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89年六四晚上的枪响，令4万多澳洲留学生一夜间变成了流亡海外的难民，而“难民”一词在澳洲华人社区从此不再陌生。10年后，当彼岸政府的枪口再次对向人民，当追求信仰的人们受到越来越重的压力、打击，当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在大陆被监禁、劳教、判刑以致被折磨致死，在澳洲移民代理的办公室里，申请难民的案件又开始增多。

据澳洲中国移民福利会会长黄兆邦先生介绍，作为难民接收国之一，澳洲移民部仅去年一年收到的以“法轮功”为由申请难民居留的案件就有4、5千例。而在中文报移民代理们的广告中，明确愿为法轮功学员申请难民身份的字样也明显增多。“难民”，再次成为澳洲华人关注的话题。

那么，“法轮功难民”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澳洲政府近年来对法轮功难民的态度如何？华人社区各界包括法轮功学员本身如何看待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国际社会对这些“难民”有怎样的责任？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承诺呢？

澳洲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

“我真的难以相信...…经历了大半世纪，头发已大半花白的我，竟会在这异国他乡，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能直起腰、擡起头、象个人一样活著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一个内向，爱面子，在公众场合说话都会脸红的中国知识分子，会有一天成了西方国家的难民；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被‘母亲’？还是......？）我深感伤痛。

我的前半生充满了崎岖坎坷：曾经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热血青年”，无奈家庭成份不好，始终得不到党的“信任”；文革后身体又极度虚弱，长期体弱多病，身心极为痛苦。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我的生活才开始有了乐趣。谁知就因不愿放弃修炼，99年后我曾三次被公安部门抓捕（派出所、看守所和洗脑班），期间遭受比犯人更甚的□辱、精神摧残，扣工资、出国被扣留等迫害。女儿们和丈夫曾为我的安全极度焦虑、担心。2001年，我是带著伤痛，无奈的冒著危险逃离了自己的祖国。

澳洲，这片和平美丽的国土，清新的一切，很快的让我长期恐惧压抑的精神得到释放。忧其让我感动不已的是刚来时给总理霍华德的信，竟得到他亲自复信（在这之前我女儿给他的信也同样得到回复）。这在大陆万万不可能。人心都是肉长的啊！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后来，女儿帮我约见了一位议员，那位议员那份真诚、热情、耐心、对我的遭遇静心的倾听、并表示出的极大同情和尽心尽力的给我帮助，帮助我申请难民，同样使我感慨万分。

在心静平复后，我也曾给那些关心过我的和伤害过我的人打电话。我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不明真象感到难过，为他们因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难以解脱感到悲哀；我告诉了他们我内心的真实感受，分享来澳后继续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美好，告诉他们在经历了这一切磨难后，我真实的体会到，没有真善忍，整个人类社会是多么的可怕。

2003年8月，我正式得到通知：我的难民申请获得批准，澳洲国家正式接纳了我！我真的难以相信这一切竟是真的：在自己的祖国不曾得到的，在这里却得到了；被自己祖国政府的某些人“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却在完全陌生的、以前做梦都不曾想到的西方国家受到如此善待！我不由得回想起了我前半生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所带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一切不幸......经历了大半世纪，头发已大半花白的我，竟会在这异国他乡，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能直起腰、擡起头、象个人一样活著的感觉......

2. 中国移民福利会会长黄兆邦先生：

“我觉得，象我们这样的角色， 对祖国，应该真诚坦率的告诉他们“外面世界”的真实情况， 告知他们的一些做法在海外是行不通的...... 最低限度也不要昧著良心讲假话，因为假话必然会误导国人一错再错。”

澳洲社会如何看待法轮功：就我所了解的真实情况来看， 这几年来，中国方面确实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对付法轮功，包括在海外。这里我想根据对澳洲社会的了解来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澳洲在世界上是3个最大的难民接受国家之一，过去50年总共接受了62万名难民(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平均每年超过1万名；其次，澳洲执行无歧视性移民政策，任何带歧视性的行为与言论都是违反法律的；再者，澳洲社会法制健全，民主自由、宽容和谐是它的主流社会价值观。任何鼓吹和煽动仇恨的行为与言论都与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相勃，不会被澳洲人民所接受。

基于这些认识，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的做法，是难以得到善良的澳洲人民的认同理解的。法轮功作为一个合法注册的社会团体，其成员在澳洲不仅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反法律法例的事情，相反他们做了一些对澳洲社会特别有贡献的好事；所以我说，如果中国方面还继续采取目前的手法对待他们的话，只能继续产生与他们的愿望相反的社会效果，而且也必然导致更多的滞留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利用法轮功的名义去申请难民。

作为来自大陆背景的华裔人士，我不希望发生成千上万的法轮功难民申请者涌入国际社会的状况，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民与政府愿意面对如此可怕的现实。

