的“解释”，就成了欺骗与威胁的同义语。
另一方面，毕竟是昔日“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反共战俘们对中共的意图也是明了的，对中共那一套洗脑战术也是熟知的。战俘中包括了大量志愿军干部，更使得他们容易做到“知己知彼”。他们深知中共的洗脑是严酷难缠的，绝不可掉以轻心。于是远在解释开始之前他们即开始了认认真真的准备。从济州岛到“印度村”，反共战俘营区里组织过多场模仿性的排练。以便让战俘们通过亲身参与来熟悉环境并练习如何对付解释代表。志愿军战俘中人才济济。有些人扮演“中立国”代表，有人扮演印度主席。而由原先的志愿军里干部扮演的“解释代表”，更是神形皆备惟妙惟肖。逼真程度之高，有时竟让战俘们忘记了是在练习，忍不住要上前去揪打。直到周围的人急忙高声提醒方才醒悟。
志愿军解释代表也太过轻视这些昔日战友们的智力了。战俘们离开家乡的时间，充其量也就两、三年。就这么短的时间，也让解释代表们觉得有机可乘。他们还像以前在部队里那样任意糊弄人。毫不脸红地吹嘘起“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什么“祖国农民耕地都不用牛，用上拖拉机康拜因了”、“治理淮河工程的土方能绕地球好几圈”、“中国已经成为最大工业国”、“祖国医学发明的人造眼给你装上去，能看五十公尺远”等等。这类拙劣欺骗本来就是导致志愿军战俘厌恶中共、抗拒遣返的因素之一。到解释帐篷里来重演只能引发战俘们更多的反感。
战俘们的种种反击手段，个性鲜明变化多样。有的捂起耳朵不听。有的用唱歌去压制。有的提出针锋相对的质问与反驳。更有人用粗野的叫骂去侮辱解释代表。还有的则耐着性子耍弄解释代表，他们很有兴趣地问这问那让解释代表疲于“解释”直到口干舌燥主动叫停。
爱国主义是反共战俘们对抗中共洗脑人员的强大武器。几乎每个反共战俘都能列举中共勾结日寇、投靠苏联出卖民族利益的具体事例。而一旦诉诸民族主义，中共在这里是绝对的输家。中共那具有西洋特色的“马列主义”，“苏维埃”等等标记就是被痛骂的最方便起始点。而中共奴颜婢膝地孝敬斯大林的丑态，更是反共战俘们全力讨伐的靶子。解释帐篷里经常爆发出“汉奸！卖国贼！俄国鬼子的走狗！毛泽东是斯大林的龟儿子！”等尖锐的叫骂声。战俘一旦开骂，解释代表总是显得苍白无力，灰头土脸却无言以对。
大部份战俘是中国农民，堪称学识浅陋。但因为不再畏惧中共的专政强权，他们居然也拉开架势与昔日的 “首长”辩论一番“主义”。解释代表很不屑地问一个满身土气的战俘说：你也晓得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哪“三民”，你知道吗？这战俘果然答不出来。但他并不怕，因为他有着实实在在的理由藐视这位喝过墨水的前首长。他沉思片刻说：“怎么不知道？第一人民有饭吃。第二人民走路不要路条。第三人民思想有自由。这三条，你们共匪有吗？”这现场自编的“三民”主义自然是笑话，但这笑话所爆发出的震撼力反而令解释代表难以应对。因为这是战俘以及广大中国人民所经历苦难的总结，是他发自内心追求。标准答案反倒不具备这等份量。
还有位战俘模仿解释代表N遍重复话语的做法，不断地用“回台湾”去干扰解释代表的讲话。叫一次就在心里数一次数。叫到第137次时，解释代表被他搅得实在讲不下去了，就赌气地用“打台湾”与战俘对攻。那战俘一听不对，立刻改口说 “守台湾”。这样一来一去又顶了19次。把在场的人都给逗笑了。
