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殉难者有一个长长的死亡名单，六四幸存者也有长长的哀伤。然而，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是，在漫长而辛酸的14周年之后，我们仍然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纪念这个哀伤的日子，不能去追究凶手的罪恶，不能去为那些无辜的冤魂讨一个公道，也无法安慰那些受难者亲属的痛苦。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经说过：“对生者我们亏欠的是尊重，对死者我们亏欠的只有真理。”作为中国人，我们对六四的死难者和幸存者都亏欠得太多。为什么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对于政府动用数十万正规军，用坦克和装甲车杀害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的血案，我们中国人仍然不能伸张正义？我们仍然让九泉之下的同胞含冤衔恨？

这既是由于中共政府的野蛮和专制，也是由于中国的老百姓的怯懦和冷漠。几千年专制的历史传统和政治高压的现状，使人们习惯了这种非人的处境。学者胡平曾经这样解释过：“人类社会又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眼睛里落入一个细微的砂粒，牙齿里长了一个小小的洞穴，内脏中混进了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病菌，你就会全身不自在。然而在人类社会呢，当一些人遭枪杀、一些人受酷刑、一些人被监禁，其余的人却未必都有切肤之痛。这就是为什么罪恶可以发生，以及并不都能得到适时制裁的一个原因。”

正因为人类的记忆对他人的苦难容易健忘，所以，我们太需要有一批忠直坚毅的中国人，以他们的良心作证，承担起六四屠杀这一集体记忆，不休不止地与野蛮抗争。如果我们遗忘这场灾难，如果我们不能直面这段本民族自相残杀的血泪史，我们就无法对权力和人性产生清醒的认知，也不会产生消除野蛮的道德力量。一个文明的新生的中国，必须奠基于对六四杀戮的认识。

许多中国人曾经在六四屠杀时不为受难者说话，在河南艾滋病蔓延传染了百万人时漠不关心，当他们面对今天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导致萨斯扩散时，终于发现：如果我们不去为他人争取基本人权，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新闻封锁的牺牲品。
　　
在萨斯时期，我们清楚地看到，六四和萨斯这样两个不同的事件，却都与同样的一个政治制度弊病相关连。在萨斯时期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张文康，竟然和六四时期的说谎专家袁木一脉相承，面对中国百姓成百上千的死亡，他们依旧睁著眼睛说瞎话。

在八九民运期间，一个最激烈的矛盾就是：广大的普通民众和新闻工作者要求新闻自由，而统治集团加强新闻自由的控制，如江泽民在上海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在今天抗萨斯期间，中国正直的医生如蒋彦永，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仍然在不屈不挠地呼吁新闻自由，但政府给他们的回答是进一步禁网。

“六四”悲剧是一支被摧残的蜡烛，今天还纪念六四的人们，只是一股微弱的道义力量。但蜡烛之火点燃后会闪耀发光，我们的抗议之声不管如何微弱，却永远也不会停止。最近在“六四”大屠杀十四周年前夕，以丁子霖、张先玲为代表的六四受难者亲属，再次向中国国家领导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公开信，要求与政府对话、调查“六四”屠杀真相、抚恤受难者和立案追究主要责任者李鹏的法律责任。

不管是继续抗争的生者，还是死不瞑目的死者，都在这样一个忌日里，请求我们每一个同胞：承担起你的责任，给我们亏欠了的他们一个公正，给中国一个有希望的未来。