关于真假法轮功难民：在澳洲社会，任何人只要有证据证实作了假，那么他这辈子的信誉就彻底没有了。所以一定要实话实说。就以目前有4千多以法轮功名义的难民申请个案之中，真正是法轮功成员的仅仅才几十个的比例来看，澳洲当然也存在象英国类似伪造法轮功难民的情况。我知道，在一些操守不良的移民代理人之中， 任何中国人要申请法轮功难民，只要300─500块钱，这些代理人就整套材料都给你准备好了，包括什么公安局的拘留证等等; 这种事情我看都很难避免的了，当然初非侥幸幸免，不然什么时候让政府人赃俱获地抓住，或者被当事人举报也是迟早的事。

对海外华人角色定位的理解：移民群体在它国异邦定居，如果不能够入乡随俗的话，又怎样可能让该国家的人从心底里欢迎这样的移民群体呢？作为海外华人，特别是象我这样的所谓侨领们的角色，首先我们得问问自己， 我有没有自视为澳洲人? 我有没有入乡随俗了?

我觉得，象我们这样的角色，对祖国，应该真诚坦率的告诉他们“外面世界”的真实情况， 告知他们的一些做法在海外是行不通的，是触犯当地法律的，从而促动他们去改正那些行不通的错误做法。但无论如何，侨领们最低限度也不要昧著良心讲假话， 因为假话必然会误导国人一错再错。另一方面， 作为澳洲公民，我们也有责任站在维护澳洲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向澳洲政府反映真实情况，千万不要让澳洲人民感到---你们这些中国人全都在一起说假话!

3. H先生，原大陆公安警察，因拒绝参与打压法轮功而受迫害，2002年下半年逃往澳洲申请难民。2004年获澳洲政府保护签证。

“对于大陆执法人员，当命令与良心的天平发生冲突时，就不得不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 按公理走的路是那么狭窄，可谓脚踏地雷阵，稍不留神就会触雷。”

我曾是一名执法人员，那时对难民知之不多，有一种于己无闗的感觉。警察的“天职”就是要服从命令，但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行政命令往往大于法律，执法人员往往是机械的执行命令，政治的空间挤压了人性的空间。我的同事大多沦为了政治工具。当了解了法轮功真象后，他们大多从心底里产生了同情心，在工作上消极抵制上级的命令；有的心理能够理解接受，从而在执行命令时有了弹性；当然也有依然麻木依命令行事的。

对于大陆执法人员，当命令与良心的天平发生冲突时，就不得不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不执行命令可能就殃及自己，但按公理走的路却又是那么狭窄，可谓脚踏地雷阵，稍不留神就会触雷。我无法面对每日这样的良心谴责，唯有选择出走逃离。当然，在中国镇压法轮功以前，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竟会成为一名难民。

难民身份批下来后，曾任高级警官的我，真有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滋味。

4. 澳洲居民L先生，大陆党员，原某厂厂长，因妻子炼法轮功全家被迫害，2001年与妻子双双逃往澳洲并申请难民庇护。

“在我们单位那位党委书记的眼里，我和我年过半百的妻子平时都是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从不提也不敢提半个不字的人......来到澳洲后，被共产党灌输了一辈子“共产主义思想”的我，猛然发现在这里人们才真正是国家的主人...…”

在国内的时候，最先遇到的是战争难民，到了89年六四，知道有不少民运人士跑出去在国外申请难民，我才对难民一词有了一点概念。

在我的脑海里，难民是无奈的弱者，低人一等，是值得同情与关心的人。在中国，有很多从越南和印尼回来的难民，国内的报纸也经常刊登这些人的情况，以示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关怀与照顾，但在字里行间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们来到中国后生活的艰辛与无奈：他们清一色地被安排在华侨农场内，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白手起家，根本没有政府的补助。这些人大多原都是中国人，但他们却没有回原籍的权利，因为他们原有的土地和房屋都被 “土改”掉了，回去就有“复辟”之嫌。

我和我年过半百的妻子平时都是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从不提也不敢提半个不字的人。镇压刚开始时，作为共产党员，同时也以我对共产党的了解，我知道政府镇压法轮功是迟早的事，但没想到他下手是如此得狠毒，非得斩草除根，连我妻子这样安分守己的老太太都不放过。

来到澳洲后，被共产党灌输了一辈子“共产主义思想”的我，猛然发现在这里人们才真正是国家的主人。他们真正享受著自由民主的主人翁生活。中国的共产主义是质上是独裁专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它就是拿著皮鞭与屠刀的“三个代表”。人民只能吹捧它的权力，你要说半个不字，皮鞭和屠刀就在等著你。

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范围之大，力度之强，下手之狠，在世界上已无人不知。我相信那些以法轮功名义申请难民的人，不管他们是真法轮功还是“投机者”，他们的存在其实已从一个侧面捅破了中国政府多年来大肆渲染的“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神话”。

对于那些“假法轮功难民”，我最想说的是，如果“过关”（拿到身分），不要过河拆桥。如果不过关，不如从此真修，和法轮功学员一道，反迫害，讲真相，唤醒沉睡中的大陆同胞，也算这辈子没白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