昔日“同条战壕里的战友”一旦反目成仇，恶意十倍以上地强烈。不仅粗野肮脏的叫骂之声不绝于耳。凶狠的暴力攻击更在解释帐篷里天天上演。吐唾沫、扇耳光、甩石头、砸鞋底、头撞脚踢、桌子翻凳子飞、拔下帐篷支杆要捅人等等，解释帐篷丝毫不亚于角斗场。战俘坐的凳子时常被当作凶器，印军只得把它钉死在地面上。每位战俘在进入帐篷前要被彻底搜身。但仍有战俘将小听罐头藏于袖口带入。解释代表，志愿军21师92团政治处干事苗福金自述被一听罐头击中手臂，后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至今留有伤疤。有时印军不得不用三个甚至四个士兵控制一个有暴力行为的战俘，费很大的力气把战俘按在椅子上听取“解释”。为了能够接近解释代表以便行凶，一些战俘伪装消沉，低头不语，摇头叹气等等，故作 “思想斗争很激烈”状。同时还接受解释代表扔过来的香烟等等。给解释代表“有希望”的感觉。然后趁着上前对火点烟或者其他接近解释代表的机会突然出手猛打解释代表或者把燃烧着的火柴或烟头猛推向解释代表的脸。很多解释代表从未在战场上受过伤，却在这里被昔日的“战友”打得皮开肉绽，鲜血四溅。根据贺明的日记，仅10月17日一天，就发生了22起打伤解释代表的事件。
“共产党大特务”急中生色
一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年轻女子出现在解释代表身旁，大眼深情地看着战俘。解释代表热情地向战俘“解释”道：根据祖国的新婚姻法，军人最受到优待。凡回国的志愿军战士，政府都帮助组织新家庭，让你过上美满的生活云云。怕战俘不信，他们还拿出登有归国志愿军战士接受姑娘们欢迎照片的画报给战俘看。在场的女子居然也搭话附和，甚至说出 “只要你回国，愿意和你组成家庭”一类话语。遇此情景，自愿军战俘们反应不一。有的痛骂她们贱货不要脸，质问她们“你明天配给谁？”有的则干脆故意羞辱她们。一个自愿军战俘边骂边当众向她们解开裤子。令帐篷内各国人士大惊失色。一些尚未听取过解释的战俘们一听说解释帐篷里有姑娘就来了劲。十几个战俘主动找到印度军官要求听取“解释”。那时印度人正为动员困难而发愁，忽见有人主动申请前往，自然从善如流立刻安排成行。但这些自愿军战俘们来到解释帐篷后完全把解释代表晾在一边。眼睛直勾勾地锁定女性“祖国亲人”。还故意嘴里说着、身体做着羞辱她们的话和动作。有的还乱叫“蓝苹姐姐”什么的，公然在国际场合下占毛主席的便宜。解释代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从未见到如此猖狂恶毒的“反革命”罪行，一时被气得眼前发黑浑身打颤。无奈手中没有专政工具，眼睁睁地看着现行“反革命分子”恶毒侮辱毛主席却砸不下无产阶级的铁拳。生气发作都无用，最终只得英雄气短地宣布解释完毕了事。谁知这些战俘还没有过足瘾，第二天再度申请“听解释”。因为解释规则并没有限制每个战俘只能听取一次解释，所以印度人只好再次安排。但解释代表早已吓得魂飞魄散，高挂免战牌坚决不许他们再进来。
根据历史资料，中共并不轻易在公众场合下出动女色。中共的外表总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形象。虽然中共内部很腐败，但其“腐败权”是高度集中的。毛泽东的糜烂生活具有唯一性。他拥有最高腐败特权，但别人不得模仿。毛泽东周围的亲信享有较大的腐败权，但必须小于毛。再往下层腐败权就收得更紧。到了党的基层，干部群众基本就是清教徒的干活了。每当有外国人在场的时候，中共领导更要表现得无欲。毛泽东周恩来都极少携夫人出访或见外宾，更不要说其他各级了。这次在解释帐篷里竟当着多国人士的面使出美人计，无疑是中共党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分析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领导风格使然。朝鲜停战谈判中朝方的总指挥是被毛泽东誉为 “共产党大特务”的李克农。中共文献称他为“我党隐蔽战线上进行特殊斗争的杰出领导人”。这“美人计”，应该就是克农同志比较擅长的“特殊斗争”手段之一。二是解释营地形势使然。大批的“我军高级政治工作者”使尽浑身解数猛烈地工作却不见效。转化成功率始终低于百分之三，给党造成严重损害。克农同志心里肯定急。不设法搞出好一点的成就来怎能对得起毛主席？他一急就急出不寻常的点子来，这是可以理解的。
共产党干部遭遇最大的不幸
