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顺便挑选三次事件加以分析：一是今年8月1日凌晨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镇师家河村因土地纠纷引起的警民流血冲突；二是今年5月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安仁坊的暴力拆迁事件；三是从9月下旬开始北京市民白振侠因拆迁遭受冤屈申诉无门，在美国联合国广场绝食抗议事件。

　　从事件发生的地点、人物的社会地位及其抗争方式特点分析，这三起事件没有一处是“天高皇帝远”、没有“王法”管著的地方：北京是“天子脚下的皇城地面”，按理应该是最文明、最有法制意识的地方，受了冤以后“告御状”（上访）似乎也有地利之便。另外两起则发生于大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会城市，西安承接煌煌汉唐文明余绪，有“西都”之称；河南号称“中原”，一向被视为中华文明的中心与发源地，两省政府在招商引资时，更是从未忘记渲染自己“悠久的历史文明”。

　　三起事件的利益受损者，郑州是近郊村民，安仁坊居民与白振侠是市民，从他们的抗争方式及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来说，应该说代表了中国人民中等偏上水平。郑州师家河村民只因不满当地党员干部在非法变卖土地过程中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决定派人上访中央。但决定刚刚做出，当地政府就派出600名防暴警察进村逮捕带头反抗干部的村民，并开枪镇压村民，造成30人被橡皮子弹射中受伤，据郑州市民向自由亚洲电台反映，受伤最重的村民身中8弹，该市公安局通知全市医院，每取一颗子弹必须收费 3,000元。可见这“执政能力”往“防患于未然”之方向加强，已到滴水不漏之境。

　　安仁坊拆迁事件，其实是当地政府官员亲自坐镇指挥，使用黑社会手法制造的暴力拆迁事件。从安仁坊居民们散发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抗争有几个特点：第一，充分了解中国现有法律法规及中央政府文件；第二，懂得援引湖南嘉禾与陕西周至地方政府合理处理暴力拆迁事件的案例；第三，他们诉诸舆论，希望形成社会压力，改变政府的非法行为。从其材料标题可以看出他们的抗争技巧：“安仁坊暴力拆迁欺上瞒下，有恃无恐”，所谓“欺上瞒下”，是给“上级”与受雇参与暴力拆迁的学生与各种无业人员（其中可能有下岗者）留了余地，设想他们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助纣为虐的，希望打击面只集中在区长副区长几位官员身上，以便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同情。

　　白振侠个人的抗争则将中国民众反暴力拆迁的个人英雄剧上演到最高水平。为了让拆迁者不那么容易得手，他曾穿上自制的布满钢钉的盔甲，用铁链将自己固定于地面之上，这一措施类乎于动物界刺胃护身的方式。他也选择过向媒体反映，向所有他能够想得到的官方机构如中纪委反映的抗争方式，但无一得到回应。于是他千方百计飘洋过海，来到美国，向中国驻外领馆多方申诉无果，最后迫不得已选择了他认为“让中国人出丑”的方式——到联合国大厦前绝食，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为他自己及同类受害者趟出一条荆棘之路。

　　笔者注意到白说过的几段话：“作为一个人，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权力，我们都忍受了，但是，这个最后的、最最基本的生存权力、居住权力，都被剥夺了，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甚么值得的呢？”“我不求与甚么体制对抗，我也不想做甚么组织的枪子，我只想维护自己应得的一点权益，所以，我要一个人，绝食下去。”这些话说明这个硬汉很知道在中国个人反抗强权的底线在哪里，为了不被中国政府习惯性地用“与海外反华势力勾结”名义栽赃，他选择了一条最孤独无助最悲壮的反抗之路。

　　笔者曾见到有论者分析，中国老百姓还没学会合法抗争，应该走当年印度圣雄甘地，南非曼德拉那种非暴力抗争道路。但如果仔细分析上述三个案例，就会发现，中国民众其实已经很懂得如何合法抗争，只是他们面对的威权政体与当年甘地对抗的英殖民政府、曼德拉对抗的南非政府有本质的差异。那两个政府毕竟是民主政体，这种民主政治体制给了甘地与曼德拉一定的活动腾挪余地，与此同时，当时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及支援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商业利益的关系，如今的国际社会不同于当年甘地与曼德拉面临的国际社会，中国的威权体制也比那两个政府蛮横得多，公权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与暴力合法化已经成了政府行政的特点。在这种情势下，公众的非暴力抗争，较之甘地与曼德拉要艰难得多。（华夏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