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李翩翩。她不知道我現在在哪裏，如果知道，她會爲我感到自豪。

李翩翩是一位矮個子老年華裔婦女。我們有時早上一起在公園裏煉功。我看過一部錄影帶，片中，五名婦女以約二十天的時間，剛剛完成了五百公里的步行活動，目的是呼籲全球緊急營救在中國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李翩翩和這五名華裔婦女以及一名男士正在加拿大渥太華議會山上，準備向政府遞交大約十萬個加拿大人的請願簽名。其中有許多簽名就是她利用一切機會收集來的。無論是雨雪風霜，都阻擋不了她的腳步。在救援活動中，李翩翩負責給其他步行者送飯以及提供各種後援。

她和我是那麼不同，年齡、種族、身高、背景等等。

到達渥太華後，李翩翩因能夠來到加拿大首都爲法輪功呼籲而歡愉得像個小姑娘。然而她若是在中國就無法這樣做。現在，一名加拿大年輕人要去她祖國的首都做同樣的事情。我無聲地坐在那裏，感到這一切真是出乎意料。

記得當我坐在中國領館前做爲期十天的靜坐抗議時，她是那麼爲我自豪。她快樂地來到我面前，使出她英文的最好水平說：「你，真好，真棒。」並立起了大拇指。其實，我沒有做那麼多。許多人爲支持我而付出了更多的辛勞；我只是坐在那裏，與媒體和過往行人交談。我沒有那麼棒，但是根本無需解釋，我也明白爲什麼她那麼高興。

這十天的靜坐是從二○○一年七月十日到二十日。七月二十日是中國迫害法輪功兩週年。好朋友喬爾當時替我與媒體聯繫，幫了不少忙。我們在多倫多一結束此事，就直奔美國首府華盛頓。法輪功正在那裏舉行許多重大活動，包括三千人遊行穿越華府，在首都國會山莊舉行集會，在華盛頓草坪舉行震撼人心的燭光守夜。我和喬爾未能趕上參加大部分活動，但仍然趕上了修煉心得交流會，並有機會見到了許多同修。

正是在華盛頓特區我們下榻的旅館裏，我倆做出了去中國的決定。過去，我們曾經談過此事，但是這次不同以往，因爲這次他是認真的。

他看著我說：「我們行動吧，去中國。」
我答道：「如果想去，那就去。」
喬爾：「回多倫多後，我就去申請簽證。當中國人到加拿大旅遊時，看到我們在公園裏煉功，他們臉上的表情簡直驚訝極了。試想一下所有的中國人，如果他們看到我們在天安門廣場上煉功，會有怎樣的反應？」
我不禁想到所有那些有機會看到我們的人們：「好！我們行動吧。回去就申請簽證。」

的確，回到多倫多後我倆都拿到了簽證。我們禁不住笑起來，因爲他是多倫多法輪大法媒體發言人，而我也剛剛被中英文媒體新聞採訪、報導過。中國學員的護照往往會被中國使領館取消；他們回國探親時一到機場就會被跟蹤，有些人剛到海關就被抓起來。我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拿到了簽證。

當我和喬爾爲這次活動做準備期間，我不斷地問自己這樣做是否正確。整個準備過程中，我開始向內心去檢查自己去天安門廣場的動機是否有不純的地方。我發現，在我心中我想要做英雄，想要他人讚揚我、記住我。當我看到自己這些潛藏著的執著心時，我爲自己竟然想利用這樣的條件來爲自己取得名聲而羞愧不已：中國學員正在以生命來保護法輪大法，而我卻爲了自己。

距離我們的最初計劃大約一個月後，我們聽說有其他兩個國家的學員正在討論去天安門廣場靜坐、舉橫幅。一些人認爲這主意不好，擔心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擔心人們會誤解我們。這些全都是我曾思考過的問題。我們討論了一番。此時我確定我已沒有了名利之心，我已經去掉了此心，如果沒有去掉，我是不會去的。

我決定寫文章講明我的觀點以備任何不測的事情發生，也可以防止人們誤解我。其中一篇文章就是本書前言中那封寫給全體中國人民的信。我的思想很明確：我要捍衛真理。中國人民需要有機會親自見證他們被禁止看到的東西。我最終下了決心。

我坐在多倫多大學集體學法的人羣中，審視我的心，想要再次鑑定我是否應該去。忽然間，我看到了在我身上存在的一個問題：恐懼心──我害怕自己會出什麼事。我困惑了。過去，在我成爲一名法輪功學員以前，我曾經從飛機上跳出、站在懸崖絕壁的邊緣，或在高速公路上和其他車輛相距幾英尺以每小時一百英里的速度飛馳。在所有這些例子中，我從未感到過絲毫的害怕。這回我爲什麼怕了呢？

經過幾日的學法和向內心尋找答案，我看到原因了：這回我是真正地在爲他人做一件事情而沒有任何爲己的目的；這回，我正在朝真、善、忍邁進一大步，而邁出這一步使我自私的那一面，沒有修好的那一面畏懼了。當我看清這一點，我感到「害怕」也制約不了我了。內心的恐懼也阻止不了我做這件自己感到應該做的事情。我爲能夠看到自身不純的東西而感到高興，因爲一旦發現不純，就可以去掉它，從而達到精神境界的昇華，對同化真善忍就有了更高深的理解。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