丧失铁腕专政能力是共产党干部最大的不幸。在反共战俘充满敌意的对抗面前，解释代表们每时每刻都痛感自己的无力，每时每刻都在内心强烈呼唤专政的威权。有那么几次，极度的羞辱使得解释代表忘记了场合与身份，那几个在心中暴跳了许多次的词语终于冲口而出：“你再捣乱我就把你抓起来！”、“我可以命令印度部队逮捕你！”。虽然还是那决断的口气，还是那首长式的咆哮。却不幸没了专政的功力。空洞的威胁，只是招来更加放肆的嘲笑和辱骂。“首长”咆哮越凶，战俘笑骂越狠。有个解释代表被搞得实在下不来台了，就缠住印度主席不放，非要主席下命令逮捕战俘。那主席被搞得一头雾水，表示爱莫能助。这可怜的解释代表显然气昏了头，忘记这里是国际性的场合而不是“我军”的大本营。印度军队虽然偏袒中共，但毕竟还做不到坚决听从“党指挥枪”的地步。印军固然有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解释代表人身安全的义务。但印度主席所见的只是双方的“言论”交锋，没有暴力伤害行为。他无法因为言论而拘押战俘。他困惑地对解释代表说：“他骂你是乌龟的儿子。这样骂人能恶到什么程度呢？还是继续你的解释吧。”（So he called you the son of a turtle. What’s so bad about that? Please get on with the explanation.）。这印度主席并不想取笑解释代表。而是作为印度人，他无法体会身为“首长”的解释代表遭到普通士兵臭骂后那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超级难受。纠缠许久，主席还是不肯下逮捕令。解释代表无计可施，只好悻悻然终止解释，放那反共战俘凯旋离去。
联合国军方面人员的确无法掩饰自己的心里的高兴。而观战的台湾记者更是深受鼓舞。一位记者评论道：“一场解释下来，共匪工作人员的素质弱点全部暴露。他们没有掌握住义士们的心理。他们没有在解释词令上下过推敲琢磨的功夫。浮浅、粗暴、阴险、幼稚、无幽默感、无风度。我没有见过如此低能的人，竟被选出担负如此沉重的任务”。
对于志愿军解释代表来说，明知战俘不愿回国，就早点放人过关。于人于己都有利。何苦死缠硬磨自讨没趣？鬼才相信中共热爱这些战俘，爱到了不惜“唾面自干”也要把他们带回国好好照顾的地步。归国志愿军战俘的悲惨遭遇证明中共对他们没有一丝诚意。《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人民军志愿军联合声明》等公开文件所载的 “一律不咎既往”等承诺根本没有兑现。共产党从来就是得骗且骗，骗过手再收拾你。从这些志愿军官兵拒绝送死而选择被俘的时候起，中共当局就恨他们，一心只想着怎样控制和惩罚他们。这些解释代表们就是中共迫害归国战俘的帮凶。他们努力地纠缠每个战俘，只要有一丝可能就把他们搞回国关起门来修理。
在整个解释期间，有近百位战俘相信了解释代表们谎言而申请回国。连同那些奉命事先潜伏待机然后表演“冲出虎口奔回祖国”闹剧的特务人员共四百四十人返回中国大陆。在他们前面回国的6千多战俘绝大多数遭到中共的惩处。而他们这批人回国后的命运更加险恶。他们实际上自归国后即渺无音讯、至今生死不明。不能排除他们已被中共秘密处决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解释代表们对这四百四十人负有不可开脱的罪责。作为中共高级干部的贺明，当年参与了在中立区诱骗战俘回国的全过程，他非常熟悉其中的很多人，可以叫出许多人的姓名。1990年代他又专门就归国志愿军战俘遭遇进行过长达7年的调查，他理应知道这四百四十人的下落。但奇怪的是他迄今没有透露过这方面的情况。不但是贺明，众多的其他解释代表们也没有人追踪过这四百四十个人的下落。看来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战俘们骗回国，再以后这批战俘是死是活完全不关他们的事。如今他们写回忆文章，只是再再地大骂各种离奇的“美帝蒋匪”罪行。好像这样就可以把自己亏欠战俘的种种罪责开脱干净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